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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的发展好不好要看创新环境好不好

范文

段永基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很多人问我，在中关村的发展中，四通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开创了很多第一，特别是在制度创新方面。在当时的年代，四通是怎么做出那么多“第一”的？这其中有什么背景和故事？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和大家分享一下。创新是被逼出来的

其实很多事情和大家的想象不一样，我们不是自己主动创新创造的，而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当时四通的体制本身与社会管理体制完全不相容。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要害就是把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分开，然后把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完全放给个体承包的农户，很有成效，所以胡耀邦总书记就号召：“包”字进城。“包”字进城，这句话很直白、很简单，但它却有极深刻的经济学内涵：既把企业、个人创造财富的责任完全交给了承包者个人，当然收益也归其所有，也就是说政府要为每个社会成员创造发财的机会、创造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机会。

这种包产到户的风刮到城里以后，就出现了一些类似的工业组织，最早像华夏硅谷、京海、科海等等，他们实际上是国有民营的，就是把所有权和经营权、收益权分开的企业形态。

四通就比较特殊，四通当时叫做“民有、民办、民享”，最早我们是这么提的。“民有”是我们自有的，不是国有的，四通没有政府、国企一分钱的投入；“民营”是我们自主经营的；“民享”是最后收益也是我们自己的。

这种体制，和当时全中国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在资源配置和市场许可方面都没有任何机会，所以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努力。

在计划体制的冰天雪地里，去找一些有空隙的地方，在国有产权一统天下的大宏观环境下，找到一些体制不管，方便我们去发展、去努力的地方。

我们这些人出身背景都是技术人员，所以我们就比较倾向于高科技领域，当时计算机刚刚兴起，以“第三次浪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形成，但这个领域的管理还没有形成。所以我们就从这个领域突破。

四通最早做的是打印机的中文化，外国出了很多打印机，计算机要打印文字出来，但是打不出中文，我们就利用我们的资源优势，把很多这方面的优秀人才聚集起来，编写出一个能在打印机上打印中文的软件，然后在全中国卖能打中文的打印机，就这样掘到了我们的第一桶金。

所以说，是因为这种企业本身的制度和整个社会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冲突，使得我们这些人不断地去寻找一些突破，来求得公司的发展。四通的很多个第一的产生，根本原因在这。“四自原则”的提出

四通给所有的民营企业立了一个标杆，在体制上突破了许多束缚，当时的许多口号，比如“四自原则”，都是四通最早提出来的，有人问我当时是怎么想出这些口号的呢？

其实，“四自原则”也不是我们四通这些创业者凭空创造的，是当时在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同志启发下逐步形成的。

中关村在四通之前已经有了华夏硅谷、京海、科海、信通，但他们都是大院大所投资的，或者是大院大所和海淀区政府合资的。

所以贾春旺同志就提出，能不能动员一些知识分子，辞去公职，不端铁饭碗，只端泥饭碗，看这种模型能不能发展。所以就动员了四通的创业者们依照新模型来创办企业。

四通和当時所有的公司都不一样，我们来四通都是辞去公职的，贾春旺同志还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

有些共产党员要辞职，要到四通，单位就说，你要辞职我就开除你党籍。贾春旺同志讲，如果因为参加四通被开除党籍，到四通以后重新发展入党，党龄连续计算。后来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党章里也没有这一条啊，他当时说，反正我是区委书记，我就这么定了。

因为这种特殊的背景，四通没有铁饭碗，我们的公司垮了，是没有人发工资的，我们所有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要靠自己的双手。这就迫使我们要做各种各样的努力，这就是我们比中关村其他公司都拼命的原因，因为完全是自己的，我们是自由组合的。因为你如果不自由组合，人家不愿意来啊，我们是没有工资保证的公司，资金当时也是自筹的，没有政府给投资。政府也不给我们许可证，也不给我们特许经营权利，这就是当时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的“自由组合、自筹基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四自原则的形成过程。

四通不仅在制度上创新，也在技术上创新。计算机技术的引入，也是从四通打字机开始的。四通打字机的想法是日本三井物产给我们提议的，他说在信息化时代到来的时候，在联合国总部，要找中国代表团很容易，为什么？因为打字时噼里啪啦拼命响的就是中国代表团，别的国家都用电子打印了，唯独我们还用老式打字机打印，所以你们应该搞中文电子打字机，中英文打字机。

在我们开始之前，全世界已经有几个国家在做这事了，一个是意大利，他们已经在研究中英文打字机；一个是日本的理光集团，也在搞中英文电子打字机的研究；还有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有一个大企业家因为跟中国非常友好，也在做中英文打字机。

所以我们也是受国外先进技术的先导者的影响，开始做这个事情。当然我们比他们都有优势，所以我们做得比较成功。开股份制改革先河

现在很多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对四通都有感情的。或许他们已经忘了当时四通是做什么的了，但对于当时的口号都一定记忆犹新。四通的成功，除了所有制，还有个人的解放。

在各种生产要素里边，最核心的生产要素是人，四通这种体制容易激励人的创新、创业热情。

之前，我们所在的科学院，国家机关是有人安排你的工作，有人保证你的生活的。来到四通之后，没有人安排你的工作，也没有人保障你的生活。怎么办呢？只能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劳动去创造财富，去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甚至去解决自己的事业发展，自己的理想追求。所以，公司对员工提出：你有多大本事，能翻多大筋斗，公司就给你铺多大垫子。

这样，公司的员工创新、创业的热情被充分激发了，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干部、员工都主动积极地找市场、找技术、找发展的机会。

在解放人的过程中，我们也认真地研究了人的创造精神，人的工作热情的最大的驱动力是什么？最大驱动力实际上是所有权的激励。所以我们很早提出了股份化。

我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因为特殊的体制，以及我们这种体制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管理系统的矛盾和冲突，迫使我们不断地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积极主动地找机会、找市场，想着怎么和国际接轨，同时要不断激励职工，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激发他们的工作干劲。我们不断琢磨这些东西，就产生了所说的很多个第一。提出二次创业

后来我们为什么提二次创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越来越大，我们对国外的技术，对国外的企业、对现代经济越来越了解。

当时，我们在讨论什么叫国际化，我说把臭豆腐卖到全世界，这不叫国际化，像王致和臭豆腐都已经卖到全世界了，把海天酱油卖到全世界也不算国际化。国际化是什么？是要在国际范围内，有能力组织资源、组织资金、组织技术、组织人才、组织市场、组织各种合作伙伴，这才叫国际化。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前后办了18家中外合资企业，我们的合作外方都是世界500强，没有一家例外，日本的三井、三菱、富士通、松下，欧姆龙，美国的微软、康柏、NCR、TRW等等。我们意识到，一个企业要发展，必须形成在全球组织资源的能力，但是当时我们能力有限，所以我们就与巨人同行。

到后来，我们觉得，光做贸易跟外国人合作，光把外国产品拿进来卖，不是长久之计。这样的企业是建在沙滩上，必须做产业化，所以就逐渐形成了四化。第一，要激励员工的创造热情和工作激情，要股份化；第二要大船结构，搞集中经营集团化；第三要产业化，第四要国际化。

所以，我们二次创业搞四化，就是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就是看到我们自身的弱点。提出四化战略的过程，没那么复杂和神秘，都是被逼出来的。创新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

四通的创新突破也经历了很多困难，无论是从技术、人员、制度各方面，都遇到很多困难，这个过程中不得不说，我们各级党委的领导，给了四通给了中关村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如果没有方毅、李锡铭、宋健、贾春旺、张福森、胡昭广、沈仁道……这些领导同志在关键时刻的支持和帮助，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四通，也没有今天的中关村。

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改革意识，也有非常勇敢的责任担当。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支持四通是冒风险的。

1984年，我们刚成立，中关村就有十几个教授给党中央写信告状，说四通等企业倒卖科学院的物资，倒卖外汇。1884年底，就有了工作组检查四通，当时李锡铭同志挺身而出说，他们刚办，让他们试试看吧，就这样才把中关村保下来了。

李岚清同志当时说：中关村是综合改革试验区，说你们想要什么政策中央都给。江泽民总书记也非常重视中关村，每年都来。当时贾庆林同志请纳斯塔克总裁吃饭，问他：硅谷是怎么成功的？他说：“没有纳斯达克就没有硅谷，我们只要够标准立刻去上市，不要营业额，不要利润，然后就有大的资金支持。”

贾庆林提议和纳斯达克合作，搞一个中关村的纳斯达克。我说：“贾书记，金融政策咱们北京市定不下来，是中央定的政策。”

他生气了，一拍桌子说：“要政策是我的事，你去策划去，跟他再搞合作。”我们搞了个中关村技术交易平台。

台湾新竹学习硅谷很成功，但开始时那里也没有VC、没有纳斯达克那样的交易平台。后来，在交通银行下面专门成立一个交通银行开发部，这开发部的管理体制和银行不一样，由他们来作为一个政府鼓励的VC，来吸引美国投资基金进来，并成立了OTC交易平台，新竹就发展了。

仿照纳斯达克成立了“中关村技术交易”公司后，我还去请了当年新竹交通银行开发部第一任总经理来任职。但后来组织部干部说，老段是民营企业，来管理这公司等于黄鼠狼看鸡窝。这样，这家公司的管理就交给组织部门信任的干部了。整个过程受到体制的限制，很多构想都无法实施。

我再舉个例子，就是创办青年创业投资基金，科大讯飞就是我们第一个投的，联想跟着进去投的。可是我一走，立刻平价就卖掉。科技创新应得到资本的支持

科技创新与金融应该是紧密结合的，没有资金的支持也没法儿创新。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了解了硅谷的情况、了解了新竹的情况以后，我们觉得科技创新最后要到产业化、规模化，最关键的是资本的支持、金融的支持，所以必须和资本市场结合。

第一，四通最早决定上市，在1992年就开始策划，谋划打通和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打通这个通道之后，可以融一笔钱，但更主要的是，按照条例，上市公司管理必须严谨、规范，这对企业的发展壮大更有意义。1993年，我们成功上市。

第二个，就是内部的激励问题，要不断地推进股份制。经济学研究证明对人类的创造力，拼命精神的激励，最根本的问题是产权；在产权没明晰之前，可以把收益权明细。所以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收益权的私有化改造。

但是，这样依然不够彻底，所以还得进行产权明晰。1998年，我们得到朱镕基总理的批准，搞了中国第一例民营企业MBO，当时的方案不理想，因为国务院的规定是全员持股，可如果全员持股，人家只有1%、2%的股，跟没有差不多。但按照当时的现行政策，只能这样做。

后来我们内部搞了一个流通制度，通过内部流通的方式，让股权相对集中，就真正完成整个股权的私有制改造。四通的许多创新要结合国内的政策才能在有创新的同时，有了可操作性。发展快主要是政策环境好

中关村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不管分多少个阶段，我觉得，发展快的时候都是政策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发展慢的时候，都是创新环境建设不够的时候。

发展快的阶段，主要政策环境好，当地的区委、区政府的领导、管委会的领导，不断为我们争取创造，让我们有一个有良好营商氛围的小环境，允许我们实验。其次，是领导帮我们去公关，什么政策不合适，应该怎么去改，帮助我们和主管的政府部门去沟通、去努力。

相比起来，那些帮助做产业规划、招商引资，要点地、要点什么优惠，都不是太重要了。

怎么保护科技人员的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怎么激励他们创业和创新的激情，怎样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是中关村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中国的要素资源都在政府手里，如果政府比较支持，创业环境就会比较好，中关村就会发展的快。

现在已经到了大数据时代、共享经济时代，中关村应该高度重视。大数据时代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管理模型都提出了挑战。我觉得相关部门应该认真研究，在这个时代，创造什么的政策环境，提供什么样的行政资源支持，才能让大数据时代来临的时候，让一些公司脱颖而出。

现在想的不应该是今年明年的事，应该想五年以后是什么样的，然后去培养这样的企业，在这方面着力，才能走在前头。

在大数据技术的有力推动下，在共享经济业态正在蓄势待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迅猛发展的新时期，希望中关村，希望年轻的中关村人，继续发扬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开风气之先的引领作用。实现伟大祖国2035年的宏伟目标，再创辉煌。

（责任编辑庄双博）

作者系四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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