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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史上居功至伟的“补短板”（上）

范文

王忠明

回望40年，中华大地上奇迹频出，其中有的石破天惊，堪称“绝代之功”，尤当珍视。在我看来，民营经济即如此。其拔地而起、脱颖而出，且以惊人的速度和燎原之势成长壮大，足以显现规律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不仅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改变，而且还颇具人类史意义。

一部民营经济发展史，是亿万中国人民百感交集的脱贫史、脱愚史、奋斗史。可以肯定地说，40年中国民营经济大崛起大发展，使之有足够的底气，在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改革开放道路的英明正确、体现亿万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首创精神、体现人类社会普遍向往和追求幸福美好等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和范例性。

最直观也是最壮观的“平地起高楼”

民营经济，按约定俗成的说法，是指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两大部分，故又叫“个私经济”。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官方称谓是“非公有制经济”（以下简称“非公经济”），有别于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非公经济，其实还包括在华外企的经营活动，其意义不可忽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引进外资有相当重要的杠杆撬动作用，但在迅速扩展的整个市场主体总量中则是“微弱少数”，而且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因此，人们习惯于将“非公经济”与“民营经济”相提并论，两者通常相互指代。

众所周知，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公有制经济在我国一直居于正统地位而广泛存在，而非公经济（民营经济、个私经济）则命运多舛，或被改造，或被合营，搞得狼狈不堪。直至40年前，全国饱经“文革”磨难，痛割“资本主义尾巴”，使之基本絕迹，沦为一片空白。

正如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黄孟复不久前接受《中国民商》杂志专访时所指出那样，1978年那时，我们“没有一家私营企业”，而“到2017年个体工商户达6579万家，2016年私营控股企业法人1254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3000多万人。这3000多万投资者再加上6500多万的个体工商户，构成了近亿人的创业建企大军，这个群体是造就改革开放40年历史剧变的主要微观基础”。

亦如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党组书记、国家经贸委原副主任陈清泰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访谈时所表述的那样，“回顾40年的改革，我国是从公有制十分彻底的状态下起步的，一次次生产力的解放几乎都伴随着所有制理论政策的突破”。所谓“公有制十分彻底”，我理解，就是指改革开放前尽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独步天下。而民营经济完全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事物，是从零开始、破茧而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成长壮大起来的。他说：“40年来，在并不十分宽松的环境条件下，非公经济较快成长，表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可见，从民营经济的前世今生看，其横空出世、异军突起，且渐成大气候，确实是最经典的“从无到有”、最直观也是最壮观的“平地起高楼”。套用当下举国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专用语汇，堪称是惊世骇俗的“补短板”。

伟大，可以带动伟大

“补短板”，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突破口之一，主要是解决现在的供给结构失衡问题，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方面的有效供给不足，以及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发展方面的滞后和不充分……换言之，也就是要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解决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所内在决定的“优不优”的改善性问题。而40年前，民营经济完全被清除殆尽，形成了当时很严重、很致命的一块大“短板”。它直接导致全面短缺窘境，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尽管目前也有论者在总结回顾40年改革开放历程时，拿出一些数据表示不赞成“濒临崩溃说”，但是，从那个年代全国范围内普遍衣食寒酸和通行凭票供应、定量分配等异常拮据的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看，至少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举步维艰的萧条和不景气，应当是确凿无疑的。

这注定了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人心所向，民心所向，必然将这块“短板”当作重点加以突破。尽管当初更多的注意力是投向乡镇企业的兴起上——乡镇企业属集体经济，为公有制经济范畴，故政治风险或阻力较小，然而，那些敢为天下先、随即被称作“个体户”或“冒尖户”的先行者们却在底层急切挣脱束缚而一显身手了。有数据显示，1979年，全国各省（区、市）批准开业的城镇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比1978年增加70%，总数达到25万户，而到1980年7月底总数已达到近40万户，到1981年底则飙升至182.7752万户。真可谓突飞猛进、势不可挡。

毫无疑问，依据当时的特殊情境，这个“补短板”与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补短板”相比，着重是从需求侧发力，立足于尽快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以满足亿万人民基本温饱需求以及随后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出发点的，其成效可谓立竿见影，异常显赫、耀眼。正因如此，这个“补短板”显然更具有压倒一切的气势，更具有动员力和持久性，更具有规模和溢出效应，也更有资本和理由被誉为40年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最能体现“伟大”为何物的一项世纪工程。

伟大，可以带动伟大；伟大，可以点燃伟大。发展民营经济的伟大意义恰在于，这块“短板”一经修补，整个供求关系、整个所有制结构乃至经济结构便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而就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进程（基本框架、雏形和可能性），就有全面改革及时从农村转向城市的伟大跃迁，就有深圳特区、上海浦东等先行开发开放地区的伟大创举（不竭活力与生命力），就有10多亿人口从“站起来”到告别短缺经济和温饱阶段直至“富起来”的伟大史诗（脱贫致富奔小康）……

改革，就是让革命没有机会

上下五千年。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中，在整个人类史上，何曾有过规模如此宏大、一举改变几亿民众贫穷落后面貌和卑微国际地位的“补短板”？从中，我们聆听到的不正是真理的呼唤“改革，就是让革命没有机会”？不正是一个大国前进——摆脱积弱积贫而昂首前进的脚步声吗？

有了这个“补短板”，可以说，全盘皆活，真正发挥出了“牵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否则，我们在茫然无措中、在举步维艰中，不知还要困顿多少年？又如何为全人类的减贫事业“首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为了更加确切地揭示这个“补短板”的丰富内涵及意义，我们不妨再摆列一些最新数据，以便比较分析，尽管个别会有所重复。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6579.4万户，私营企业2726.3万户，合计占全部市场主体的94.8%。我国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3.41亿人，比2016年增加3100万人。

据《财富》杂志2018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有120家企业上榜，上榜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的126家，而远超第三位日本的52家，其营收规模高达7.16万亿美元，占世界500强总营收的24%。在整个入榜中国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已增至20%。除了联想、华为等多次上榜的知名企业外，首次上榜的13家中国企业中，也多为民营企业。

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8中国企业500强，民营企业的入榜数量在2010年至2017年间不断增加，从172家增至237家，2017年比上年多入榜11家。

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门槛不断提高，2015年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营业收入为101.75亿元；2017年则上升到156.84亿元。

又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我国2018年上半年新设市场主体998.3万户，新登记企业327.4万户，同比增长均为12.5%；日均新登记企业，2015年首次突破1万户，2017年达到1.81万户，临近翻番，其中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

……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将进入世界500强（包括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企业500强）的大型企业称作“顶天立地”，而将为数众多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称作“铺天盖地”。但是，我特別想说的是，在浩浩荡荡的“补短板”历史进程中，所谓“铺天盖地”本身，就具有“顶天立地”的豪迈气概和特质，且与大型企业结构化，便更有“改天换地”的洪荒之力。正是数以几千万计的民营企业，在40年峥嵘岁月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由弱而强，逐渐挺起了民营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脊梁，赋能于“补短板”，成为整个改革开放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个“时代表述”，并且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频共振。

从“零”到“五六七八九”

这个“补短板”，从本质上说，就是生产力的大解放、人民生活大跃升。民营经济由于与民生问题关联密切，因此，也常常被称为“草根经济”、“老百姓经济”或“大众经济”。补齐民营经济这块短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有了依托，就能别开生面。比如40年来中国已有7亿多人脱贫，占全球脱贫人口总数的70%；又如中国的小学净入学率已升至99.9%，教育普及率大幅提高……

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包括钢铁、水泥、铝和精炼铜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831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大崛起大发展，焉能创造这样惊天动地的中国奇迹？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相关公告，2017年末全国就业人员达到77640万人，比上年年末增加37万人。就业总量增加，工资水平也相应提升。同年，全国民营企业的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5761元，比上年增加2928元，增长6.8%；两亿多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3485元，比上年提高210元，增长6.4%，其中大多是在一般建筑业、生产流水线和日常服务业等民营企业比较密集的行业领域打工。

来自其他渠道的数据也显示，2017年中国的GDP 为12万亿美元，美国是19万亿美元，中国已是位居世界第三的日本（5万亿美元）的2.5倍；2016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是3.2万亿美元，美国是2.2万亿美元，中国将近比美国大一半，比日本大3倍。而多年来，中国民营经济占国民经济总量、制造业增加值以及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均已超过60%。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投资大国，中国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也在迅速增强，其中都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强大支撑与贡献。最近（8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也指出，“要充分认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发源地。做好中小企业工作，对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资、稳外贸、稳预期，增强经济长期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现在的中小企业（包括小微企业）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因此，从“零”到“五六七八九”，恰是民营经济40年“补短板”的生动概括。

另据2018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揭示，中国共有476人（含内地373人）上榜，其中25人财富超过100亿美元，15人挤进前100名，马化腾一跃成为中国和亚洲首富，其身家达到453亿美元，排名第17。马云身家为390亿美元，排名20。

……

这些都表明，我国民营经济成长壮大的过程，就是社会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的过程，也是造福全体人民、不断提高社会生活水平的过程。它是富强之源、幸福之源。

培育中产阶层的“原产地”

这个“补短板”，还补出了一个新社会阶层。在较长一个时期，我国不仅物质匮乏，人民生活贫瘠，而且社会阶层也比较固化单调。从逻辑关系看，后者其实也是前者的致因之一。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框架下，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划分粗放，基本格局是“两阶级一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社会阶层相继涌现。最初被纳入“新社会阶层”概念的主要有六类，即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此后，2015年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又正式作出调整，将原定的六类归纳为三类，一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二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以及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人员），三为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据有关分析，从私营企业主的来源和政治参与看，其20%来自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下海”人员，28%是中共党员，4.8%是民主党派，23.9%担任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12月刊）。

对这些“新社会阶层”，执政党的基本认知和定性是，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无论调整前后，不断澎湃向前的民营经济，都切切实实地为全社会塑造出了一个特色鲜明、地位显在的新阶层。这个新阶层，实际上也是走在全国人民前列而率先进入小康社会的中产阶层以及富有或超富有群体。他们以创造财富为己任，不仅自己先富起来，形成人数日益增多的中产阶层以及富有或超富有群体，还带动相当一部分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甚至普通员工，以及他们的家庭，跻身于中等收入乃至高收入人群。

在国际上，一些权威机构定义“中产阶层”，有的提出是“每天消费2美元至20美元的人群”（亚洲开发银行），有的提出是“以个人拥有财富5万至50万美元为标准”（瑞信）。按此，我国中产阶层人数在2015年就已达到1.09亿，居世界各国之首，占比约为10.7%（参见瑞信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5》）。我国有学者（例如社会学家陆学艺等）则认为，中产阶层应主要由脑力劳动者构成，其中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以及广大中小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若此，我国中产阶层占比早在2005年已约为21.84%（参见“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8）。本文不参与相关学术讨论，仅仅是想借用这些数据（有的年份虽已略显久远）说明，大力“补短板”、发展民营经济，是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的“暖房”和“温床”，是生长新社会阶层的主要“原产地”，是调整、丰富和优化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通道之一；无论是新社会阶层，还是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乃至富有或超富有群体，都离不开“补短板”这个硬道理。

从长远来看，如果党和国家创造更好的“尊商、重商、亲商、安商”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社会环境（包括舆论环境等），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坚决治理和惩处“不作为、懒作为”的庸政怠政行为和“胡作为、乱作为”的滥权越权行为，那么，这个新阶层也一定能够与时俱进，增强爱党报国和合规经营意识，撸起袖子加油干，成长得更加出色、优秀，从而更有利于全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场伟大征战中发挥好基石或压舱石作用。他们不仅是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生产主力和消费主体、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稳定器，而且也正在成为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进步力量。中国能否建成高收入社会乃至“强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懂得并且心悦诚服卡内基《论财富》中所说的那句名言：“在法律上，财富是私有的，但在道德和价值层面，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

很显然，这个新阶层的幸运、难得机遇以及特殊经历，使得他们对党的富民政策和改革开放战略有着不同寻常的深刻体会和领会，不但打从心底由衷拥护，而且稳定预期尤为强烈。因此，完全应当肯定，不只是公有制经济，非公经济或民营经济也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是创建和谐社会、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定的主力军团。

与此同时，从“出生”而论，这个新阶层仿佛就是为创业而生、为创新而生的。他们离市场最近，敢想敢干，最具有创业创新的天赋与胆识，是最典型的市场经济弄潮儿。他们以自己的成功实践表明，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中华民族史上一次最为广泛而又深刻的私有产权返还运动。虽然在如此大规模、大阵容的创业创新洪流中，难免鱼龙混杂、问题不少、困扰不少，但毕竟劈波斩浪、披荆斩棘地撑起了民营经济这片天。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显性、成长性、规模性都大大超越一般群体的新阶层，事实上也考验着全社会的包容度，到底能否给足其走向成熟完善所必需的时间及其磨砺。

“中国企业逐渐喜欢上规则”

这个“补短板”，也大大“进补”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国际竞争力。衡量民营经济大崛起大发展，一个重要视角便是它不仅大力扩展和夯实了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经济体量，而且大大增强和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声望，让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大踏步走出国门，在全世界展現“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快速改变自身命运、自身形象的发展魅力以及影响力。如今，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工业系统、最大的进出口系统。而且，中国的民营企业已遍布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它们收购并购、合资合作、贸易投资的奔忙身影。它们竞相分享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红利，同时也使全球消费者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这就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升级版”和“国际版”。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是民营经济拓展市场边界、谋求更大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

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达到10.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5.3%；2018年前7个月，已达到6.5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4%，占外贸总值的39.2%，比去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

另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由国有企业为主转变为民营企业为主，2016年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比达到68%；从2012年至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年均增幅达33%，而2015年民营企业境外并购金额占当年境外并购总额的75.6%，在数量和金额上均首次超过国有企业。2017年前三季度，由民营企业参与发起的并购数量达到359宗，占总共572宗的63%，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市场的主导力量。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浪潮迭涌中，有了相当实力基础和竞争历练的中国民营经济展现出了决不示弱的冲刺力，跑到了全球互联网新经济领域的前沿。例如汉能集团在全球竞争激烈的薄膜太阳能及清洁能源领域，首创了移动能源这一新兴行业，实现了“中国领先一把”，占据了世界技术创新的制高点。此外，颇具当代标志性意义的就是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领域的“独角兽企业”。在这个“百兽奔腾”的时空里，中国民营经济展现出了为公有制经济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根据德勤事务所最近发布的《中美独角兽研究报告》，截至2017年6月30日，全球有252家独角企业，美国106家，占总数的42.1%，全球第一；中国98家，占38.9%，全球第二，而排名第三的印度只有10家。《报告》中的超级独角兽企业（即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榜单显示，全球估值前10名的独角兽企业里，中国占5家，全是民营企业，分别是蚂蚁金服、滴滴出行、小米、美团、大众点评。

更重要的是，许多民营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也大大改善了自己的经营方式，从而有助于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负面印象，树立良好的民族形象。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今年6月2日发表评论，题目就叫《中国企业逐渐喜欢上规则》。文章称，“中国是一个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国企业一直采取基于关系的方式进行经营。但随着中国走向全球，其社会和企业必须学会基于规则的办事方式。由此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进行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是否正在向基于规则的市场和公司学习”，“在基于规则的市场中，中国的海外投资往往是收购，而非绿地投资，因为这些经济体透明度较高，因此能够实现对目标公司更好的事前评估和事后整合。这使得更有效的转移和吸收资源、知识和技术成为可能。相反，在基于关系的国家，绿地投资使投资者可以直接创造和管理资产，因此更容易获得和保护技术”，“由此看来，治理方面的学习似乎正在从事海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中发生。如果属实，这就是一个可喜的迹象：这种学习会帮助中国经济转向基于规则的体系。这种转变将会是缓慢和痛苦的，因为它会削弱基于关系的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并会削弱国家官僚机构。”从“基于关系”向“基于规则”转型，正是中国民营企业“补短板”——补“软实力”短板的突出表现之一，是非常可喜的一大进步。

完全可以想象，假如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我们何以能迅速增强综合国力，从而有经济基础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相继成功举办亚运会、申办并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举办上合组织峰会、G20峰会、50国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等主场外交活动，还将于2020年再度举办亚运会、2022年举办冬奥会？假如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我们何以能展现市场经济精神和规则意识，赢得国际社会认可，从而成功加入WTO，深度汇入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改革开放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并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与东盟国家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提出充满东方智慧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分享自己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全球在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等方面互联互通？假如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我们何以能在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上形成有目共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让港澳同胞信服“一国两制”，确保香港、澳门如期平稳地回归祖国怀抱？假如不发展民营经济，我们何以能产生惊人的出口创汇能力，为相关部门通过外汇注资国有银行提供基础，为化解中国银行业的债务危机立下汗马功劳？假如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我们何以能从困扰中国人千百年的“勤劳而不富有”的历史怪圈中走出来，加快摆脱形影相随的贫困、落后和愚昧，并且抱团兴起声势浩大的“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为全人类的减贫事业和进步事业贡献中国方案？

……

不必过于夸大40年中国民营经济大崛起大发展的意義和作用，但是，请听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评价，我们便能知道这个“补短板”着实是一座历史丰碑，它应该担受得住与其付出的百般艰辛和万般努力相般配的更多掌声与鲜花、更多赞颂与鼓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3月4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政协委员联组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强调指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出来的一条道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在我们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长期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是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有意思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量，如今仍以日均1.8万多户民营企业的增量继续扩容。从数量规模来看，民营经济这块“短板”已经补得有声有色、相当成功，足以作为宏大叙事写入人类史册，为众多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改变自已的命运，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提供镜鉴。而历史有内在的存续关系（存续性）、嬗递关系（嬗递性）。这个“补短板”演进至今，接续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补短板”，实际上已给后者奠定了许多必然性，哪怕也包含前者在演进过程中积累的一些问题。但是，从问题导向的角度看，这也恰恰是民营经济在整个成长壮大经历中对完善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支付的试错成本，无疑可看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付出与贡献。（待续）

（责任编辑庄双博）

作者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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