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人力资源发展视角下的旅游从业女性职业发展阻碍因素分析 |
范文 | 王源 摘 要:旅游业是国民第三产业中的朝阳产业,尤其是在疫情肆虐、外贸经济受阻的当下,旅游经济的复苏对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行业的发展,离不开人员的稳定与提升。如何促进旅游业从业人员,尤其是女性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与个人发展,对旅游业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女性;旅游业;职业阻碍;职业发展;职业期望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05(a)--06 旅游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广东省2007年、2012年和2015年为例,广东省旅游产值占GDP比重达到10.42%、13.04%和13.62%;在就业比重上达到7.46%、10.22%和13.08%;在税收比重上达到12.81%、11.96%和13.31%[1]。可见,旅游产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效应明显。任何行业的发展与增长,都离不开从业人员的稳定与提升,在旅游业“劳动密集型和资金、知识密集型”[2]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旅游人力资源管理开发工作已成为旅游业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促进旅游业从业人员的成长、稳定与提升旅游业从业人员队伍,是新形势下各旅游企业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本文从人力资源发展角度出发,以旅游业中的女性从业人员为研究对象开展了调研,力求探寻阻碍女性旅游业从业者发展的因素,为旅游业人力资源发展的改善与提升提供可行性建议,进而促进旅游业复苏,推动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持续发展。 1 调研指标设计 本次调研问卷的体系设计参考了黄丽[3]与赵晓鸣[4]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三部分的调研结构:第一部分主要从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年龄、收入、教育程度、职位层级等,共5项指标;第二部分着眼旅游业女性职业发展的阻碍因素探究,包括自我效能阻碍、成就动机阻碍、依赖性阻碍、家庭导向观念阻碍、职业期望阻碍等25项指标;第三部分探索旅游业女性员工的职业卷入状态,包括奉献卷入、活力卷入、专注卷入等15项指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调研评价采用李克特(Likert5PointScale)量表模式(1~5表示从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2 调研数据分析综述 2.1 样本特征分析 本次调研对象为广东旅游服务行业中的在岗女性(样本特征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在年龄情况上,本次受访对象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1~30岁(占总样本数92.1%),受访对象所在具体行业集中于酒店(占比57.6%)、景区(占比27.2%)与旅行社(占比12.0%)三大类;在工作职级情况上,受访对象从业岗位多在基层,主要是基层员工以及基层管理人员,其中基层员工占比86.4%,基层管理人员占比11.0%;在教育水平上,主要是大专及本科层次(占比96.9%);在收入水平上,受访对象收入在2000元以下(占比21.5%)、2000~3999元(占比52.4)以及4000~5999元(占比19.4%)三个档次较为集中。综合分析,在旅游服务业中从事酒店、景区以及旅行社等行业女性的从业年龄普遍趋向年轻化,其收入水平以及教育程度均普遍不高,在职业晋升方面还有较大空间。 本次调研中受访对象的职业发展阻碍与职业卷入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对女性职业发展阻碍变量的25个指标以及职业卷入变量的15个指标的平均值以及标准差进行了描述统计,其中在设计问卷时,职业发展阻碍变量的各个具体指标均为逆向指标,因此得分越高越说明女性职业发展阻碍越大。从表2可以看出,在职业发展阻碍变量的25个指标中平均得分最高的3项指标为:“工作忙碌影响我与亲人的关系,我会内疚”(家庭导向观念4)、“我不太喜欢做没把握的工作”(成就动机4)、“面对没有把握的工作我会感到焦虑”(成就动机2),平均得分分别为3.30、3.29以及3.22,说明受访对象比较重视家庭关系并且比较厌恶做没有把握的工作。在职业发展阻碍变量的25个指标中平均得分最低的3项指标为:“我没有较高的薪资要求”(职业期望2)、“我没有较高的职位晋升要求”(职业期望4)、“我的专业和职业都是家人帮我选择和决策”(依赖性1),平均得分分别为2.23、2.27以及2.28,说明受访对象在薪资、晋升发展等职业期望上要求并不高,同时并不会对家人十分依赖。 在职业卷入变量的15个指标中平均得分最高的3项指标为:“上班时间,我十分专注于工作”(专注3)、“我工作时总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专注2)、“工作时,我有十足的动力和精力”(活力2),平均得分分别为3.58、3.42以及3.40,说明受访的旅游服务业女性在工作专注性2和3方面以及工作动力2方面并不会受到职业发展阻碍因素的较大影响,即受访者可以十分专业并且富有激情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在职业卷入变量的15个指标中平均得分最低的3项指标为:“当早上醒来时,我很想去上班”(活力1)、“我很难放下目前手上的工作”(专注4)、“我为我正在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奉献4),平均得分分别为2.92、3.18以及3.22,说明受访对象在工作动力1、专注性4以及奉献4方面会受到职业发展阻碍因素的较大影响,即受访者早上醒来并不是很想去上班、很愿意放下手头工作且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并不感到自豪。 2.2 职业发展阻碍因子分析 2.2.1 信度检验 本调研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进行数据收集,为了分析问卷调查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利用可靠性检验方法计算Cronbach's Alpha系数,来检测数据信度是否达标,检测各量表中问题回答内容的一致性,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信度分析中可以看出,职业期望、成就动机、依赖性、自我效能以及家庭导向观念的Cronbach'sAlpha系数分别为0.870、0.876、0.849、0.859以及0.807,均大于0.8(量表的信度系數如果大于0.8,则认为量表的信度非常好),因此本次调研的问卷中关于职业发展阻碍中的各个量表数据均具有良好的可信度。 2.2.2 效度检验 本文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问卷结构效度进行检验,判断本文问卷测量结果是否可以有效反映现实情况。由于职业发展阻碍因素中的各个指标均为逆向指标,因此对该因素下的25个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即处理后的数据表示:得分越高,阻碍越小,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职业发展阻碍变量的KMO为0.876大于0.8,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2903.187,对应的显著性p值为0.000小于0.05,因此职业发展阻碍变量下的指标数据结构比较有效,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2.2.3 降维处理情况分析 利用因子分析对职业发展阻碍变量下的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并通过最大方差旋转法对降维后的结果进行旋转处理,得到表3的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可以将25个指标降维到5个公因子,这5个公因子可以解释原始数据信息的67.493%。其中第1个公因子为职业期望阻碍,包括:“我没有较高的工作环境要求”“我没有较高的薪资要求”“我没有较高的职业发展期望”“我没有较高的职位晋升要求”“我没有非常明确的职业目标”5个指标;第2个公因子为成就动机阻碍,包括:“面对那些没有把握能处理的工作我会感到焦虑”“当遇到不能立即解决的问题,我会焦虑”“在执行一些我感觉困难的任务时,我害怕失败”“我不太喜欢做没把握的工作”“我不希望被分配一些困难的工作”5个指标;第3个公因子为依赖性阻碍,包括:“在他人错误的情况下,我会害怕关系破裂而不会反驳”“我经常迫使自己做不喜欢的事儿讨好别人”“我的专业和职业都是家人帮我选择和决策的”“我经常不能独立的对事情作出决定”“我会因为受到批评或没有得到表扬而难过”5个指标;第4个公因子为自我效能阻碍,包括:“坚持理想与目标对我来说比较困难”“我很努力,但并不能解决很多问题”“我对意想不到的情况通常会手忙脚乱”“面对困难时我通常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自己能力很普通,所以不能很好地面对困难”5个指标;第5个公因子为家庭导向观念阻碍,包括:“如果工作的忙碌影响了我与亲人的关系,会内疚”“与工作相比,家庭对我更重要”“照顾家人对我来说优先于做好工作”“如果家庭与工作发生冲突,我会放弃工作”“家庭关系不好会严重影响我的工作发展”5个指标。除此之外,可以看出各个因子中所包含具体指标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5,因此可以直接利用结果进行指标降维。 从5个公因子的平均值来看,职业期望阻碍的均值最大为3.58,依赖性阻碍的均值次之为3.49,成就动机阻碍的均值最小为2.86,由于已经对职业发展阻碍变量进行了正向化处理,因此根据平均值得分可以发现,成就动机因素的阻碍最大,职业期望因素的阻碍最小。 2.3 职业卷入因子分析 2.3.1 信度检验 从表4信度分析中可以看出,专注卷入以及活力卷入的Cronbach'sAlpha系数分别为0.916以及0.903,均大于0.8,因此认为问卷中关于职业卷入中的各个量表数据均具有良好的可信度。 2.3.2 效度检验 从表4可以看出,职业卷入变量的KMO为0.931大于0.8,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2123.756,对应的显著性p值为0.000小于0.05,因此职业卷入变量下的指标数据结构比较有效,且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3.3 降维处理情况分析 我们利用因子分析对职业卷入变量下的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并通过最大方差旋转法对降维后的结果进行旋转处理,得到表4的结果。从表4可以看出,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可以将15个指标降维到2个公因子,这2个公因子可以解释原始数据信息的65.695%。其中第1个公因子为专注卷入,包括:“我的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一件事”“我很难放下目前手上的工作”“上班时间,我十分专注于工作”“我工作时总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当我投入工作时我能忽略周围的环境”“我为我正在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当我沉浸于工作时我感到十分愉悦”“我的工作很有挑战性”8个指标;第2个公因子为活力卷入,包括:“工作时,我有十足的动力和精力”“我能够持续工作很久”“工作不顺利时,我不会泄气”“当早上醒来时,我很想去上班”“工作时我感觉心情舒畅”“我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动力”“我很钟情于自己的工作”7个指标。除此之外,各个因子中所包含具体指标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5,因此可以直接利用结果进行指标降维。从2个公因子的平均值来看,专注卷入的均值比较大为3.34,活力卷入的均值比较小为3.26。 2.4 回归分析 在SPSS22.0回归分析中,我们对职业发展阻碍变量进行了降维处理,将自我效能阻碍、成就动机阻碍、职业期望阻碍、家庭导向观念阻碍、依赖性阻碍5个公因子作为自变量,因变量则优化为专注卷入和活力卷入。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需要对自变量之间进行共线性检验,避免各个自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保证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根据容忍度和VIF值来判断自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其中容忍度为VIF值的倒数,当VIF值小于5,容忍度大于0.2时则认为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因此从表5可以看出5个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5,容忍度均大于0.2,因此各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 从回归结果的第1个模型可以看出,该模型的拟合优度0.063,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差,有待进一步改进;除此之外,在模型方差检验结果中,F值为2.483,显著性p值为0.033小于0.05,因此认为模型具有良好的统计意义。从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自变量家庭导向观念的显著性p值为0.03小于0.05,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认为家庭导向观念阻碍对专注卷入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且系数为-0.223,说明家庭导向观念阻礙变量增加一个单位,专注卷入变量就会下降0.233个单位。而其他4个自变量的显著性p值均大于0.05,所以认为这4个变量对专注卷入不存在显著影响作用。 从回归结果的第2个模型可以看出,该模型的拟合优度0.120,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差,有待进一步改进;除此之外,在模型方差检验结果中,F值为5.053,显著性p值为0.000小于0.05,因此认为模型具有良好的统计意义。从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自变量自我效能、家庭导向观念的显著性p值分别为0.018和0.000均小于0.05,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认为自我效能对活力卷入存在显著正向作用,而家庭导向观念阻碍对活力卷入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其他3个自变量的显著性p值均大于0.05,所以认为这3个变量对活力卷入不存在显著影响作用。 2.5 假设检验 最终假设检验如表6所示。 3 研究结论综述 本调研在综合人力资源、管理学、统计学等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运用SPSS22.0软件对广州地区一线旅游服务业在岗女性群体的职业阻碍和职业卷入的影响机制,进行了频数分析、描述性分析、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具体分析结论如下。 3.1 成就动机阻碍是旅游服务业女性职业发展的最高阻碍因素 调研设计的旅游服务业女性职业发展阻碍有5个公因子,包括“自我效能阻碍”“成就动机阻碍”“职业期望阻碍”“家庭导向观阻碍”“依赖性阻碍”等。受访对象对5个公因子的评价均值为:“职业期望阻碍”(3.58)、“依赖性阻碍”(3.49)、“自我效能阻碍”(2.96)、“家庭导向观念阻碍”(2.89)、“成就动机阻碍”(2.86)。由于已经对职业发展阻碍变量进行了正向化处理,因此根据平均值得分可以发现“成就动机”因素的阻碍最大,“职业期望”因素的阻碍最小,“自我效能”与“家庭导向观念”的评价均值低于3.00的阻碍因素,相比较而言,这两类属于本次调研中阻碍性评价稍小的因素。本调研的数据分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7.493%,KMO值为0.876,各公因子信度均高于0.8,与黄丽、赵晓鸣等设计的模型接近,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也将职业发展阻碍理论从人力资源管理中延伸到旅游研究领域和女性群体中。 3.2 活力卷入对旅游服务业女性职业发展影响最显著 在职业卷入维度上,本次调研通过最大方差旋转法将原有职业卷入的3个公因子变更为2个公因子,分别是“活力卷入”“专注卷入”。受访对象对上述2个公因子的评价均值分别是“专注卷入”(3.34)、“活力卷入”(3.26)。2个因子的评价均值均较为一致,表示受访对象对自身在工作上的专注与活力程度有较高的认可。活力卷入维度最终的累计方差解释率65.695%,KMO值为0.931,各公因子信度均高于0.90,各数据均展示出良好的因子分析结果,数据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3.3 旅游服务业女性职业发展阻碍对职业卷入有一定的负向影响 通过对受访对象职业发展阻碍与其职业卷入间关系展开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受访对象的5种职业发展阻碍因素对其职业卷入并未存在大规模的显著负向影响,只有部分阻碍因子对专注卷入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家庭导向观阻碍”,影响效应是“-0.223”,表明受访对象的家庭导向观能对她们在工作上的专注会产生较明显的消极影响。而其他的“职业期望阻碍”“成就动机阻碍”“依赖性阻碍”“自我效能阻碍”四种阻碍,对“专注卷入”的影响效应只有“-0.046”“-0.006”“0.061”、“0.138”,虽然有两类阻碍显现了微弱的负向效应,但是程度不显著,整体来看,这四种阻碍并不能构成对“专注卷入”的显著影响,多元回归分析中H1、H2、H3、H5的假设内容不成立。 在受访对象的职业发展阻碍与其工作活力卷入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职业发展阻碍的部分因子对工作活力卷入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仍是“家庭导向观阻碍”,影响效应是-0.311,表明受访对象的家庭导向观会对她们在工作上的活力状态产生较为明显的消极影响。剩下的“成就动机阻碍”“职业期望阻碍”“自我效能阻碍”“依赖性阻碍”这四种阻碍,对“活力卷入”的影响效应分别是“0.004” “-0.017”“0.208”“0.135”,上述四种阻碍均无法对“活力卷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多元回归分析中H6、H7、H8、H10的假设也不成立。10个假设中,2个假设成立、8个假设不成立,该结论与赵晓鸣的研究存在分歧,有待于进一步的调研继续加以验证与分析。 综上所述,职业发展阻碍的5个公因子中,只有“家庭导向观念阻碍”是唯一对“职业卷入”2个公因子均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的阻碍因子;“职业期望阻碍”则对“职业卷入”2个公因子有微弱的负向影响,但程度不显著;“成就动机阻碍”只对“职业卷入”中的“专注卷入”存在微弱负向影响,而“自我效能阻碍”“依赖性阻碍”对“职业卷入”2个因子存在的是正向影响。综合来看,虽然受访对象均承认职业发展阻碍因子对自身职业卷入的制约存在,但是除了“家庭导向观念阻碍”之外,其余因子实际上并未构成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也说明了在本次的调研中,对广州地区旅游行业女性工作卷入状态影响较重的阻礙因素是家庭观。 4 旅游业女性从业人员职业发展的改进建议 本次研究以广州地区旅游业的女性群体为调查对象,调研分析了该群体的职业发展阻碍因素,发现“职业期望阻碍”和“家庭导向观阻碍”是相对明显的阻碍因素。旅游职能部门、旅游企业和旅游组织管理者应着重把握组织内部女性从业者在自我效能、成就动机、职业期望、家庭导向观和依赖性等方面的状态,帮助旅游行业女性从业者解决困难,持续提升自身素养,实现旅游人力资源队伍的稳定与发展。 4.1 旅游业企业应该帮助在岗女性员工实现家庭与工作的平衡 本次调研中,我们发现对于广州地区旅游行业从业女性而言,职业发展中的最大阻碍是“家庭导向观阻碍”,这符合传统的社会常识。不论是基于心理原因,亦或是文化传统,相当一部分的职场女性,容易将家庭置于较高的位置,这就意味着相较于男性,她们在相同的工作时间下,往往还要付出其他心血用于维系家庭,无形中将消耗更多的精力与体力,这对于女性群体全身心投入工作无疑会造成阻碍。已有的研究表明,家庭与工作的冲突主要来自于以下四个方面:(1)负面情绪。(2)工作时间。(3)工作压力。(4)家庭理解[5]。 可以考虑采取对应措施降低冲突的发生:(1)培养女性职员积极心态,降低个体负面情感的影响。旅游业企业应该营造健康向上、团结互助的企业文化,加强正能量培训和宣传。帮助女性职工舒缓生活与工作中的负面情绪,不把情绪带入生活与工作,实现人生重要战场的平衡和双赢。(2)减轻女性职员工作时长。旅游业企业基于行业自身的特殊性,往往避免不了加班、轮班,甚至作息颠倒的工作安排,在保证企业正常经营的同时,企业应严格执行各项有关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尤其是针对女职工工作的保护。合理分配工作时长,杜绝不合理或超时的加班,确保女职工的带薪休假权利及“三期”时候的休息落实,可以参考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的举措,适当施行弹性工作制,增加员工的企业认同感和工作幸福感,减少离职倾向的产生。(3)减轻女性职工工作压力。显而易见,工作压力与工作家庭冲突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合理设计考核标准,优化工作流程,明确岗位职责,避免角色冲突引起的工作压力。同时,企业还应积极关注员工的需求和思想波动,营造开放的双向沟通环境,及时给予员工有效支持与帮助,降低沟通不畅下的工作压力。(4)提高职工家庭对工作的支持。旅游业企业可以参考组织“家庭日”,邀请员工家属参观或参加活动,争取员工家属对企业的认可以及对员工工作的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通过帮助员工解决员工子女就学等办法解决员工后顾之忧,降低员工的家庭工作冲突。 4.2 旅游业企业应与高校有机结合,提高女性员工的职业期望 针对调研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虽然“职业期望阻碍”并未对职业专注与职业活力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在两个职业卷入公因子关系里,“职业期望阻碍”显现的是一个双负的结果。可见,“职业期望阻碍”对于旅游业女性员工的职场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 对于职业期望的改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点着手进行:一是高校要发挥理论教育的优势,从源头为职场女性提供有效的职业期望教育。在本次调研数据中我们发现,旅游业职场女性的教育层次集中于“专科及本科”,这表明在广州区域的旅游业从业人员大多均毕业于高校,而高校毕业生职业期望往往受个体内在价值维度的影响[6],这涵盖了“才能发挥、自主性体现、工作挑战性、兴趣契合、机会均等、学以致用、职业环境”等多个方面,这些均可在高校教育阶段加以适当引导与强化。高校应该发挥自身就业服务体系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合理配置资源,根据个体在不同阶段的职业期望,建立全程化与专业化的职业指导体系,强化校内教育与校外实践的结合,为毕业生尤其是女性毕业生树立合理的职业期望。二是企业应该注重女性员工的实践养成,为女性员工的职场适应“添砖加瓦”。企业存在的目的是盈利,苛求企业在人才理论教育上实现与高校同等的作用并不现实,但是企业在人才教育上具有高校无法实现的效用,就是通过“传帮带”的传统形式,帮助女性员工将理论知识转换为实践技能,提高女性员工的个体内在价值评价,增加她们的就业信息,提高她们的职业期望。 4.3 旅游业企业主体应积极推动在岗女性从业人员的素质再提升 本次调研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显示,受访对象中大专及本科学历的比例为96.9%,但是其中以大专程度为主,说明广州旅游服务行业从业女性的学历存在较大的再提升空间。职业群体的教育程度情况,对于个体的个人能力发展、自我效能发挥、困难解决成功率、成就动机产生,都具有较大的影响效应。如果旅游行业管理者对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职业素养、心理素质甚至学历情况进行有计划的培训与提高,不断提升该群体的技能实力与学识,必然可以减少她们在自我效能、成就动机、职业期望、依赖性等因素上出现的阻碍,进而提升她们的职业荣誉感、成就感,最终实现個体、企业、社会多方面效益的提升。 参考文献 张琳.广东省旅游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6.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zwgk/2009-12/03/content_1479523.htm. 黄丽.女性职业发展自我阻隔因素量表的编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10. 赵晓鸣.旅游服务业女性职业发展阻碍因素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9. 尹彦婳.新生代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幸福感和离职倾向的关系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5. 刘语朝.湖南省应届大学毕业生期望值对其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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