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消费升级与价值链攀升：来自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
| 范文 | 康金红 戴翔 内容提要：作为需求层面重要表现的消费升级，对本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不仅会通过激发企业创新等“供给侧”着力点发挥作用，而且会通过“需求侧”本身的引力机制所触发的全球价值链区位转移而发挥作用，因为即便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价值链的全球区位“布局”也会受消费需求影响而进行调整。本文在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进而拓展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待检验理论和机制假说。进一步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对理论和机制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消费升级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诱发企业创新、依托本土市场规模，以及诱发全球价值链转移等具体作用机制而发挥作用。据此，依托消费升级促进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要注重破除制约消费扩大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 关键词：消费升级;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0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3-0018-08 收稿日期：2020-09-28 作者简介：康金红（1980-），女，河南鹤壁人，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戴翔（1980-），本文通讯作者，男，合肥人，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开放型经济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9SJA2074;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2019JSJG318。 一、问题提出 客观而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贫穷落后”条件下开始的。因此，受制于当初现实的要素禀赋状况约束，中国遵循比较优势的基本原理，只能通过发挥人口红利等初级要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1]，选择了以“低端嵌入”的方式全面而快速地融入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改革开放之初的现实条件不仅表现在要素禀赋所决定的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供给侧层面，同时还表现为收入水平较低从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需求侧层面，而后者同样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因如此，有些学者曾将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特征概括为：“用足国内低端要素，利用国外需求市场”[2]，即利用国际需求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需求市场，支撑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和战略有其内在缺陷，从长期看必然带来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尤其是对于有效解决“贫穷落后”条件下经济发展面临的供给和需求双约束问题，上述开放发展战略发挥了极为关键的意义和作用。毋庸置疑，正是得益于上述开放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实现了制造业长足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曾坦言：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惊人成就和巨大变化，从提高生產能力的供给侧角度看，已充分体现了中国于2010年就在规律上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而从本土市场需求角度看，则不仅体现为在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巨大人口规模效应作用下，本土需求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与此同时，还实现了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即所谓的消费升级。 那么现在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在制造业发展亟待由大到强转变的关键阶段，本土市场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能够成为引领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吗？本文对上述问题做出初步探讨。 二、文献回顾及假说 有关产业结构演进和高端化发展的理论研究表明，从其驱动力来看，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供给层面如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等因素，另一种就是需求层面即收入水平决定下的消费需求变化等因素。前者即通常所谓的鲍莫尔效应，后者即通常所谓的恩格尔效应。因此，传统理论实际上早已涉及需求因素对产业包括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影响。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升级，具体到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从其具体的作用机制角度看，事实上无论是透过创新还是透过规模效应，其着力点均为供给侧。众所周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本质是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位布局，因此，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所处地位，除了受到自身要素禀赋所决定的专业化分工能力影响外，与此同时还会受到全球价值链“布局”本身的影响。换言之，即便在没有诸如创新等技术进步以及规模效应等作用条件下，全球价值链“布局”策略的调整，同样会影响到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从推动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国际梯度转移的主要驱动力看，一方面固然受到基于要素禀赋的传统比较优势影响，即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能做什么”;另一方面其实也受到本土市场需求因素影响，即不同的市场需求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跨国公司在布局全球价值链过程中，究竟会“给你做什么”的问题。2013年联合国（UNCTD）发布的题为《全球价值链：投资和贸易促进发展》的年度世界投资报告，其中就有针对全球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布局的影响因素问卷调研，结果显示，需求因素是仅次于要素禀赋的第二大决定性因素。而在更早的有关案例研究也发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布局策略上，伴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即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本土市场规模需求在国际市场需求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中更多的高端环节包括研发创新等活动，转移至新兴市场经济体[4]。在其他因素均相同的条件下，为何市场需求规模因素会成为影响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进行区位配置的重要因素？如果说，这种区位配置策略在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模式下，还可以从运输成本角度进行解释的话，那么在以产品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显然需要有更加说服力的理论阐释。几乎与UNCTD发布《全球价值链：投资和贸易促进发展》报告的同时，也有学者较为系统地从市场需求规模角度，对价值链环节区位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探讨[5]，但是这一研究仍然是在“运输成本”的传统框架下进行的。客观地说，这一研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市场规模因素可能引发价值链的区位布局，从而影响分工地位问题，但仅聚焦在运输成本层面实际上仍然无法解释在其他因素不变条件下，Jones（2011）[4]研究发现市场需求规模的变化会带来不同增值环节和阶段的区位调整问题。对此，有学者进一步拓展了Baldwin?&?Venables（2013）[5]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具有不同价值增值能力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对贴近需求市场的敏感程度不同，正是这种特殊的作用机制，致使市场需求的规模因素可能引发不同增值环节在区位上的重新布局[6]。据此可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不仅传统的运输成本等因素会影响价值链区位布局，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和增值能力的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对贴近最终需求市场的敏感性有别，同样会成为一国或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因素。循此逻辑不难理解，消费升级作为本土市场需求规模变化的重要维度和表现，同样会通过诱发价值链条的区位转移而改变着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如下待检验理论和机制假说： 理论假说1：消费需求升级对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机制假说2：消费需求升级对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影响，会通过创新作用机制而发挥作用。 机制假说3：消费需求升级对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影响，会通过本土市场规模作用机制而发挥作用。 机制假说4：消费需求升级对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影响，会通过价值链区位转移作用机制而发挥作用。 三、研究设计 前文基于理论综述及其拓展性分析所提出的理论假说和作用机制假说，主要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推演，尚缺乏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支撑。为此，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从实证层面对前文的理论假说和机制说进行计量检验。 （一）关键指标选取及测度 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及测度。本文采用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替代指标。在具体的测算方法上，我们借鉴张杰等（2013）[7]的方法并加以适当的改进，提出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测算公式为： 其中，dva表示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Y表示制造业企业的总产出，D表示制造业企业所使用的国内中间品，IMP表示实际中间产品进口额，k=1、2、3分别表示贸易企业的类型，即一般贸易进出口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企业以及混合贸易进出口企业。 2消费升级变量的选取及测度。目前对消费升级的界定和测度指标，学术界同样未形成统一认识和方法。相对普遍的处理方法是根据消费内容，按照需求层次划分为生存型、发展型以及享乐型三大类，在度量消费升级时采用后两者的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表示，因为发展型和享乐型通常被认为是消费升级的表现。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所谓新恩格尔系数，比如采用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发展型”消费升级的替代指标，将文化娱乐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享乐型”消费升级的替代指标等。也有学者根据自身研究需要而对消费升级进行不同的划分方式和测度，比如采用家庭工业消费品支出与农业消费品支出之比表示、以服务消费支出与工业消费支出之比表示，以及以电影院全国票房表示等[8]。考虑到本文拟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来开展实证研究，因而采用诸如上述测度方法并不适合本文的研究需要。为此，本文在借鉴现有测算商品收入需求弹性的线性支出系統模型的基础上，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中收入需求弹性的计算结果，作为表征消费需求升级的替代变量。因为根据定义可知，需求收入弹性主要是指消费者收入变动1%所能引起的商品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它用以衡量需求变动对消费者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通常而言，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需求收入弹性的高低往往与商品特性有关，换言之，需求收入弹性越高的商品，商品的质量和档次也就越高，从而可以表征消费需求等级。为测算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需首先对计量模型（2）进行回归估计： 其中，ci表示第i中商品消费的总支出，y为居民可支配收入，ai和bi分别为待估计参数。根据定义可知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计算公式为：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拟采用企业微观数据开展计量研究，但是采用上述测算方法却无法在企业微观数据中直接进行测算，这是因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并不包含服务业企业，而服务消费显然又是消费升级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到服务消费在消费升级中的影响，尤其是服务消费可能反映在制造业企业层面消费升级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将服务消费支出映射到制造业企业产品需求层面上。受到数据限制，虽然我们无法将服务消费需求支出对制造业的影响具体和细化到产品层面，但仍有可能寻求在不同制造业行业层面上的影响。为此，我们可以基于部门间投入产出表，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分析中的需求拉动模型，具体测算服务消费支出对制造业产出需求的拉动作用。 3其他控制变量的选取及测度。以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作为表征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替代变量，由于现有文献研究已经发现，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因此，我们在综合借鉴现有文献研究发现基础上，同时在计量模型中纳入如下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以尽可能满足模型估计的无偏性要求。所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反映企业自身变量特征的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规模变量（记为Size），采用出口企业当年总销售额的对数表示;企业资本密集度变量（记为Cap），采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与企业平均员工数之比表示;企业年龄变量（记为Age），采用企业成立的实际年限的对数表示;国有企业虚拟变量（记为Soc），如果企业的所有制类型为国有企业，则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赋值为0;外资企业虚拟变量（记为Foc），如果企业的所有制类型为外资企业，则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赋值为0。另一类是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外部环境变量，主要包括所在行业竞争程度变量（记为HI），采用4分位行业计算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表示;贸易自由化变量（TL），采用进口贸易渗透率表示，具体测度方法借鉴余淼杰（2010）[9]的做法;政府补贴变量（记为Sub），采用政府补贴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表示。 （二）模型设定 综合上文分析，我们设定如式（3）的计量模型，以实证分析消费升级对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其中，下标i、j、t分别表示制造业企业、企业所在制造业行业以及年份，DVAR表示制造业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作为替代变量，其他各变量的含义如前文所述。在后文的实证过程中，为降低数据的波动性并在不影响估计结果的情况下，我们对部分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等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计算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使用的企业微观数据库主要包括两套，即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这两套数据能够为本文基于微观层面的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本文使用的各关键变量及其数据来源说明，统一整理于表1。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分析 根据表2第（1）列报告的計量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作为消费升级替代变量的Em系数估计值为03027，并且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统计检验，表明需求升级对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确产生了显著影响。由于本文构造的消费升级指数是以产出的需求收入弹性表示的，而通常来说，产出的需求收入弹性越高，往往代表的需求层次和水平越高，即能够大体表征需求升级，因此Em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具有显著性影响，说明消费需求升级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地，在第（1）列的基础上，我们逐步引入可能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率的企业自身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然后进行回归估计，所得结果如表2中第（2）列所示，从中不难看出，作为消费升级替代变量的Em系数估计值虽然大小略有变化，但无论是从影响的方向性还是显著性方面看，均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再次说明了消费升级对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显著促进作用。在引入外部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同时引入企业自身特征因素和外部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以及控制各种固定效应后，第（3）列至第（5）列的回归估计结果均显示，作为消费升级替代变量的Em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进一步证实了消费升级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改善的积极促成作用。总之，表2的回归结果为前文的理论假说1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 （二）稳健性检验 我们拟从两个维度对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一是对前述计量模型中的关键指标进行重新测度，然后再进行回归估计的稳健性检验;二是通过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 1基于关键指标重新测度的稳健性检验。一方面，针对表征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指标，在不考虑国内中间品所含有的进口成分，以及进口中间品中可能包含的本国出口成分条件下，我们继续沿用张杰等（2013）[7]的测度方法，重新测算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率。另一方面，针对本文最为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即消费升级，犹如前文理论综述时指出，也有学者采用家庭工业消费品支出与农业消费品支出之比来表示，即并未考虑服务消费情形下的消费升级。为此，我们借鉴这一思路，在同样不考虑服务消费的影响条件下，如果我们将制造业企业的产品销售额作为实际需求，那么便可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分位水平上，估计制造业企业产出所在行业的需求收入弹性。在上述被解释变量和关键解释变量重新测度的基础上，我们分别再对前述计量模型（4）进行回归估计，所得结果具体汇报于表3。 表3报告的结果中，第（1）至第（3）列显示的基于被解释变量重新测算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第（4）至第（6）列显示的基于消费升级这一核心解释变量重新测算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根据第（1）列至第（3）列报告的回归估计结果可见，即便采用了不同方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标进行了重新测算，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消费升级（Em）系数估计值在各列中均显著为正，说明其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依然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初步证实了前述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类似地，根据第（4）列至第（6）列报告的回归估计结果可见，即便采用了不同方法对本文最为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即消费升级进行了重新测算，其系数估计值在各列中仍显著为正，说明即便不考虑服务消费而仅从制造业企业产品需求本身看，消费升级对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同样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前述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基于内生性处理的稳健性检验。为了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前述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消费升级的工具变量选择上，本文借鉴Beverelli?et?al（2017）[10]在研究服务贸易壁垒时的处理方法和解决思路构造本文研究需要的工具变量。利用该方法计算出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行业层面消费升级的工具变量，据此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分析，所得结果具体汇报于表4。 从表4汇报的计量检验结果容易看出，Durbin-Wu-Hausman检验拒绝了原假设，说明模型的确具有内生性问题，因此，采用工具变量法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估计是合理的;与此同时，Kleibergen-Paaprk?LM?统计检验结果拒绝了零假设，说明计量模型回归估计中的工具变量选择是合理的，此外，Kleibergen-Paaprk?Wald?F统计检验结果也拒绝了零假设，同样说明计量模型回归估计中的工具变量选择是合理的。就本文最为关注的消费升级（Em）这一核心解释变量来看，其系数估计值在各列中均显著为正，再次证明了前述计量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五、机制检验 前文就消费升级对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回归检验，结果表明消费升级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改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前述计量回归分析尚未回答消费升级究竟是通过怎样的作用机制，对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的。实际上，对后一问题的探讨和回答，有助于我们从更为深刻的角度理解消费升级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并为从促进消费升级角度探寻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有效政策举措，提供更为直观的经验证据。前文的理论和机制假说分析部分指出，消费升级促进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机制，从供给端看主要包括创新效应、本土市场规模效应，从需求端看主要体现为价值链区位转移效应。对可能的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的计量检验，关键在于构造能够反映上述三个主要作用机制的变量。 关于创新作用机制变量的构造，通常而言，企业的创新效应通常表现为技术进步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本文通过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创新的替代变量。目前，从企业层面测算全要素生产率采用较为普遍的方法主要包括索洛剩余法（记为RV）、数据包络分析法（记为DEA）以及随机前沿法（记为SFA），本文同时采用上述三种方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关于价值链区位转移变量的构造，我们采用制造业行业层面融入全球價值链分工的长度（记为Gvcl）加以表示。将上述几个表示中介作用机制的变量引入前述计量模型（4），并分别构建与消费升级变量的交互项，设计如下计量模型（5）至（9），以实证检验上述作用机制的实际效应。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消费升级，与本文构建的基于索洛剩余法测算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交叉项，其系数估计值在各列中均显著为正，说明消费升级的确可以通过激励企业创新而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这一结果初步验证了前文的机制假说2，即消费需求升级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影响，会通过创新作用机制而发挥作用。?当我们将测算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换作数据包络分析法，并据此将测算的结果作为表征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替代变量时，结果同样表明，其与消费升级变量的交叉项系数估计值在各列中均显著为正，再次说明了消费升级通过制造业企业创新促进价值链攀升的作用机制，据此，前文的机制假说2再次得以验证。类似地，我们再利用随机前沿法测算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作为企业创新的替代变量，计量检验结果再次显示，其与消费升级变量的交叉项系数估计值在各列中同样显著为正，从而再次验证了消费升级促进企业价值链攀升的创新机制存在性。总之，作为制造业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重要表现和结果的全要素生产率，当我们采取不同方法进行测度并据此构建创新变量时，计量检验结果均支持了前文机制假说2的正确性，说明创新作用的确是消费升级促进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机制之一。我们通过构造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本土市场规模变量（Mas），并将其与消费升级变量的交叉项引入到计量模型之中，据此进行的实证检验所得结果表明，消费升级变量与本土市场规模变量的交叉项系数估计值，在各列中均显著为正，说明消费升级确实透过了市场规模因素而对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产生推动作用。换言之，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本土市场规模越大，需求透过本土市场规模而促进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作用效果就越明显。据此，前文的机制假说3得到了较好的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此外，我们构造了制造业企业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长度，作为价值链转移的替代变量（Gvcl），并将其与消费升级变量的交叉项引入到计量模型之中，据此进行的实证检验所得结果表明，消费升级变量与价值链迁移变量的交叉项系数估计值，在各列中均显著为正，说明消费升级的确对价值链迁移产生诱发作用，并且这种诱发作用是一种正向的价值链更高端转移的诱发作用，据此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这一结果为前文的机制假说4提供了较好的经验证据支撑。 六、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亟待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现实需要，以及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的事实特征角度出发，在现有文献研究基础之上，通过进一步拓展分析，提出了消费升级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分工地位影响的理论假说，并指出上述影响的主要作用机制，既包括来自供给侧层面的着力点，也包括需求侧本身的引力作用。其中，从供给侧角度看，消费需求升级促进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主要作用机制，是透过激励制造业企业的创新作用，以及通过“母市场效应”的规模作用推动价值链攀升;从需求侧角度看，主要是指消费升级作为需求层面的重要表现之一，所能引发的全球价值链区位国际梯度转移的动力机制，即消费升级可能引发更高端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向国内转移，从而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以理论和机制假说为先导，本文进一步利用中国工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从企业微观层面上测算了能够衡量企业在GVC中贸易利得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作为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替代变量;并且在有效构建需求升级、制造业企业创新、本土市场规模以及价值链区位转移等变量的基础上，从企业微观层面对消费升级影响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实际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总体来看，消费升级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具有显著的积极引领作用，这一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第二，消费升级主要通过制造业企业创新效应、依托本土市场的规模效应，以及诱发全球价值链的梯度转移效应，影响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化。第三，消费升级对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从企业的贸易类型看，消费升级对一般贸易类型的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作用力最大，其次是混合型贸易制造业企业，最后是加工贸易型制造业企业;从制造业行业分类看，消费升级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作用力最大，其次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最后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从制造业企业所属地区分类看，消费升级对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影响力最强，其次是中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最后是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 本文研究发现为新阶段中国依托本土市场需求促进价值链攀升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提供了科学的经验证据，当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目前，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以及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从以往主要依赖于发达国家需求市场的单一需求驱动模式，转向国内需求市场和国际需求市场并重的双轮驱动模式发展，无疑是新时代中国发展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重要战略转型的内容之一。影响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因素是众多的，而在当前中国制造业亟待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阶段，把握和发挥好本土市场消费需求升级带来的战略机遇，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抓手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升级，但是不容否认的是，由于体制机制障碍的存在，消费需求尤其是消费升级的潜在引领作用还未能很好发挥作用（张军扩等，2019），这也是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原因所在。从这一意义上说，未来一段时期内要发挥消费升级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作用，要以制约消费扩大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为突破口，在打通消费和生产的互动循环、改善和优化消费结构以及优化消费环境等方面做足功课。当然，在此过程中，还要避免“一刀切”的做法，或者说，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制造业行业，尽可能根据其异质性影响进行分类施策，以更加契合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需求，最大可能地切实发挥消费升级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积极影响。 注释： ①?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为报告具体检验结果，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1]?厉亚，潘红玉.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升级与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对策[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9（3）：101-106. [2]?刘志彪，吴福象.“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J].中国社会科学，2018（8）：17-32. [3]?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N].人民日报，2018-04-11（003）. [4]?Jones，?C.?Intermediate?Goods?and?Weak?Links?in?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J].American?Economic?Journal，2011，3?（4）. [5]?Baldwin?R，?Venables?A?J.?Spiders?and?snakes：?Offshoring?and?agglomeration?in?the?global?economy[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13，?90（2）：245-254. [6]?焦帥涛，孙秋碧.技术创新与消费升级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0（4）：74-81. [7]?张杰，陈志远，刘元春.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J].经济研究，2013（10）：124-137. [8]?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据[J].中国社会科学，2009（2）：68-82. [9]?余淼杰.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J].经济研究，2010（12）：97-110. [10]Beverelli，C.，M.Fiorini，and?B.Hoekman.?Services?Trade?Policy?and?Manufacturing?Productivity：?The?Role?of?Institutions[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17，104（2）：166-182. （责任编辑：李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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