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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山海关长城形制调查与初步研究
范文

    摘 要:山海关长城城防体系完备,是明代长城的精华部分,价值十分突出。本文重点对山海关平原长城形制特点和初步研究情况进行了分析阐释。

    关键词:山海关长城;形制调查;初步研究

    山海关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是明统一以后为巩固北境边防,大事修筑长城而设立的军事边关要塞。除长城主线外还分布着关城、翼城、罗城、瓮城、圈城、靖远城、威远城、关隘、敌台、墙台、护城河、烽火台等,这一系列防御设施彼此呼应,前拱后卫,构成一套科学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是明代长城的精华部分。山海关长城全长27.639公里(长城调查数据),依地形可分为滨海长城、平原长城和山岳长城。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一、长城防御体系形成的历史过程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军徐达始建山海关城,洪武十五年山海关城竣工,同期建关城东南角靖边楼,东门镇东楼、西门迎恩楼、城中钟鼓楼;天顺七年(1463年)建北门威远楼,嘉靖八年(1529年)建南门望洋楼,万历十二年(1584年)建牧营楼、临闾楼。南海口关至角山主线长城,洪武年建,嘉靖三十重修,万历七年增建入海石城;洪武年建山海路墙台十二座,嘉靖三十年(1551年)以后,随着东北边境形式吃紧,开始大规模增建墙台,在其上建铺房以存放军火器械和驻兵,增强防守能力。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建镇虏台及靖虏一号敌台;隆庆三年至万历十四年总理戚继光建山海路空心敌台23座,隆庆四年(1570年)建长城外多处烽火台。东罗城,始建于明万历十一年,山海关路参将王首道主建,万历十二年五月竣工。北翼城,在北水关边城上,明抚院杨肆昌建,周围三百七十七丈四尺九寸。南翼城,在南水关边城上,制与北翼城同。西罗城为关城的后卫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巡抚朱国栋请建,工未必,遇改革终止。靖远城及圈城的始建年代无史料可查,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

    山海关长城防御体系的建立是和明朝历史发展过程密不可分的。自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军徐达始建山海关城,明代早期主要在洪武年间完成了山海关城及“南入海,北抵角山绝壁”长城主线的修筑。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山海关一带较为安定,山海关长城也没有进行大的增筑和修缮。1449年土木之变后,北部防线形势越来越严峻,并逐渐南移。山海关长城的维修和增筑自弘治时期(1500年)随之加强,并在越来越在多的边关战事中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到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戚继光整饬蓟州镇防务,对山海关长城极为重视,大加整修。明代后期,特别是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惨败后,努尔哈赤逐渐取代了明朝对东北北部的统治,并进占辽东。山海关长城由明初的内边重镇,变成御敌的前沿,这一时期山海关长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的修筑和增筑。经过明代200多年的不断修筑,形成了山海关长城彼此呼应、互为犄角的完备的防御体系。

    二、形制调查及初步研究

    山海关长城的修建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地势,山区选择在山脊的分水岭,平原地带多选择自然地势较高的台地修筑。修筑长城材料就地取材,山区长城以砖、石为主,墙芯用毛石,外包墙主要为砖墙和石墙,部分地段利用山崖石壁为山险墙。平原长城为夯土墙芯,以城砖包砌。我们重点调查段落为平原长城,并逐步向山岳长城过度段落,地势由南向北逐步升高,长城东侧主要利用天然沟堑修筑护城河。长城断面呈下宽上窄梯形结构,大多利用自然地势修筑,故长城宽度多随势而变,长城底宽多在9~16m,墙高约8~10m。

    (一)地基基础做法

    该段长城基础主要有两种形制,一为砖基础,二为条石基础。砖基础大多有1~3步放脚,基础下为原土夯實或土加碎石、白灰分层夯实地基。基础条砖规格较为宽厚,是早期城墙基础的主要形式。条石基础大致为三种做法,一种为底部一层基础条石;第二种为多层基础条石;第三种为条石、毛石混合基础。条石基础多为顺砌,局部加入丁石,材质以当地产花岗岩为主。明代中后期修筑城墙基础一般为条石基础。

    (二)外墙

    该段长城外侧墙体均为砖包做法,墙面为一顺一丁砌法,背里砖为满丁砖砌筑,内外层墙砖之间只能通过有限的丁砖拉结,之间形成薄弱断面,极易发生两张皮现象,从墙皮剥落处可看到背里砖有一些没有烧透,墙体外层墙砖大量剥落与此有很大关系。由于修筑和增筑时代不同,各时期墙体的砌筑工艺、城砖规格、墙体断面结构等都有不同特点。从用材和砌筑工艺上看,早期墙体城砖规格较大,城砖厚度多在140mm以上,墙体较厚,底宽多在1.43.2m,墙面灰缝较小,墙面较规整,砌筑工艺细致,收分多在10%~20%;后期墙体城砖规格逐渐变小,墙体的厚度变窄,墙面砖的灰缝也逐渐增大,砌筑工艺略显粗糙。墙体每层砖间多为错茬砌筑,个别墙台墙面砖打磨、砌筑平整,无错茬,体现了不同筑造特点。从墙体断面结构看,早期夯土采用直接夯筑法,夯土墙面不规则,砖墙直接贴夯土砌筑,砖墙内侧随夯土形状呈不规则状,砖墙“爬”在了夯土墙上,砖墙的部分荷载“分散”到了夯土墙上,砖墙承受的侧向土压力不但大大降低,而且墙体下部基础承担的荷载也因此减小。后期由于采用版筑夯土法,夯土墙面平整规则,砖墙断面规则,直接“贴砌”在夯土墙上,厚度较早期城墙薄了许多。

    (三)内墙

    该段长城内墙大部分缺失,基础多被坍塌土体掩埋,我们通过开挖探沟的方式找到多处内墙基础,从而判断其形制做法。根据现场勘察内墙形制和做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下部多为三至五层条石基础,条石背里为碎毛石砌筑,上部砖墙主要为条砖白灰砌筑,墙砖规格为390×190×95mm为主,砌筑灰缝较大,推断包砌时期略晚。第二种为砖基础,上筑夯土墙,此做法在北翼城内长城主线发现。可以判断翼城内长城主线为收分较大的夯土墙。

    (四)夯土墙芯

    城墙夯土绝大部分为就地取材,部分使用了开挖护城河的土,夯土土质不尽相同。在夯土中未发现横向木杆等拉结材料。从夯层来看,厚度不尽相同,部分段落为120250mm,部分段落为80130mm。从外包砖墙断面结构来看,早期城墙直接夯筑的可能较大,后期增筑的城墙和城台包砖断面规整,判断采用了版筑夯土法。

    (五)顶面设施

    顶部做法为灰土防渗层上铺墁两层条砖,条砖上铺墁一层方砖。 城墙顶部的排水均向城墙内侧排水,所以顶面均向内侧做出泛水。墙顶排水主要有砖砌排水槽排水和石制水嘴排水两种形式,其中砖砌排水槽仅在关城东南角内侧残存2处,我们推测,山海关大部分城墙因后期内墙包砖而大量采用了石制水嘴排水。

    (六)垛口墙和宇墙

    山海关长城垛口墙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垛口侧面砌直墙,墙顶用一顺砖压面;另一种垛口侧面为八字抹角,扩大了垛口视野范围,墙顶施披水砖,避免墙顶存水渗水,结构更趋合理。两者虽形式不同,但结构基本相同,均由掩墙、垛口墙和垛口三部分组成。垛口墙总高1.7~1.8米左右,每隔3m左右设一垛口,两垛口之间的掩墙底部设瞭望孔。垛口墙均为顺砖砌筑,间隔一定距离加暗丁砖拉结,增强墙体整体性。宇墙为城墙顶部内侧的矮墙,主要起防护作用。

    (七)墙台

    墙台又称马面,凸出于城墙外侧,与城墙同高连体,平面呈长方形。山海关长城关城以南墙台及敌台37座,均为外墙台,关城以北至角山旱门关墙台及敌台22座,其中外墙台17座,内墙台5座。在冷兵器时代,墙台的使用是为了利用凸出于城墙的部分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消除城下死角,是构筑城墙的必备设施。从结构上看,墙台对城墙又起到类似墙垛的稳固作用。宋、金以后随着火器使用,墙台原有功能逐渐丧失,尤其到了明代,火器的使用更为普遍,修建墙台更是为了在其上修建铺房,存放军火器械和驻兵,更多具有了敌台功能。隆庆三年(1569年)以后除继续修筑实心墙台上建铺房外,陆续增筑了部分空心敌台,大大增加了长城的防御能力。

    不同时期修筑或增筑的墙台尺寸不尽相同,用砖规格及工艺做法也存在差异。文献记载洪武年间山海路修筑墙台12 座,但经过后期的增建、扩建、改建,墙台的状况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我们根据现存基础状况、城砖规格、砌筑形制、与主线城墙是否咬合砌筑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初步确定了基本符合早期筑造特点的12座墙台。

    (八)护城河

    护城河是平原长城城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海关长城主线外侧护城河,由角山下向南直至渤海边。明嘉靖十四年《山海关志》卷之三《建置三·城池三之一》有如下记载:"池,南接海口,北至角山麓,共计长二千九百四十丈四尺,阔六丈,深二丈。以上城池俱国初魏国公徐公达创建。"山海关长城主线护城河大部分地段借助了天然沟堑修建而成,城墙和护城河共同组成了高城深壑,增强了城墙防御功能。

    三、结语

    山海关长城的建造贯穿了整个明代始末,其城防体系的建立和明代历史发展密不可分,同时也保留了不同时期的修筑特点。通过形制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加真实地了解历史、了解不同时期的长城建造工艺,对我们深入发掘山海关长城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具有重要的意義。

    作者简介:徐聪慧,女,从事文物建筑修缮设计和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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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16 18:4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