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FDI对我国企业OFDI的影响 |
范文 |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与实际利用外资为对象,以1990年到2018年国家宏观指标数据集,研究中国资本的“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引进来”促进了我国企业的“走出去”,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也与国内经济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故而我们既要注重引进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又要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进行海外投资,不断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与层次。 关键词:FDI;OFDI;GDP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对外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引进来”与“走出去”比翼齐飞,一方面我国优越的投资政策、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进驻我国,另一方面,我国的综合实力不断加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使我国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链条中,国内企业在资本积累、技术创新等方面有了长足进步,根据商务部统计,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接近2万亿美元,全球排名上升至第三位。“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引进来”是否促进了“走出去”? 从国内外现有文献看,大多数学者是将FDI(外商直接投资)和OFDI(对外直接投资)分开来研究,鲜有研究二者引致关系的文献。对于二者之间联系机制的问题主要基于邓宁(1981)的投资发展周期论展开,其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流出水平会随着经济发展动态变化,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吸引外资的扩大会引发对外直接投资。随后,学者们对FDI促进OFDI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Narula和Guimón(2010)认为必须关注经济发展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因素,从广义层面理解FDI对OFDI的路径机制;郑展鹏和刘海云(2012)基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角度从实证研究层面研究FDI与OFDI之间关系;尹达(2019)通过建立二分因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解释FDI与OFDI的关联机制,结果表明FDI可通过生产率溢出提高企业生产水平进而推动企业OFDI扩张;张生保、林雄立和王晓珍(2020)外资研发嵌入、技术创新表现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逻辑框架,认为外资的研发嵌入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二、研究基本思路与方法 1.研究思路 考虑到FDI与OFDI的增长本身存在很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本研究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出发,研究视角基于宏观层面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国民生产总值(GDP)、外汇储备(FEX)、汇率(ER)与出口额(EX)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 2.技术方法 借鑒Buckley等的研究思路,本文以Eviews7.0为主要分析工具,选取对外直接投资净额(OFDI)为因变量,实际利用外资额(FDI)、国民生产总值(GDP)、外汇储备(FEX)、人民币对美元汇率(ER)与出口额(EX)为自变量,为消除异方差,对各个变量都取了自然对数,分四步检验。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其次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第一步用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第二步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两个确定平稳关系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进行判断;第三步采用短期的ECM误差修正模型,将数据差分为平稳序列后进行经典回归分析并得出结论。 三、计量验证及实证分析 1.模型确立 (1)变量确定 本文的研究视角聚焦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考虑到历史因素对OFDI的影响以及滞后效应等因素,本文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流量数据为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为自变量,鉴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复杂性,结合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本文还考虑了其他影响因素,选取了以下自变量为备选自变量,包括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流量、当年的外汇储备(FEX)存量、汇率(ER)、出口额(EX),试图更为客观、全面地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2)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选取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公布在《国际收支统计》中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实际利用外资额(FDI)的数据根据当年美元对人民币的中间价换算成人民币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外汇储备(FEX)、人民币对美元汇率(ER)与出口额(EX)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份数据而得,其中汇率使用当期100美元对人民币的价值。 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获得平稳的时间序列,本文对变量都取自然对数的形式,压缩了变量的尺度,并获得了数据的线性趋势。 (3)模型设定 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α0为截距项,β1-β5为回归系数,表示自变量每变动百分之一时,因变量的变动方向百分比之和,μ为干扰项,y为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x1为实际利用外资额FDI(万人民币),x2为中国GDP(万人民币),x3为外汇储备FEX(亿美元),x4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ER(美元=100),x5为出口额EX(万人民币)。 2.计量检验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首先用ADF单位根检验对变量LnOFDI、LnFDI、LnGDP、LnFEX、LnER和LnEX进行检验。当ADF检验值大于临界值时,就说明时间序列非平稳,此时需要再进行一阶差分,若进行一阶差分后,数据在临界值水平上仍拒绝原假设,就表示时间序列平稳;当检验值小于临界值时,则说明序列是平稳的。 检验结果如下: 表1可以看出,单位根平稳性结果表明,LnOFDI、LnFDI、LnGDP、LnFEX、LnER和LnEX的原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在一阶差分后,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序列,即数据是一阶单整I(1)的,满足进行协整的前提条件。 (2)协整检验 基于VAR模型,在确定变量平稳后,可构造回归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其进行多变量之间进一步的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OFDI与FDI,OFDI与GDP,OFDI与FEX,OFDI与ER,OFDI与EX分别进行协整检验,假设如下: H0:有0个协整关系 H1:有M个协 进行JOHANSEN似然比检验:LRM=-n 其中,M为变量个数,λi是特征值,n是样本容量。 结果如下: 从表2可以看出OFDI与FDI,OFDI与GDP,OFDI与FEX,OFDI与ER,OFDI与EX在5%的置信水平上都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3)因果检验 从表2结果可知,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要确定其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尚待进一步检验。采用Wald-Granger检验,通过建立ECM进一步考察短期关系,判断时间序列的数据生成过程。结果如表3所示。 3.检验结果分析 (1)滞后结果分析 在5%显著性水平下,当滞后期数为1时,对外直接投资(OFDI)变化的与FDI、GDP、FEX和EX有很大关系,ER对OFDI没有显著影响。此结果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相吻合,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并扩张,因此经济的增长在早期是OFDI的原因,体现出OFDI对FDI具有的促进作用。 (2)误差修正 经济数据一般都是非平稳的,长期均衡并不意味着分析的结束,考虑到本研究主要探讨Y与x1之间的相互影响,对Y与x1进行了短期误差修正,通过差分的方法将其化为平稳序列,然后再进行回归分析。在X、Y都是协整的前提下,建立了ECM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将协整回归中的误差项et看做均衡误差以此来增加模型精度,通过建立短期动态模型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 根据计算结果,E(-1)=-0.400063,且显著,修正项(ecmt-1)的系数为0.512,可知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512的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均衡状态。检验结果的R2也比较高,拟合优度良好,DW值在2左右,说明无自相关。 (3)模型结果分析 由模型结果可知: ①F檢验的P值小于0.05,模型显著; ②R方接近1,拟合优度很好; ③DW在2附近,残差序列不相关; ④标准差为0.136999,非常小,说明回归系数值稳定且可靠; ⑤解释变量估计值的t值大于临界值,表示可靠; ⑥F统计值为88.61002,回归方程整体比较显著。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选取了从1990年至2018年的宏观数据检验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两者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也与国内经济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外汇储备和出口额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因此,我们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发展的外资利用模式。在“引进来”方面,一是鼓励和吸引研发类、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外资进入;二是优化FDI的产业布局,改善FDI在各行业及地区的分布;三是提高内资企业对FDI溢出的吸收能力,提高外资的使用效率,打破路径依赖,提升本土企业科技创新水平,提高自身生产率水平和出口能力。在“走出去”方面,一是各级政府可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政策支持,提高制度便利化;二是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资金和金融支持,拓宽便利、高效的融资和保险渠道;三是提升我国企业自身竞争力,为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支持和充分的人力资源,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声誉和知名度。 参考文献: [1]DUNNING J.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 Approach[J].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81,117(1):30-64. [2]NARULA R,GUIMON J.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in a Globalized World:Implications for Eastern Europe[J].Eastern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2010,1(2):5-19. [3]郑展鹏,刘海云.体制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的分析[J].经济学家,2012(6):65-71. [4]尹达.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D].山东大学,2019. [5]张生保,林雄立,王晓珍.外资研发嵌入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吗——技术创新表现的作用[J].国际贸易问题,2020(2):76-92. [6]潘文卿,陈晓,陈涛涛,顾凌骏.吸引外资影响对外投资吗?——基于全球层面数据的研究[J].经济学报,2015(3):18-40. [7]田巍,余淼杰.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2(2):383-408. 作者简介:孙明岳(1985.12- ),女,汉族,山东平度人,国际贸易学硕士,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从事国际贸易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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