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金融开放与我国货币政策转型研究 |
| 范文 | 宋博雅 摘 要：新一轮金融开放决定我国货币政策急需转型：基础货币投放由外汇占款向公开市场操作等内向机制转型;货币调控不再受到外部平衡的掣肘，转向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求;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疏通利率与汇率的传导渠道;完善货币政策与跨境资本宏观审慎双支柱框架体系;调控原则应由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转变，注重政策实施的溢出效应，完善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关键词：金融开放;宏观调控;货币政策转型 金融开放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国家的金融开放会增大一国经济金融的波动风险，加大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货币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可有效缓解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的周期性，保证转型过程中的稳定性。面对新一轮开放政策，我国如何推进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转型进程？本文主要从以下几点展开研究。 一、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内向型途径的转变 汇改以来，高速增长的外汇储备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创造的主要价值支撑，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低成本比较优势决定了我国接力国际产业转移，完成了中国参与国际价值链的分工过程，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中国集聚，我国由进口型国家成功转型为出口导向型国家。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顺差的同时，外国直接投资的金融资本大量流入，形成了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失衡促使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历史最高值达到近四万亿美元储备。 外汇储备的积累对我国货币金融环境的稳定起了价值支撑的重要作用，但储备增长的不稳定性也增大了我国基础货币创造的经济成本。价值稳定的货币必然是有信用货币的支撑锚，基础货币与价值锚的关系表现为央行负债与资产的关系。基础货币的创造必然伴随央行资产端规模的扩张。强制结汇制下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成为我国央行资产扩张的主要因素，也成为影响央行负债端规模的主要因素。因此，外汇占款成为影响我国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最重要的因素。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紧缩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国际市场，造成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减少。欧美国家货币政策的不稳定导致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不稳定。外汇储备增速的不稳定加大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难度，以外汇占款为主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效率逐渐递减。在国际量化宽松和流动性过剩的阶段，我国持续面临着通胀的风险;而在后危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阶段，我国又面临大量短期跨境资本外流的风险。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政策的推进，双向波动的汇率形成机制逐渐成熟，我国央行不再对汇率的稳定进行常态化干预，基础货币的创造机制逐渐由外汇占款渠道向再贷款等内向型渠道转型。一方面，央行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SLF、MLF）等再贷款方式投放基础货币。在货币创造过程中，更多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因素。坚持定向调控、精准调控等政策原则，将更多的金融资金配置到三农、小微以及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等实体经济领域，以提高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效率。另一方面，中央银行通过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利用广义货币的市场信用补充基础货币的政府信用，提高商业银行资源配置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优化我国货币体系结构，提高市场化的国家信用货币的创造效率。同时，改革深化促使金融市场逐渐完善、利率曲线逐渐形成，我国央行可进一步发挥公开市场操作在基础货币投放中的作用，最终形成我国内向型的货币供给制度。 二、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向国内经济发展目标转变 汇改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在制度设计上，为了保证对外贸易金融的稳定性，我国政府仍然强调汇率的稳定性。可以说，一部分时期我国实行的是有限浮动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该汇率制度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常常在外部平衡和内部平衡之间徘徊，内外部条件的矛盾性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在外部环境失衡的情况下，为了稳定汇率的波动幅度，央行会在外汇市场进行常态化的干预，引起国内货币金融条件的波动。在传统的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的失衡常造成国内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失衡。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推进，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更多强调国家经济发展的内部平衡，中央银行的汇率政策逐渐向利率政策转变。“8·11”汇改以后，我国推进了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以市场供给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幅度增大。2015年以后，我国汇率趋势呈现了双向波动的特征，中央银行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显著增大。同时，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也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央银行利用汇率的价格杠杆对外部失衡进行调控，减少了中央银行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弱化别国货币政策对国内宏观经济金融的冲击。同时，在汇率有限浮动阶段，为了对冲外汇占款下过剩的流动性，央行在国内市场发行了大量的央票工具。随着央行外汇常态化干预的退出，外部条件对货币供给的冲击得到弱化，我国央行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基础货币的投放。自此，央票的退出降低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成本。 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的中央银行并非彻底放弃稳定汇率的主动权。汇率作为国内外货币的相对价格，其具体水平依赖于国内外经济运行的状况。汇率水平应作为经济运行的结果，而非经济运行的目标。长期汇率的稳定决定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发展趋势，我国将深化改革、發展经济作为我国汇率强势的根本保障，而非对汇率走势进行政策控制。但是，极端条件下的短期汇率稳定政策仍需纳入央行的工具篮子。随着跨境资本流动的放开，汇率越来越成为一种金融资产品，预期成为了影响汇率波动的最重要因素。一旦国家货币遭受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汇率的波动进入到非理性的轨道，社会恐慌性预期构成一致性，坍塌式的汇率崩溃会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此时，我国央行应及时启用外汇干预和资本管制等政策措施，以稳定国内外人民币的市场预期，防止我国爆发系统性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央行调控汇率的政策力度决定于国家改革开放的进度。我国长期处于经济的转型阶段，汇率自由化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期间，央行需根据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开放的程度来调整外汇干预的频率和力度，以保证体制转型中的稳定性。在转型阶段，央行通过逐渐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来推进汇率自由化改革，通过区间浮动规则来逐渐培育外汇市场的供求基础。一旦条件成熟，央行即可退出常态化干预，最终形成清洁的浮动汇率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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