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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企业产权起源假说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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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金

本文将企业产权起源假说分为两大类：正式制度的现代企业产权起源假说—“科斯假说”和非正式制度的家族企业产权起源假说—“埃文斯-普里查德假说”。本文通过分析两大产权起源假说，建立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基础上的企业产权起源假说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企业的产权不仅涉及企业内部的所有权配置，更重要的是企业与市场的权利边界以及企业间的权利边界。一般而言，企业的产权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决定企业效率。一般可以这样认为，有效的行为将产生高效率，无效的行为将导致低效率。“高效率”（或“低效率”）实际上属于目标函数范畴。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企业实施其行为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实现或逼近其目标函数。

如果我们能够在理论上准确地把握有企业产权起源形成机制，就能够采取适当的制度安排，促进有效产权的起源（形成），避免无效产权，真正实现或逼近我们的目标函数。反之，如果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回避企业产权起源问题（无论是有效产权还是无效产权），就不能真正理解人们的行为模式，就不能真正理解企业运行的效率状况，当然也就不可能采取适当的企业产权制度安排了。

一、正式制度企业产权的起源—“科斯假说”

（一）科斯对庇古税的批评

科斯并没有专门研究过产权起源问题，其产权起源观是在对庇古（Pigou）税的批评过程中形成的。庇古认为“竞争市场必然是帕累托有效”是建立在不存在外部性假设之上。

庇古用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外部性。他认为政府应该对具有负外部性征税，对具有正外部性给予补贴。具有负外部性企业，不用承担其造成的边际外在成本，负外部性企业只从个人理性出发，会导致企业的私人最优量会大于社会最优量，从而导致集体非理性。因此，两家企业生产结果的总净价值并未达到社会最优量。庇古认为通过征税来消除边际个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偏离，从而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庇古税的实质是强调了政府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干预在克服外部性的积极作用。

（二）科斯的批评及假说

科斯认为，外部性存在的原因在于产权界定的成本大于产权界定的收益，从而使得当事人双方的权利界定不清晰。只要明确产权的归属，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完全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政府不干预也能通过市场交换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认为，庇古过高估计政府的理性，政府很难确定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具体数值，会存在过高或过低地征税，这时，政府通过征庇古税来纠正外部性，并不能使资源配置状态必然达到帕累托最优。另外，政府征税也需要成本。结果很可能偏离帕累托最优更远。

科斯第一定理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且交易成本等于零，那么企业法定权利不管界定给谁，资源配置的结果都将是最优的。如果通过法律明确产权的归属，市场可以通过双赢的交换来解决外部性。⑴若法律赋予受损企业拥有不受污染的权利，意味着排放烟雾的产权归于受损失企业，那么负外部性企业要进行生产并排放烟雾，必须向受损企业购买排放权。通过这一交易使负外部性企业的成本内在化，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受损企业通过交易得到了补偿。⑵若法律赋予负外部性企业具有排放污染物的权利，那么受损企业可以向负外部性企业支付费用，购买其不排放烟雾的权利。通过交易，使负外部性企业因减少污染而增加的个人成本得到补偿。由于交易是当事人之间的自由交易，而交易的原则在于贯彻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即追求利润最大化。若负外部性企业向受损企业购买排污权，负外部性企业在购买支付费用与边际收益之间进行衡量，如果有关诸方均按边际原则并实现利润最大化，那么，整个资源配置效率便可实现帕累托最优。反之，由受损企业向负外部性企业购买不排放权，同样实现帕累托最优。总之，只要法律把权利界定给任何一方，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下，市场交易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在对庇古税的批评中，科斯认为在既定的产权格局中一种新的企业产权的起源（企业排放烟雾的权利），这种新的产权的起源是由正式制度即法律所决定的。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产权起源问题上的科斯假说。

需要指出的是：⑴科斯对庇古的批评实际上并不构成对庇古税的否定，因为科斯仍然强调国家干预。在庇古那里，国家干预指的是行政干预和经济性的干预;在科斯那里，国家干预指的是法律性的。⑵就现实性而言，科斯的批评是一种倒退。因为科斯假定交易成本为零时，根本用不着去明确企业产权。

二、非正式制度的产权起源假说—“埃文斯-普里查德假说”

如果说科斯假说涉及的是现代社会某种新的企业产权起源的话，那么，埃文斯-普里查德假说则涉及的是无国家社会的企业产权起源;如果说科斯假说涉及的是正式制度（法律）的话，那么，埃文斯-普里查德假说则说的是家族企业源于非正式制度（企业文化）。

贝茨和埃文斯—普里查德對于非洲上尼罗河地区努埃尔人游牧部落中的秩序形成和维持，用博弈论进行了解释。努埃尔人的财产牛，归一个家族所共有，努埃尔人只能与其他家族企业博弈捍。这个家族企业拥有牛的所有权，但企业产权更应界定与其他大家庭企业的权利界定。

假设有两个家族企业C和D，每家都有相同的策略集，侵犯和不侵犯，每家都拥有相当于20头牛的净财产。两个策略的收益与另一家的策略选择相关，因而就四个可能的结果，其支付矩阵见下图（图2.1）：

同时选择非侵犯策略对应的支付组合是（20，20） ;如果双方同时选择侵犯策略，支付组合为（10，10），双方在侵犯过程中损失20头牛。如果只有一方采用侵犯策略，另一方不抵抗，则没有牛的损失。对应的支付组合为（35，5）或（5，35）。由于博弈双方都有优势策略侵犯，最终会形成囚徒的困境，纳什均衡为（侵犯，侵犯），其结果是双方的支付都少于双方都不侵犯的集体非理性。这就形成了无效产权的社会。

要走出囚徒困境，就必须改变博弈参与者的支付，使得侵犯这一策略不再是参与者的优势策略。例如，对单方面侵犯行为的报复行为成为一种可置信的威胁，从而改变博弈参与者家族企业C和家族企业D的支付，结果单方面侵犯行为变得无利可图，支付矩阵就变为图2.2

努埃尔人和其他非洲社会重复博弈的过程中，他们引用了意识形态信仰，认为侵犯会遭到神的惩罚，这就是对图2.2最终非暴力不侵犯的结果，从而使得（不侵犯，不侵犯）策略组合变成其中一个纳什均衡，但还是可能会出现（侵犯，侵犯）的纳什均衡。

例如不同部落通婚的惯例、习俗改变了支付矩阵的支付。当部落间形成血缘和准血缘关系时，使得侵犯的支付下降，血缘关系越紧密，侵犯付出的成本也就越大，结果会使得不侵犯变成博弈双方的优势策略。支付矩阵将会由图2.1变成了图2.3。

在图2.3中，当双方的优势策略都是不侵犯时，（不侵犯，不侵犯）成为唯一的稳定的纳什均衡。

从上述博弈论支付流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出，在无国家社会非正式制度对于企业产权起源的源头作用。即企业产权源于非正式制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埃文斯-普里查德假说。

三、两大假说的评述

现有的企业产权起源假说要么用正式制度（法律），要么用非正式制度（企业文化）进行解释，这就事实上割裂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本来就具有的剪不断的联系。这样，现有的产权起源假说至多只能解释法无国家社会的企业产权起源问题，而在解释现代国家社会的产权起源问题上，缺乏力度。因此，有必要发展一种既能解释家族企业又能解释现代社会的新的企业产权起源假说，这种企业产权起源假说要将正式制度和（法律）非正式制度（企业文化）的作用机制适用于同一分析框架。（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经济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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