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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贸易隐含污染转移研究
范文 黄永明　陈小飞



摘要：本文基于WIOD、UNCTAD数据库，以8种污染物作为污染排放指标，构建了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环境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并测算了中国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量及双边贸易污染转移量，继而引入贸易污染条件分析双边贸易对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国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在观察期（2000—2011年）内均为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国，且贸易隐含碳净出口量先升后降，而贸易隐含其他污染物净出口量却逐年递增。2011年中国基于生产端核算污染排放总量达685.69亿t，基于消费端核算污染排放量为635.50亿t，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总量达50.19亿t；双边贸易污染转移中中国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2011年美国、欧盟、日本通过贸易向中国分别净转移污染物总量分别达到26 464.48万t、40 837.45万t、8 001.19万t，但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并不存在单向污染转移关系。中美、中欧、中日之间的贸易污染条件介于0.95～61.89之间，即双边贸易在恶化中国环境的同时对促进美国、欧盟、日本环境的改善作用明显，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污染条件介于0.40～6.41之间，因而双边贸易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环境影响并不确定。中国与任何伙伴国之间采掘业、电力煤气供应业等行业的贸易均严重增加了国内污染物排放。意味着：一方面，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等政策已改善了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未对贸易隐含其他污染物排放产生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不仅需要提高资源密集行业生产技术绿色化程度，更要严格控制这类行业的进出口贸易。
关键词 ：MRIO模型；贸易隐含污染；贸易污染转移；污染天堂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10-0112-09 DOI：10.12062/cpre.20180503
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外贸易呈现“爆炸式”增长。根据WTO数据统计，中国于2013年就一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然而，与之相伴的是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国际能源署IEA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和CO2排放国，其中中国能源消耗占全球能耗总量的20%以上。实际上，中国贸易仍面临着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均处于较高水平。对中国是否在全球生产体系中专注于生产和出口高能耗、高污染产品而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的质疑声也不绝于耳。而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指出中国将努力打造绿色贸易。可见，在贸易发展的同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是在开放发展、绿色发展等新发展理念下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而只有厘清了贸易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才能正确制定贸易、环保政策，发展绿色贸易。从现有研究进展来看，一方面，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可以准确评估和分析贸易对一国环境的全面影响[1-4]，另一方面，当前采用MRIO模型的贸易污染排放研究虽然在国外已经较为普遍，但基于中国的实证经验研究则相对较少。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考察了中国与主要贸易顺（逆）差国之间贸易隐含污染，并引入双边贸易转移及贸易污染条件，着重分析了中国与不同伙伴国之间贸易污染转移特征。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推进环境多区域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构建，而且可对中国外贸的环境效应展开全面考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1 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开始贸易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就已经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由于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学者们对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尚未达成共识，目前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类为环境支持派，他们认为贸易活动开展将对环境资源产生过度消耗，且环境保护标准的差异容易造成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5-6]；第二类则为贸易支持派，认为一国的开放贸易能够帮助本国降低学习先进清洁生产技术的成本继而提升国内环境质量[7-8]；最后一类是贸易环境复杂派理论，即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国家的特性、贸易环境、国家环境政策与制度等多种因素，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是不确定的[9-10]。
尽管理论界对贸易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仍有争议，但实证研究中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可以测算出贸易中的隐含污染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根据涵盖的范围区分，投入产出表可以划分为单区域投入产出表（SRIO）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MRIO）。过去由于投入产出、双边贸易等关键数据缺失，学者们选择方便、简单的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用于分析一国（或地区）的贸易隐含污染，如Peters和Hertwich[11]通过SRIO模型对全球的贸易隐含碳进行测算。而Wiedmann[12]则计算了全球贸易对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的影响，同时他们的研究表明，学者们已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量了超过20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隐含碳。而利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存在着两个缺陷：①SRIO隐含着“进口同质性”假设，即本国与外国的产品生产技术无差别。②没有纳入国际生产體系的反馈，即本国需求变动引起别国需求变化反过来引起本国生产的变动。事实上，一国的进口来自多个生产技术不同的国家，且进口来源国也会对进口国产品产生需求（有反馈）。因此基于SRIO的贸易环境效应测度会存在较大误差。近年来，随着数据可得性和质量改善，具备较高测算准确性、较复杂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在研究中被广泛应用。MRIO模型中不同国家生产技术不同，并纳入国际生产体系反馈，因此Wyckoff和Roop、Kanemoto和Moran、Brizga等及Veiga等[1-4]均认为MRIO模型可以更精准的测算一国的贸易隐含污染，也构建了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巴西、欧盟等国家的贸易隐含污染。
国内已有的利用I-O对贸易隐含污染问题的研究大多基于SRIO分析框架，如姚愉芳等、沈利生和唐志等学者[13-14]，且他们大多选用CO2等单一污染物作为污染排放指标。近年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运用MRIO模型展开研究。刘俊伶等[15]通过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贸易隐含碳测算。而赵玉焕和李洁超、马晶梅等[17-18]则分别测算了中美、中日之间的双边贸易隐含碳。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学者基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采用国内MRIO模型研究区域内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潘元鸽等、庞军等[18-19]利用MRIO模型对区域间贸易隐含碳、隐含污染等进行定量测算。
综上所述，一方面投入产出模型不仅可以考察各个产业部门的最终生产、消费需求、进出口贸易对环境的直接影响，而且还可以描述各部门的中间投入需求对环境造成的间接影响，因此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全面评估和分析贸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基于MRIO模型测算结果比基于SRIO模型的测算结果更准确。虽然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思路、方法的借鉴，但仍然存在着以下不足：一方面，采用MRIO模型的贸易污染排放研究虽然在国外已经较为普遍，但基于中国的实证经验研究则相对较少，国内学者主要着眼于中国与某一贸易国之间的联系进行贸易污染排放研究，鲜有研究构建中国与多个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污染排放关系，更缺乏对不同性质贸易伙伴之间的比较分析。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学者大多均只选择了CO2等单一污染物作为污染排放指标，因而难以全面描述中国贸易隐含污染排放问题。
因此，本文通过构建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沿着“中国贸易隐含污染总量——中国双边贸易隐含污染转移”的思路，對中国的贸易环境效应进行深入分析，从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有益补充：一是基于MRIO模型精确测算中国的贸易污染排放及转移，并对中国近年的贸易、环境政策等进行评估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二是针对中国与不同性质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污染排放进行比较分析，更清晰揭示不同性质贸易伙伴对中国的污染排放影响；三是研究选择8种排放物以全面分析中国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和污染转移问题。
3 数据来源与处理
为了突显中国贸易的特征，我们将中国贸易伙伴划分为五大区域：欧盟、日本、美国、亚洲其他地区、世界其他地区。其中，中美、中欧之间存在长期的贸易顺差，而日本、东盟等地区与中国之间存在长期贸易逆差。因此研究将构建6区域多行业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本文中的中国数据统计范围仅限大陆地区，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
3.1 数据来源
研究所需的数据及其来源。①各区域投入产出数据来自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目前更新至2011年，因此本文选取2000、2006、2011年的数据进行研究。②各区域分行业的污染排放数据来自WIOD的环境账户。本文选取8种污染物以更准确反映地区污染程度，分别为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氮氧化物（NOX），琉氧化物（SOX），一氧化碳（CO），非甲烷挥发性有机物（NMVOC）、氨气（NH3）。WIOD的环境账户数据仅更新至2009年。因此参考马晶梅[17]等学者的做法，根据国际能源总署的技术参数等方法计算得出2011年的数据。③区域间的双边贸易数据来自于UNCTAD数据库。④总产出价格指数（GO_P）来自WIOD。我们以2000年为基期，利用GO_P指数对产出等数据进行平减，消除通胀影响。
3.2 数据处理
行业的整合。WIOD数据所提供的投入产出表包含35个行业。而UNCTAD数据库中统计的货物贸易数据则以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Rev.3）。为了数据的统一性，我们以投入产出表的行业为基准，划分了19个行业。UNCTAD双边货物贸易部分则参照盛斌[20]将SITC-Rev.3对应商品划分至细分行业的做法，归类至各个行业。此外服务贸易则选取UNCTAD数据库中的服务贸易数据。整合后的19个行业见表1。
区域的整合。WIOD提供的原始数据为包含46个国家（或地区）35个行业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共计1 618×1 841的矩阵。为构建6区域投入产出表，我们对46个区域进一步整合，结果为：①欧盟：英国、奥地利等28个成员国。②亚洲其它地区：除中国、日本外，WIOD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中的亚洲国家。③日本。④美国。⑤中国。⑥世界其它地区：剔除上述所有国家（或地区）的区域。
4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污染
4.1 基于生产端和消费端核算的隐含污染排放
依据上文所述方法，我们核算出6区域基于生产端和消费端核算的隐含污染排放量，将2011年的结果列示在表2中。结果显示，各区域污染排放中，碳排放量占比最高，占各地污染排放总量的95%以上。尽管其它污染物的占比不高，但其危害程度不容小觑，因此仍有必要对其它污染物进行深入分析。从总量来看，无论是生产端还是消费端的排放，日本的污染排放量最小，而中国的CO2、CH4、NOX、SOX的排放均居世界首位。
生产端的污染排放量和消费端的污染排放量之差即为净出口隐含污染，若差额为正，则表明该地区为隐含污染净出口地区，若差额为负，则表明地区为隐含污染净进口地区。以此为标准，6区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隐含污染净进口国，如美国、日本、欧盟；第二类为隐含污染净出口国，如中国，且其生产端污染排放远大于消费端污染排放；第三类为贸易污染平衡国，亚洲其它地区、世界其它地区，其生产端污染与消费端污染大致相当。总体而言，中国出口货物和服务而承接了贸易伙伴的污染排放转移。而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或区域）则通过进口货物和服务转嫁自身的污染排放责任。
进一步考察三次产业对中国贸易隐含污染终端排放的影响，表3列示2011年基于生产端和消费端核算的三次产业贸易隐含8种污染物总量及各产业贸易隐含污染物占总量的比重。从生产端来看，第二产业贸易隐含污染物最多，达到4 623.90×106 t，占总量比重达到67%，第三产业次之，隐含污染物为1 766.28×106 t，占比达26%，第一产业隐含污染物最少，仅为466.69×106 t，占比仅为7%。消费端核算的污染物排放也呈现相似的分布。而值得注意的是，三次产业的隐含污染净出口结果表明，中国的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已经成为贸易隐含污染净进口行业，但第二产业却为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行业。可见第二产业的贸易对中国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大。
4.2 中国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的变化趋势
为了分析中国的隐含污染净出口的变化趋势，本文计算了2001、2006、2011年各地隐含污染排放量进行比较，而由于CO2在所有污染物中占比达到95%以上，因此我们将污染物划分为CO2和其它污染物，分别进行测算碳净出口量和其他污染物净出口量。从图1的结果可以看出：首先，碳进出口量的变化中，观察期内美国、日本、欧盟属于隐含碳的净进口国，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均属于隐含碳的净出口国，而世界其它地区则经历了隐含碳的净出口国（2000—2006）到净进口国（2007—2011）的转变。这表明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或服务实现国内碳排放量的转嫁。此外，所有区域中仅中国的隐含碳净出口量则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可见，中国在贸易规模迅速增长的初期承接了来自世界的碳排放转移，加重了自身的环境责任。而后，中国政府也开始采用“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型产品”出口，产业转型、发展清洁生产技术等手段改善环境贸易条件。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手段对改善我国碳排放净出口作用显著。其次，隐含其他污染物净出口量中，美国、日本、欧盟仍为隐含其他污染净进口国，其余区域为净出口国。而不同于碳净出口，中国的隐含其他污染净出口量却呈现直线增长态势。这表明除CO2外，中国也在承接贸易伙伴的其它污染物的转移。而无论是理论部门和实践部门，对其他污染物的贸易转移关注度都远小于对CO2的关注度。但一方面中国在不断承接贸易中隐含的CH4、NOX等污染物，另一方面尽管中国隐含碳净出口有所改善，但隐含其他污染物净出口量却在不断增长，且增长量逐年递增。
5 中国双边贸易隐含污染转移与贸易污染条件
5.1 中国双边贸易隐含污染转移
研究分别测算了中国与贸易顺差国、贸易逆差国之间的隐含污染转移（表4）。从中国与贸易顺差国之间的污染转移情况来看（表4中2～6行）。以CO2为例，中国向美国转移了4 826.35万t的CO2排放量，而美国向中国转移了30 462.49万t的CO2排放量，因此美国向中国净转移了25 636.13万t的CO2排放量。同样，在其它污染物的转移中，中国向美国转移的污染都远小于美国向中国转移的污染。而中欧双边贸易中中国也承接着欧盟污染排放的转移。综合来看，美国、欧盟向中国转移的隐含污染都远大于中国向美国、欧盟转移的污染。这一悬殊的差距不仅体现为美国、欧盟从中国大量进口加工贸易品，将归属于自身的污染转移到中国，还体现为美国、欧盟在中国进行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而这一类外资企业又集中于“高污染、高排放”的领域。而比较表4中净转移1与净转移2的转移量可以看出，中国从欧盟承接的污染排放大于美国的污染排放。从总量上来看中欧贸易对中国的环境产生更严重的影响。
测算所得的中国与贸易逆差国之间的隐含污染转移列示在表4后6行。结果显示，中日贸易为逆差关系，但在贸易污染转移中却呈现顺差，且不同污染物的转移量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日本向中国转移的污染物是后者向前者转移的2.55～30.46倍。可见，中日贸易减轻了日本节能减排方面的压力，而加剧中国环保的压力。而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的CO2、N2O、NOX、NMVOC、NH3的净转移量为正，CH4、SOX、CO的净转移量为负，表明无论是中国还是亚洲其他地区都不是双边贸易中完全污染净转出国或净转入国。
5.2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污染条件
利用贸易污染条件考察贸易双方之间单位贸易品的污染转移情况，结果列示在表5。中国与贸易顺差国之间的贸易污染条件显示：2000—2011年，总体上中美、中欧贸易污染条件大于1。以SOX为例，中美贸易污染条件为4.91（2011年），表明当年中国出口单位产品隐含SOX是其向美国进口单位产品隐含SOX的4.91倍。值得指出的是中美、中欧的CO、NMVOC两类污染物的2006年的贸易污染条件小于1，意味着当年中国向美国、欧盟出口的单位产品隐含CO、NMVOC要小于进口单位产品中隐含CO、NMVOC。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2006年左右开始实施的调整出口退税等政策最先对CO、NMVOC等污染物减排发生效应。但从总体来看，中美、中欧之间贸易污染条件大体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且2011年的贸易污染条件明显好于2000年。此外，中美贸易污染条件改善程度大于中欧贸易污染条件。
中国与贸易逆差国的贸易污染条件显示：中日贸易污染条件分布区间为2.39～61.89，表明中国出口日本的单位产品贸易隐含污染是向日本进口的单位产品隐含污染的2～62倍之间，中国也成为日本的“污染天堂”。而2000年是中日贸易污染条件最為严重的一年。而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在加入WTO前，中日之间的贸易量已经经历了飞跃式的发展，同期中国是日本的贸易顺差国，向日本出口了大量高污染产品。此外，中国与亚洲其它地区之间的不同污染物贸易污染条件不同，并且两者间的贸易污染条件在2000—2006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而后2006—2011年基本持平。可见，中国与东盟等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影响了中国环境。
中国贸易污染条件前三名行业结果列示于表6，结果显示：中美贸易污染条件最高的行业为采掘业等行业，且这些行业所有污染物贸易污染条件均大于100，处于超高水平；中欧贸易污染条件第一名行业也为采掘业，同时中欧之间的造纸业也使中国污染排放增加程度超过其对欧盟国家相应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程度。可见，中美、中欧之间的单位采掘业贸易品使中国环境恶化的程度远超过其对美国、欧盟的影响；与中美、中欧不同，中日之间贸易污染条件最严重的是电力、煤气与自来水供应业。值得关注的是中日之间的单位农林牧副渔业贸易品对中国环境恶化的程度远超过其对日本的影响。而中美、中欧的农林牧副渔业贸易污染条件小于1，说明中美、中欧之间的农林牧副渔业贸易对中国环境的正面影响要大于中日相应行业贸易的影响。中国与亚洲其它地区之间贸易污染条件前三名行业分布十分规律，分别为：采掘业、非金属矿物业、皮革和皮革制品制造业。其中，较为特殊的行业为皮革和皮革制品制造业。这表明不同双边贸易结构会影响贸易对中国环境的作用。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科学考察中国贸易的环境效应，准确评估中国环境、贸易政策效果是实现中国绿色贸易发展的重要前提。以往基于I-O模型的中国贸易环境效应研究中大多采用误差较大的SRIO模型，更忽视了异质性贸易伙伴对中国环境影响的差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间的MRIO模型，实证考察了中国的贸易环境效应，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
（1）样本期内，中国是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国，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贸易隐含污染净进口国，亚洲其它地区和世界其它地区为贸易污染平衡国。且中国隐含碳净出口量在观察期内先增后减，而隐含其他污染物的净出口却呈现连年递增的趋势。
（2）贸易污染转移中，贸易顺差国美国、欧盟以及贸易逆差国日本均是中国的贸易隐含污染顺差国，其中欧盟向中国转移了最多的污染物，日本转移了最少的污染物。而贸易顺差国亚洲其他地区与中国之间不存在单向贸易污染转移。可知，美国、欧盟、日本通过双边贸易向中国转移了国内污染，中国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
（3）总体而言中美、中欧、中日之间贸易污染条件大于1，表示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肮脏”产品，进口“清洁”产品。中国与亚洲其它地区的贸易污染条件不完全相同。但中美、中欧、中日贸易污染条件大幅改善，而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污染条件却有恶化趋势。这意味着中国的贸易政策、环境政策改善了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污染转移，但对亚洲其它地区的作用尚未发挥。
（4）采掘业、电力、煤气与自来水供应业等行业是中国对外贸易污染条件最为严重的行业。而中欧的造纸和印刷业、中日的农林牧副渔业、中国与亚洲其它地区的皮革和皮革制品制造业等行业双边贸易严重恶化中国的生态环境，需要引起重视。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①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等政策对碳减排颇具成效，但对其他污染物的改善作用仍未显现。这说明需要对隐含碳外的贸易隐含其他污染物加大治理力度，制定相应政策改善贸易隐含其他污染物排放状况。②采掘业、电力等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贸易会严重恶化中国生态环境，因而既要提高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绿色生产技术，也要严格把关这些产业的进出口贸易。
（编辑：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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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WIOD and UNCTAD databases， this paper used eight kinds of pollutants as the pollutant emissions indicators to construct an environmental multiregion inputoutput （MRIO） model of China and it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to calculate the net export of embodied pollution of Chinas trade and the embodied pollution transfer of its bilateral trade. Then， the trade pollution conditions were introduc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bilateral trade on China and its trading partn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2000-2011）， China received a bulk of embodied pollution emission from its trade partners via trade. The net exports of embodied carbon pollutants of Chinas trade rose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hile the net exports of other embodied pollutant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In 2011， Chinas productionside pollution emissions amounted to 68.569 billion tons， while the consumptionside pollution emissions was 63.550 billion tons， and the total net export of embodied pollution in trade amounted to 5.019 billion tons. Considering the transfer of bilateral trade pollution， China has become a Pollution Heaven for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2011， the total amount of pollutants transfer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to China reached 264.644 8 million tons， 408.374 5 million tons， and 80.011 9 million tons， respectively， but there was no oneway pollution transf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Asian regions. The trade pollution condi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Europe， and China and Japan are between 0.95～61.89； that is， bilateral trade has deteriorated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while prominently promote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In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Asia， the trade pollution condi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ny other countries in Asia were between 0.40～6.41， which means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bilateral trade on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Asia was uncertain. The trade of the extractive industry and the electricity and gas supply industry between China and any partner countries had seriously increased the domestic pollutant emissions， indicating that， on the one hand， policies such as restricting the export of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high pollution and resources products has alleviated Chinas trade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but it had no influence on the trades implied emissions of other pollutants.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should not only promote the greenization of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resourceintensive industries， but also strictly control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such industries.
Key words MRIO Model； trade embodied pollution； embodied pollution transfer； Pollution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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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2/11 6:5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