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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
范文 张欢　江芬　王永卿　成金华　钱程



摘要 如何在城市群构建生态宜居宜业的城市体系，需要厘清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建设的现状及其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并据此有针对性和差异性地推进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建设。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从宜业和生态宜居两个方面构建了生态宜居宜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多层次评价和熵权法测度了4省域26市2005—2015年生态宜居宜业水平，运用Morans I指数及G指数分析了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①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不断提高，呈现“东高西低”分布特征，城市间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各城市宜业水平逐渐改善，但生态宜居水平有所波动，部分城市生态宜居水平下降明显。②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空间关联性呈现增强趋势，2011年后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呈现明显的东部、北部“高高集聚”与西部、南部“低低集聚”现象，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③G指数分布由零星“点状”分布逐渐集聚呈“块状”分布，说明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冷点区和热点区都具有极强的扩散作用，有持续扩散的趋势。④建议长三角城市群在促进宜业的同时要补齐生态宜居建设短板，发挥好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等中心城市在生态宜居宜业发展过程中的辐射带动作用，利用好舟山、宣城、池州、湖州、台州等城市生态资源，通过构建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共生城市体系，实现宜业与生态宜居协同发展。
关键词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指标体系；时空差异；分布特征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11-0073-10 DOI：10.12062/cpre.20180707
京津翼、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五个全国中心城市群和近20个区域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这些城市群正承载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区域主体责任。城市群地区是经济、人口大规模密集区，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有利的工作环境和更好的生活条件与发展空间，但也存在着由于大气、水、土壤大规模集中污染等原因可能导致的生态宜居建设滞后问题，部分核心城市和支点城市生态宜居与宜业建设矛盾十分突出。構建生态宜居宜业城市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让居民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和内容。如何在城市群构建生态宜居宜业的城市体系，需要厘清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建设的现状及其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并据此有针对性和差异性地推进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建设。
关于生态宜居宜业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资源耗竭、生态环境破坏产生的对人居环境影响的研究。联合国早在1966年第二次人居大会就提出了城市宜居性定义：具有良好的居住和空间环境、人文社会环境、生态与自然环境和清洁高效的生产环境的居住地。其后，大量研究认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等方面能提高宜业宜居水平[1]，重化工产业的集中布局、产业链低端发展、低碳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发展滞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不协调[2]、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的不合理[3]、就业——居住空间关系的错配[4-5]等原因和状态被认为是导致城市宜业不宜居和影响区域生态宜居宜业建设的重要原因。通过促进产业的高端发展和生态现代化建设，采取高效的环境治理体系，建立生态城市和共生城市体系，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提高和均衡化公共资源配套等途径推进城市宜居宜业均衡发展。这些研究中，如何测度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及其区域差异也是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构建了宜业度、宜居性[6-7]、生态宜居[8]、宜业宜居度[9]、宜居满意度、宜居城市环境绩效[10]、人居环境[11-14]等指标体系以评价地区宜业、宜居或宜业宜居发展水平。城市幸福感、城市可持续发展度[15-1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17]、绿色城市[18]、生态城市[19-20]等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实证研究也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地区生态宜居宜业建设内容和发展状态，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分析了影响地区宜业和宜居的空间变化规律。
总体来看，国内外关于宜居宜业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及区域差异的研究对本文研究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及其空间差异和特征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现有研究，本研究尝试以下改进或创新：第一，我国正处于全面向工业化后期发展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生态宜居宜业建设要体现高质量发展、建设和谐宜居城市和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的要求，以提高城市幸福感和获得感为出发点，现有宜居宜业指标体系应据此有所调整；第二，以城市作为生态宜居宜业评价及其空间规律研究基本单元的同时，要考虑到人口和经济以城市群为分布的特征及趋势，在城市群的空间框架下开展城市生态宜居宜业研究；第三，生态宜居宜业建设是项长期工作，开展大周期、动态评价有利于客观了解地区生态宜居宜业的空间差异及变化特征，进而提出均衡发展、共享发展的对策建议；第四，为增强研究客观性，指标选取应以定量指标为主，权重确定以客观赋权为主，不同年份应有所差别。
本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借鉴国内外生态宜居宜业评价研究成果，按照新时代生态宜居宜业建设的目标要求和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发展现状，构建生态宜居宜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5—2015年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分析其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提出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1 生态宜居宜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本世纪中叶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要“建设和谐宜居城市”，“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竞争力”，要“提高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要建设美丽家园，这些重要论述对城市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也为构建城市生态宜居宜业指标体系提供了方向。
具体来讲：一是宜业建设要有利于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和竞争力，有利于形成提高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就业环境，适当降低工作压力；二生态宜居建设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公共配套，拥有美丽的生活环境，形成低碳生活方式。借鉴国内外生态宜居宜业及其评价研究成果，考虑到长三角城市群“十三五”时期生态宜业宜居的主要问题和目标任务，从宜业和生态宜居两个维度构建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宜业从城市发展水平与潜力、就业环境与工作压力两个方面测度，生态宜居从居民生活水平与公共配套、低碳生活方式、美丽家园三个方面测度（见表1）。
在城市发展水平与潜力方面：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率先完成工业化、城镇化的地区，工业效率、投资效率和科技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城镇化率、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被广泛用于测度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是工业效率的重要测度指标。固定资产投资拉动GDP增长系数衡量投资效率。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GDP比重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可以度量科技事业扶持的投入力度与高新技术产业产出效果。
在就业环境与工作压力方面：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人才集聚和人口流动的主要目标地，但高房价增加了生活成本，对就业存在挤出效应。全社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较高说明长三角城市群就业水平和收入较高。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收入均衡指数、城乡收入均衡指数度量市场经济的活力与城乡居民就业一体化程度。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占全社会从业人口比重较高反映出长三角城市群居民就业的稳定性。
在居民生活水平与公共配套方面：长三角城市群居民消费能力较强，生活水平较高，但也存在住房、交通、医院和学校拥挤等公共配套滞后于人口规模增长和城市发展的问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商业银行存款余额是反映居民消费能力和财富水平的重要指标。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测度居民住房条件。城镇居民人均道路面积测度城市拥挤程度。每万人教师医生数可以反映地市教育医疗覆盖程度。
在低碳生活方式方面：长三角城市群紧邻长江水域入海口，水资源、生物资源等生态资源禀赋优秀，利用好生态资源并全面推进绿色城市建设是长三角地区生态共建、环境共治的核心之一。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人均生活用水量与城镇公共交通客运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城镇居民对低碳生活方式的接纳、响应程度。
在美丽家园方面：长三角城市群社会生产体量庞杂，存在部分对生态威胁较大的制药、化工等企业，环境压力仍然较大，生态短板仍然突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比重反映城市建设生态覆盖质量与城市开发强度。森林湿地覆盖率、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等指标能够有效观测城市林木资源、水资源的生态质量。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直接揭示城市大气环境质量。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是衡量城市污染处理能力、生活环境质量提升能力的重要指标。
2 指标权重确定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以《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2015—2030）》规划范围的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26市和所涉及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为研究对象，研究周期为2005—2015年，共11年。各指标数据来源于2005—2016年所涉及26 个城市及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及各省市水资源公报、环境统计公报、财政决算报告直接或间接计算获取。各指标数据统计口径基本一致，能够保证指标数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2.2 指标的标准化
为了消除指标量纲差异性，进行标准化处理。设Xijk为第k年中第i个地区的第j项指标，Uijk为Xijk对应的标准化指标值。
2.3 指标权重的确定
熵值法是广泛使用的客观赋权方法。信息熵是对不确定性与离散程度的度量，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对评价体系的贡献越大，具有更大的权重。考虑到各年份各指标权重的差异，本研究分别计算每一研究年份中各指标的信息熵获取指标各年份权重。由于信息熵的计算涉及自然对数，熵值法要求模糊综合评价矩阵指标为大于0的实数，考虑到本文各指标最不优值的标准化值为0，所以在为指标赋权前，将所有指标标准化值向右平移一个单位长度。表2是运用熵权法得到的长三角城市群2005—2015年生态宜居宜业测度指标的权重。
使用熵值法赋权步骤如下所示：
向右平移一个单位后的标准化值为：U′ijk=Uijk+1
第k年指标j占该年准则层指标权重：
Pijk=U′ijk∑26i=1U′ijk（k=2005，2006，2007，…，2015）
第k年指标j信息熵：ejk=-1ln26∑26i=1（PijklnPijk）
第k年指標j权重：wjk=1-ejk∑j（1-ejk）
3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测度
将各指标层指标的标准化值作为指标评价值，计算长三角城市群2005—2015年生态宜居宜业指标体系各指标权重及准则层评价值和综合评价值。
3.1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的综合水平测度
表3是对长三角城市群2005—2015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综合测度及排名报告。从省域尺度，平均水平排名依次是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这与这些省市的城镇化、工业化水平排名一致。各地市排名依次是苏州、南京、舟山、上海、无锡、南通、镇江、杭州、扬州、湖州、常州、铜陵、泰州、宁波、台州、绍兴、金华、宣城、盐城、芜湖、池州、嘉兴、安庆、马鞍山、合肥、滁州。其中生态宜居宜业水平进步较大的有滁州、常州、苏州、南通、上海、嘉兴、泰州；退步明显的地区有安庆、宣城、铜陵、南京、芜湖、台州。
综合长三角城市群2005—2015年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及其子系统评价值，将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分为以下四类：
第Ⅰ类：生态宜居宜业综合水平优于长三角平均水平，生态宜居建设滞后于宜业的地市。这些城市包括苏州、南京、上海、无锡、镇江、杭州、扬州、常州、泰州、宁波。苏州宜居宜业综合水平及宜业水平多年位居第一，生态宜居水平居长三角中等水平。除苏州、上海、杭州外，其他地区宜业水平整体上升，宜居水平有所下降。随工业化及城镇化快速发展，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对生态宜居造成不利影响。这类地市宜注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科学规划城市建设规模和开发强度，保持良好的城市发展水平与潜力、就业环境，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及公共配套，提倡低碳生活方式，加强美丽家园建设。
第Ⅱ类：生态宜居宜业综合水平优于长三角整体水平，宜业建设滞后于宜居的城市。这些城市包括舟山、南通、湖州、铜陵。南通、湖州和舟山宜业水平上升、宜居水平下降、综合水平上升；铜陵宜业、宜居水平及综合水平均下降。由于城市规模小、不具地理区位优势、城镇化落后等原因，造成城市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对人才吸引程度不足。这类地市宜发挥生态宜居的优势，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快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提升城市发展水平与潜力，改善就业环境与压力。
第Ⅲ类：生态宜居宜业综合水平落后长三角整体水平，生态宜居建设滞后于宜业的地市。这类城市包括绍兴、嘉兴、合肥、马鞍山。这类地市生态宜居水平有所下降，除马鞍山外，其他地区宜业水平有所改善。这类地市宜在改善城市发展水平和就业环境的同时完善公共基础设施配套，鼓励低碳生活方式，加强美丽家园建设。
第Ⅳ类：生态宜居宜业综合水平落后长三角整体水平，宜业建设滞后于宜居的地市。这类地市包括台州、金华、宣城、盐城、芜湖、池州、安庆、滁州，城市间分工协作不够，中小城市发展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池州、台州、安庆、金华在长三角各地区生态宜居排名多次出现在前6名，宜业水平基本排在20名之后，除台州和安庆宜业水平稍有下降，其他地市宜业水平也不断改善，拥有生态宜居宜业的提升潜力。
3.2 长三角城市群宜业水平测度
从宜业准则层评价结果看，长三角城市群近10年宜业评价值呈上升趋势，宜业水平逐渐改善。2015年整体评价值为0.512 9，相对于2005年的0.402 3涨幅27.48%。10年平均评价值为0.420 1。在26个城市中，10年间宜业评价值涨幅超过50%的依次有镇江、泰州、南通、滁州、池州、常州、盐城；评价值涨幅超过30%～50%的依次有扬州、嘉兴、苏州、金华、无锡、绍兴、湖州、宁波；评价值涨幅30%以下的依次有宣城、南京、芜湖、安庆、舟山、合肥、杭州；退步较明显的城市依次有台州（-15.39%）、铜陵（-13.92%）、马鞍山（-5.10%）、上海（-3.65%）。
从10年评价均值看，省域尺度排名依次是上海
（0.552 4）、江苏（0.515 6）、浙江（0.399 0）、安徽（0.317 1）。市域均值排名依次是苏州（0.595 4）、无锡（0.573 4）、南京（0.558 5）、常州（0.552 5）、上海（0.552 4）、镇江（0.540 2）、扬州（0.498 4）、杭州（0.487 8）、南通（0.477 0）、泰州（0.472 5）、宁波（0.426 0）、嘉兴（0.424 8）、绍兴（0.408 4）、铜陵（0.404 0）、湖州（0.391 7）、合肥（0.391 0）、马鞍山（0.382 3）、盐城（0.374 3）、舟山（0.373 1）、芜湖（0.368 7）、金华（0.347 5）、台州（0.332 9）、宣城（0.281 7）、滁州（0.263 0）、池州（0.233 5）、安庆（0.212 8）。
结合指标层影响宜业因素发现：苏州、无锡、常州、镇 江、扬州、南通等地区具有良好的城市发展水平与潜力，就业环境较好，工作压力小；芜湖、金华、台州、宣城、滁州、池州、安庆等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需加快工業化城镇化进程，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研究实验等技术性扶持投入；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地区具有良好的城市发展水平与潜力，但收入房价比低，就业环境相对滞后、工作压力大；嘉兴、湖州、舟山、宁波、绍兴、泰州、绍兴、马鞍山、宣城、盐城等地区城市发展水平和潜力有待加强，就业环境相对较好、工作压力小。
3.3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水平测度
从生态宜居准则层评价结果看，长三角城市群近10年生态宜居水平呈现下降趋势。2015年整体评价值0.494 4，相对于2005年的0.524 1下降了5.67%。10年平均评价值为0.509 3。在26个城市中，10年间生态宜居明显改善的依次有嘉兴（26.08%）、上海（22.31%）、合肥（12.69%）、苏州（12.58%）、金华（8.13%）、杭州（6.89%）、台州（6.75%）、滁州（6.01%）、马鞍山（3.89%）、浙江（3.35%）、常州（1.70%）；存在显著退步的城市依次是铜陵（-30.86%）、宣城（-22.07%）、扬州（-19.23%）、南京（-19.08%）、镇江（-18.55%）、安庆（-17.20%）、无锡（-16.15%）、盐城（-13.15%）、南通（-12.69%）、泰州（-12.39%）、池州（-10.07%）、芜湖（-6.96%）、宁波（-5.63%）、湖州（-4.66%）、舟山（-1.71%）、绍兴（-0.21%）。
从10年评价均值来看，省域尺度排名依次是浙江（0.536 3）、上海（0.503 1）、安徽（0.502 5）、江苏（0.492 0）。市域均值排名依次是舟山（0.653 2）、宣城（0.587 9）、池州（0.587 7）、湖州（0.580 1）、台州（0.578 1）、铜陵（0.550 7）、安庆（0.550 5）、南通（0.544 2）、金华（0.539 6）、杭州（0.520 0）、南京（0.516 6）、苏州（0.516 4）、宁波（0.510 7）、扬州（0.503 2）、上海（0.503 1）、绍兴（0.497 3）、芜湖（0.495 3）、盐城（0.490 7）、镇江（0.476 9）、泰州（0.476 5）、无锡（0.468 1）、滁州（0.465 4）、常州（0.436 0）、嘉兴（0.411 2）、马鞍山（0.410 1）、合肥（0.372 5）。
结合指标层影响生态宜居因素发现：空气污染和污染排放是导致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下降的重要原因；舟山、池州、宣城、湖州、铜陵、安庆、芜湖、南通等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和公共配套落后是生态宜居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上海和苏州在美丽家园建设滞后降低了其生态宜居建设水平；扬州、台州、南通、南京、湖州、杭州等地区低碳生活方式发展较缓降低了其生态宜居建设水平。
4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空间关联性
4.1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利用Morans I 指数测度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程度，采用Morans I散点图、LISA集聚图以及冷热点分析局部自相关及空间集聚情况。空间自相关的Morans I统计可以表示为：
其中，zi要素i属性与其（xi-X）的偏差，ωi， j是要素i、j之前的空间权重，n等于总要要素之和，s0是所有空间权重的集合。I取值范围为[-1，1]，I绝对值越大，说明空间相关性越强。I>0，空间正相关；I<0，空间负相关。
由于长三角26个地区辖区规模较大，地理边界不规则，邻接区域复杂，因此，空间权重矩阵采用Open Geoda软件生成基于Rook Contiguity（共边相邻）的邻接矩阵。
4.2 全局自相关分析
表4报告了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区2005—2015年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全局Morans I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平均水平0.106 7，呈现正相关。从分年度段来看，2010年之前Morans I指数小于1，p值均大于10%，说明生态宜居宜业呈现弱相关性；2011年后Morans I指数除2013年只有0.072，其它年份大于1，p值除2013年5.4%，其余年份小于5%，说明2011年后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全局自相关显著，通过Z检验，并且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总体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自相关性不断增强，2011年后存在显著的时空关联性，关联性呈上升趋势，存在空间集聚效应。
4.3 局域自相关分析
4.3.1 Morans I 散点图
运用Geodas软件计算2005—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局部Morans I指数，检验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空间上的集聚与离散效应。计算结果显示，局域自相关检验Morans I指数结果与全局自相关一致，各年P值分别为0.407 0、0.451 0、0.269 0、0.208 0、0.113 0、0.114 0、0.037 0、0.013 0、0.069 0、0.001 0、0.011 0、0.044 0。表明2011年之前，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局域空间自相关不显著；2011年之后，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局域空间自相关显著，出现空间集聚现象。在Morans I指数p值显著的2011—2015年，26个地区在Morans I 散点图分年度分别有65.38%、84.62%、65.38%、84.62%、84.62%的区域显示正向空间关联，在地理分布上集中分布在第Ⅰ和Ⅲ象限，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说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存在较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4.3.2 LISA聚集图
进一步，采用LISA聚集图分析2011—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的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空间演化过程，图1报告了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的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空间集聚特征。2011—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的生态宜居宜业水平整体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明显，低高集聚与高低集聚并不显著，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空间呈现东高西低的二元分布特征。
（1）高高集聚区（H-H）。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东部地区。位于高高集聚区的城市和相邻城市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相对较高，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具有良好的扩散趋势，对周边地区生态宜居宜业水平起带动促进作用。2011—2015年空间集聚从零星点状分布到团状集聚分布。生态宜居宜业水平一直处于领先水平的苏州最早成为高高集聚中心，高高集聚中心以苏州为中心向外扩散，2015年形成了盐城、泰州、南通、镇江、无锡、苏州、上海、湖州等高高集聚区，说明长三角地区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在整体上升。
（2）低高集聚区（L-H）。低高集聚现象不显著，低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东部边缘及高高集聚区周边，不断向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转变。出现在该区的典型代表是泰州、盐城和嘉兴，在苏州、上海、无锡、南通地区带动和辐射作用下，泰州和盐城先后跃迁至高高集聚区，成为新的高高集聚中心。
（3）低低集聚区（L-L）。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长三角城市群西部安徽省，该区生态宜居宜业水平较低，且周边地区生态宜居宜业水平也较低，呈现低低集聚。安庆是最早的低低集聚中心，逐步扩散至马鞍山、芜湖、宣城、安庆、池州、绍兴、滁州、合肥等地区，由“点状”向“团状”发展。虽然该区宜业水平落后，但安庆、池州、滁州等地区美丽家园建设和低碳生活方式水平相对较高，生态宜居发展领先，拥有提高生态宜居宜业水平潜力，对改善长三角地区生态宜居水平具有带动作用。
（4）高低集聚区（H-L）。高低集聚区主要有南京及铜陵地区，介于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之间。铜陵跃迁至低低集聚区，南京周边高高集聚的扩散作用下，有向高高集聚跃迁趋势。南京生态宜居宜业综合水平及宜业水平排名靠前，但宜居水平靠后，生态宜居宜业水平退步明显，对周边带动辐射作用不强。
5 长三角生态宜居宜业冷热分布空间格局
进一步分析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市生态宜居宜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借用ArcGIS10.2空间分析功能对生态宜居宜业水平进行GetisOrder Gi*指数分析，通过自然裂变法划分为热点区、冷热点区、冷点区和次冷点区。
图2报告了长三角2005—2015年生态宜居宜业发展GetisOrder Gi*指數分布。结果表明：①2005—2015年，长三角地区生态宜居宜业水平G指数分布由零星“点状”分布逐渐集聚呈“块状”分布；热点区和次热点区开始出现在镇江、常州及无锡，冷点区从合肥开始。②2010年开始，冷点区从合肥逐渐扩散至安庆、芜湖、铜陵、池州、马鞍山；热点区逐渐扩散至苏州、泰州、南通、上海，说明冷点区和热点区都具有极强的扩散作用，并且有持续扩散的趋势。③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生态宜居宜业发展水平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显著特征，与LISA集聚图分析结果一致，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存在空间集聚现象。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生态宜业与生态宜居两个方面，测度了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发展水平，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发展空间关系。主要结论是：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不断提高，呈现“东高西低”分布特征，城市间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各城市宜业水平逐渐改善，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生态宜居水平有所波动，部分城市生态宜居水平下降明显。全局Morans I指数说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存在空间关联性逐渐增强，2011年后显著正相关，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局部Morans I散点图及LISA聚集图说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存在局部空间集聚现象，以苏州为中心向外扩散形成高高集聚区和以安庆为边缘形成低低集聚区，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生态宜居宜业水平G指数说明，长三角城市群热点区和冷点区具有极强的扩散作用，并且有持续扩散的趋势。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建议：第一，长三角城市群东部的上海、杭州、宁波、南京、无锡、苏州等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应注重产业的转型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重视高新技术产业活力的引入与扶持，提高工业产出水平与技术高度。第二，发挥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等中心城市在生态宜居宜业发展过程中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交通运输网络推动同城化发展。第三，长三角城市群西部地区在保持美丽家园的条件下，适度扩大产业和城镇化空间，利用好舟山、宣城、池州、湖州、台州等城市生态资源，通过产业升级，引导人口向重点开发区域集聚，依托长江经济带承东啟西的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加快承接产业转移，提升合肥辐射带动能力。第四，继续提高公共产品及服务水平，通过构建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共生城市体系，降低其它城市与上海、南京、杭州这3个核心城市宜业差距，营造协同均衡的生态宜居环境。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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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nstruct an ecologically life & work facilitating urban system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needs to clarify current situation，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logical life & work facilitating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We can rely on this to promote the ecological life & work facilitating construc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a targeted and differential manner. This paper take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ity cluster as an example， constructed the ecological life & work facilitating index system from two aspects including work facilitating and ecological life facilitating， and estimated the ecological life & work facilitating level about 26 cities in 4 provinc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ity cluster from 2005 to 2015.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life & work facilitating level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ity cluster by using the Morans I index and the G index. The main conclusion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cover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 ecological life & work facilitating level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ity cluster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with high level in the east and low level in the west， the ecological work facilitating level was increasing， but the ecological life facilitating was decreasing. Secondly，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re was a spatial correlation effect. After 201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at ‘highhigh agglomeration existed in the east and north， ‘lowlow agglomeration in the west and south； it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a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life & work facilitating level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ity cluster. Thirdl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 index tends to agglomerate from the sporadic ‘spot distribution into ‘block distribution， which showed that the cold spot area and hot spot area of ecological life & work facilitating level were in a trend of strong diffusion effect. Fourthly， while promoting the ecological work facilitating level， we should further promote the ecological life facilitating level. In order to achiev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life & work facilitating， the central cities， such as Nanjing， Hangzhou， Hefei， Suzhou， Ningbo and other central cities sh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ecological life & work facilitating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Delta city cluster. Besides， it should utilize the urban ecological resources such as Zhoushan， Xuancheng， Chizhou， Huzhou and Taizhou， and construct a symbiotic urban system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arge，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city cluster； ecological life & work facilitating； index system； spatial heterogeneity； distributiv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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