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成本说
比较成本说比较成本说是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关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理论。在我国长期将它视为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作为批判的对象。8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理论界对比较成本说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比较成本说是否具有科学性和能否用它来指导中国的对外贸易实践。争论各方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比较成本说有一定的科学性，对我国对外贸易有借鉴意义，可以有条件地加以利用。钱宗起在《“比较成本理论”对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现实意义》(《外贸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3期)的文章中认为，比较成本理论含有科学的内容，因为它在客观上是符合价值规律在国际商品流通中的作用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参加国际商品流通，同样受到价值规律的作用，比较成本说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在实践中考虑比较利益原则，“大力组织生产和出口自己具有优势的商品，去换取那些自己生产不大有利的商品，对国际贸易的双方都是有利的。”但“在我国，运用比较利益原则应该是有条件，这就是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前提”。王林生在《关于对李嘉图比较成本说的评价问题》(《国际贸易文选》对外贸易出版社1982年版)中指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中业已成熟的要求，对解放生产力起了巨大的作用，具有“合理的内核”。这一理论虽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但是可以在对外贸易的实践中运用比较利益原则，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分工，使我国的进出口结构合理化，以便节约社会劳动，实现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效果。
第二种观点认为，比较成本说对当前的国际贸易具有适应性，虽然它有一些缺陷，但是要充分肯定这一理论的科学内容，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理论武器，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原则。季崇威撰文《应用“比较成本说”指导我国对外贸易》(《外贸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3期)指出，“当前各国政府，正以‘比较成本论’为指导，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各种经济贸易政策，力求加强本国出口商品的优势地位，削弱他国竞争商品的优势。”“在现代大工业生产日趋国际化的情况下，‘比较成本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比以往时期更具有指导作用。”因而“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武器，我们同样能够利用它来为我国的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服务，”“来指导我国的对外贸易。”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比较成本说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严重的缺陷性，它缺乏科学性，不能利用来指导我国的对外贸易。吴大琨在《关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外贸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3期)中说，“从《资本论》里看，马克思不赞成李嘉图的对外贸易理论——就是所谓‘比较成本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和其它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事务一样，是有二重作用的，对于有些国家可以有利，也可以不利，对于不利的一面，李嘉图完全没有注意到。”他进一步指出，实行这一理论，那就发生一个国家牺牲别国而致富，有利于资本发达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对广大的第三世界进行剥削和掠夺。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的外贸工作，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姚曾荫在《国际贸易》1982年第7期上撰文《正确执行对外开放政策》认为，“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个学说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指导原则，就必然会走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亦即初级产品生产、手工业、简单加工工业的道路。因为这些正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之所在。”“而走这条路就会使它们长期处于经济附庸国的地位”；而且还会使它们为取得经济短期利益，而牺牲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因此不能用来指导我国的对外贸易。经过几年的争论，倾向性的意见认为，由于比较成本说具有科学的内容，虽然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指导原则，但是应该用它来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提高外贸经济效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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