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网络走红的传播学分析
杜诗画
【摘 要】以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例，借鉴传播学理论，从传播内容、受众和传播渠道三个方面，分析关注传统文化的纪录片如何在互联网时代收获好口碑和高点击量、在青少年群体中受到欢迎，以及新媒体纪录片对传统文化的推广作用。
【关键词】传统文化；纪录片；网络传播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我国第一部展现故宫珍贵文物修复故事的纪录片，是故宫90周年纪念的献礼纪录片。该片按修复门类分为3集，分别是青铜器、钟表和陶瓷组，木器、漆器和织绣组，书画修复、临摹和摹印组。该片于2016年1月7日至9日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首播，播出后反响平平。随后登录知名弹幕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在90后、00后中迅速走红，短短几天内播放量突破百万次，豆瓣评分高达9.4分，超过另一现象级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并在微博上引起747万次话题阅读。
一、内容特色分析
（一）题材：传统文化与潮流文化的反差
《我在故宫修文物》作为展现故宫风采的纪录片，并非第一部。早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就已播出12集大型纪录片《故宫》，从故宫的建筑艺术、使用功能、馆藏文物和从皇宫到博物院的历程等方面，全面展示故宫的形象。随后在2012年播出《故宫100》，每集用6分钟的时长讲述故宫100个空间的故事。而《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唯一一部成体系地展现故宫稀世文物修复过程以及文物修复师的纪录片，这是题材上最大的创新点。
使《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又称B站），是当下国内最大的年轻人潮流文化娱乐社区，设有动画、番剧、音乐、舞蹈、游戏、科技、娱乐、鬼畜、时尚等分区。在这里诞生出大量网络流行语，所传播的视频内容以娱乐为主，戏谑和解构一切主流的东西，充分体现当今90后、00后的审美观念和趣味。潮流文化本质上属于亚文化，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长期接触的是娱乐化、快餐化的网络信息，会对同类信息产生厌倦，反而对有深度的、有文化内涵的内容有一定的需求。《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主题围绕传统文化，选择的对象是观众不熟悉的故宫文物修复师，自然与喧闹的潮流文化形成强烈的反差，对青少年产生了吸引力。
（二）风格：生活化、有温度的“非主流”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最大的特色在于，不同于以往主旋律纪录片的刻板严肃，充满年轻化、生活化的风格和人情味，以“非主流”的风格呈现主流的意识。
在哔哩哔哩观看《我在故宫修文物》时，有多个场景引起满屏弹幕。解说词提到，每天早上打开一重重大门时，都要大声吆喝，是为了赶走夜里栖息的小动物，被弹幕调侃为“官方吐槽故宫闹鬼说”。修复师在休息的间隙，骑着电动车匆匆忙忙出宫门，竟然是为了抽一支烟。这些大师们在工作之余，也会在院子里植树，一起打杏子，给“宫廷御猫”喂食等等。这些生活琐事和故宫厚重的历史感放在一起，同样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反差。许多诸如此类的镜头在整部纪录片里不断穿插出现，将原本高大上的文物修复工作由观众想象的神秘莫测变得接地气，使严肃的故宫充满温情，打破纪录片是文化人特属的刻板印象，扩大了受众的范围。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整个拍摄团队几乎完全由80后、90后成员构成，拍摄时间长达4个月，对故宫的文物修复工作进行了深入了解。在传播传统文化时，以标榜个性、流行为特色的青少年，对于说教式和灌输式教育往往带反抗的情绪。导演叶君表示：“我们是背着唐诗宋词长大的，但用着手机、坐着地铁。我们希望用现代眼光去看传统，用现代人眼光去看故宫。”拍摄团队深谙这一特点，通过许多小故事来表达想要传递的价值观念。譬如钟表组修复师王津在参加展览时，被民间收藏家拉住炫耀自己的收藏品时只是淡然一笑；木器组修复师屈峰一边刻佛，一边缓缓地说出一段蕴含儒家格物致知思想的人生哲言。片中处处流露出对文物修复技术的传承、传统的师徒制和逐渐遗失的工匠精神的思考，不经意间就传达出主流价值观。
（三）形态：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媒体纪录片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6》指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达5.04亿，用户使用率为73.2%。近两年来网络浏览量过亿的中国纪录片有9部，其中《舌尖上的中国2》以4.39亿的累计观看量居首，新媒体纪录片正在蓬勃发展。
新媒体纪录片并非单纯的将互联网当作播出的平台，在制作过程中必须使其具备互联网特质，时间短、节奏快、线条清晰、浅显易懂，内容更具交互性，符合互联网用户碎片化的接受习惯。根据爱奇艺播放数据显示，《我在故宫修文物》播放次数的移动占比达70%，手机已成为新媒体纪录片观看的主要入口。
《我在故宫修文物》总共3集，每集时长50分钟，剧情结构非常清晰，以不同修复门类为线条，由多个故事串联起来。在当前快节奏的生活中，纪录片的节奏也变得明快。该片按照修复进程进行拍摄，但并非记流水账般一一赘述，而是取其重要的环节跳跃式叙述，但不破坏情节的连贯性。同时该片选择的修复过程中的小插曲，极易戳中观众的兴趣点，如周一闭馆时一位女修复师在太和殿广场骑自行车，片子的旁白说道：“上一个这么做的人是溥仪。”书画组组长会指着《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里一个人物说：“你看，这个人像赵本山！”这些互联网特质使得该片便于在网络传播，也符合网络受众的观看习惯。
二、传播过程分析
（一）群体传播建立口碑
日本社会学家岩原勉认为，群体指的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哔哩哔哩的用户中，75%的人标注自己为90后，其中超过1/3的用户为17岁以下的学生。这个群体的共同特点是年轻化、个性化，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强，能熟练运用社交网络。
1、满足受众心理需求
人际关系效用，增强群体归属意识。哔哩哔哩是一个建立在青少年共同兴趣基础上的网络社区，年轻一代为了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而自发形成了“鬼畜”、“二次元”等特色，组成一个群体。作为群体的一员，成员渴望得到归属感和认可，这种群体意识需要在群体信息传播和互动过程中形成。
在观看《我在故宫修文物》时，观众通常边看边通过弹幕进行交流，这种悬浮于视频上方的实时评论功能是哔哩哔哩的最大特点。传统视频网站的评论区设置在播放页面的最下方，观众需要拉动页面进行浏览和评论，会影响视频观感和观看节奏。
当镜头出现钟表修复师王津戴着放大镜、皱着眉头，心无旁骛地修复一座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屏幕立刻被“致敬王师傅”这样的弹幕淹没。在集合行为中，某种观念、情绪或行为在暗示机制的作用下会以异常的速度在人群中蔓延开来。经过这种群体感染过程，一种情绪或观点会迅速支配整个人群，并引发整个人群的激烈行动。原本就有同感的观众看到弹幕后会感到强烈的归属感，而群体中的普通成员在受到大量弹幕的冲击后，也会使情绪得到加强。
自我确认效用，提升自我满足感。电视节目中的人物、事件、状况、矛盾冲突的解决方法等等，可以为观众提供自我评价的参考框架，通过这种比较，观众能够引起对自身行为的反省，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当片中修复师用焕彩生辉形容修复好黄花梨衣柜时，一片弹幕飞过：“新词get”，“感觉自己也变得有文化了！”看到修复师使用的刻刀或刷子，直呼“我也有大师同款”。不少观众发弹幕表示要报考历史专业或者学习古籍修复，由于多数修复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这部纪录片被称为中央美院“最佳招生宣传片”。正如评论“我竟然在B站看纪录片”所反映的，哔哩哔哩的用户潜意识里也认为这里是为了娱乐消遣，而《我在故宫修文物》里充满历史底蕴的文物和精湛的修复技术，丰富了他们精神领域的需求，不再是为了满足低级的娱乐趣味，开始对自我进行评价和反思。
2、建立口碑主动传播
弹幕中一边倒的赞美使《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哔哩哔哩站内迅速形成好的口碑，在优质内容的吸引下，观众们主动承担起传播者的职责，将信息分享给身边的群体。《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弹幕中有观众说自己是“被安利来的”，“安利”一词最开始出现在动漫的语境中，后被大量扩散到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指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告诉别人，因为自己喜欢所以真心推荐。
（二）多种网络平台交叉传播
微博大V“@M大王叫我来巡山”发微博称，“安利一个央视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记录了那些隐世在故宫深处的‘文物医生的工作生活。一点开就停不下来了。老师傅个个沉稳和善、平凡淡然，但手上修复的却都是国内顶级的文物。这种内里惊心动魄，屋外闲庭落叶的感觉，再加上高超的文物修复技术，真的燃到不行。”微博里还附上哔哩哔哩的播放链接，方便网友点开观看。随后在“@谷大白话”、“@八卦_我实在是太CJ了”、“追风少年刘全有”等大V的转发下，发起同名话题#我在故宫修文物#，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权威媒体的官方微博也加入传播的阵营，使之迅速登上微博热门话题排行榜，引起747万次阅读。知名微信公众号“咪蒙”也在其公众号文章里表示，身边的朋友给她推荐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而在国内权威的电影评分网站“豆瓣电影”上，共有9627条短评和119篇长篇影评，两万多人平均打分9.4分。
在网络意见领袖和多种传播平台的助力之下，《我在故宫修文物》形成了一个网络传播矩阵，扩大了传播范围，增大了受众接触的可能性，同时也强化了给受众留下的印象。
结语
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对精神领域的需求并没有减少，仍然渴望了解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我在故宫修文物》首先在以哔哩哔哩为主的潮流文化网站上播出，在青年群体中引发关注。在优质内容的吸引下，这些青年群体主动承担起传播者的职责，进行二次传播，并由网络意见领袖扩大影响力，形成热点话题。《我在故宫修文物》具有新媒体纪录片的特点，注重同观众的交流互动，易于在网络中分享，借助多渠道的传播优势和受众群来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最终实现在网络收获高关注度和好评的双赢。
参考文献：
[1]樊启鹏、黄平茂.中国新媒体纪录片2015[J].艺术评论，2016（4）.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徐思红.互联网时代纪录片的新特点[J].当代电视，2014（4）.
（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
【摘 要】以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例，借鉴传播学理论，从传播内容、受众和传播渠道三个方面，分析关注传统文化的纪录片如何在互联网时代收获好口碑和高点击量、在青少年群体中受到欢迎，以及新媒体纪录片对传统文化的推广作用。
【关键词】传统文化；纪录片；网络传播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我国第一部展现故宫珍贵文物修复故事的纪录片，是故宫90周年纪念的献礼纪录片。该片按修复门类分为3集，分别是青铜器、钟表和陶瓷组，木器、漆器和织绣组，书画修复、临摹和摹印组。该片于2016年1月7日至9日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首播，播出后反响平平。随后登录知名弹幕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在90后、00后中迅速走红，短短几天内播放量突破百万次，豆瓣评分高达9.4分，超过另一现象级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并在微博上引起747万次话题阅读。
一、内容特色分析
（一）题材：传统文化与潮流文化的反差
《我在故宫修文物》作为展现故宫风采的纪录片，并非第一部。早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就已播出12集大型纪录片《故宫》，从故宫的建筑艺术、使用功能、馆藏文物和从皇宫到博物院的历程等方面，全面展示故宫的形象。随后在2012年播出《故宫100》，每集用6分钟的时长讲述故宫100个空间的故事。而《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唯一一部成体系地展现故宫稀世文物修复过程以及文物修复师的纪录片，这是题材上最大的创新点。
使《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又称B站），是当下国内最大的年轻人潮流文化娱乐社区，设有动画、番剧、音乐、舞蹈、游戏、科技、娱乐、鬼畜、时尚等分区。在这里诞生出大量网络流行语，所传播的视频内容以娱乐为主，戏谑和解构一切主流的东西，充分体现当今90后、00后的审美观念和趣味。潮流文化本质上属于亚文化，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长期接触的是娱乐化、快餐化的网络信息，会对同类信息产生厌倦，反而对有深度的、有文化内涵的内容有一定的需求。《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主题围绕传统文化，选择的对象是观众不熟悉的故宫文物修复师，自然与喧闹的潮流文化形成强烈的反差，对青少年产生了吸引力。
（二）风格：生活化、有温度的“非主流”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最大的特色在于，不同于以往主旋律纪录片的刻板严肃，充满年轻化、生活化的风格和人情味，以“非主流”的风格呈现主流的意识。
在哔哩哔哩观看《我在故宫修文物》时，有多个场景引起满屏弹幕。解说词提到，每天早上打开一重重大门时，都要大声吆喝，是为了赶走夜里栖息的小动物，被弹幕调侃为“官方吐槽故宫闹鬼说”。修复师在休息的间隙，骑着电动车匆匆忙忙出宫门，竟然是为了抽一支烟。这些大师们在工作之余，也会在院子里植树，一起打杏子，给“宫廷御猫”喂食等等。这些生活琐事和故宫厚重的历史感放在一起，同样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反差。许多诸如此类的镜头在整部纪录片里不断穿插出现，将原本高大上的文物修复工作由观众想象的神秘莫测变得接地气，使严肃的故宫充满温情，打破纪录片是文化人特属的刻板印象，扩大了受众的范围。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整个拍摄团队几乎完全由80后、90后成员构成，拍摄时间长达4个月，对故宫的文物修复工作进行了深入了解。在传播传统文化时，以标榜个性、流行为特色的青少年，对于说教式和灌输式教育往往带反抗的情绪。导演叶君表示：“我们是背着唐诗宋词长大的，但用着手机、坐着地铁。我们希望用现代眼光去看传统，用现代人眼光去看故宫。”拍摄团队深谙这一特点，通过许多小故事来表达想要传递的价值观念。譬如钟表组修复师王津在参加展览时，被民间收藏家拉住炫耀自己的收藏品时只是淡然一笑；木器组修复师屈峰一边刻佛，一边缓缓地说出一段蕴含儒家格物致知思想的人生哲言。片中处处流露出对文物修复技术的传承、传统的师徒制和逐渐遗失的工匠精神的思考，不经意间就传达出主流价值观。
（三）形态：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媒体纪录片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6》指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达5.04亿，用户使用率为73.2%。近两年来网络浏览量过亿的中国纪录片有9部，其中《舌尖上的中国2》以4.39亿的累计观看量居首，新媒体纪录片正在蓬勃发展。
新媒体纪录片并非单纯的将互联网当作播出的平台，在制作过程中必须使其具备互联网特质，时间短、节奏快、线条清晰、浅显易懂，内容更具交互性，符合互联网用户碎片化的接受习惯。根据爱奇艺播放数据显示，《我在故宫修文物》播放次数的移动占比达70%，手机已成为新媒体纪录片观看的主要入口。
《我在故宫修文物》总共3集，每集时长50分钟，剧情结构非常清晰，以不同修复门类为线条，由多个故事串联起来。在当前快节奏的生活中，纪录片的节奏也变得明快。该片按照修复进程进行拍摄，但并非记流水账般一一赘述，而是取其重要的环节跳跃式叙述，但不破坏情节的连贯性。同时该片选择的修复过程中的小插曲，极易戳中观众的兴趣点，如周一闭馆时一位女修复师在太和殿广场骑自行车，片子的旁白说道：“上一个这么做的人是溥仪。”书画组组长会指着《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里一个人物说：“你看，这个人像赵本山！”这些互联网特质使得该片便于在网络传播，也符合网络受众的观看习惯。
二、传播过程分析
（一）群体传播建立口碑
日本社会学家岩原勉认为，群体指的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哔哩哔哩的用户中，75%的人标注自己为90后，其中超过1/3的用户为17岁以下的学生。这个群体的共同特点是年轻化、个性化，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强，能熟练运用社交网络。
1、满足受众心理需求
人际关系效用，增强群体归属意识。哔哩哔哩是一个建立在青少年共同兴趣基础上的网络社区，年轻一代为了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而自发形成了“鬼畜”、“二次元”等特色，组成一个群体。作为群体的一员，成员渴望得到归属感和认可，这种群体意识需要在群体信息传播和互动过程中形成。
在观看《我在故宫修文物》时，观众通常边看边通过弹幕进行交流，这种悬浮于视频上方的实时评论功能是哔哩哔哩的最大特点。传统视频网站的评论区设置在播放页面的最下方，观众需要拉动页面进行浏览和评论，会影响视频观感和观看节奏。
当镜头出现钟表修复师王津戴着放大镜、皱着眉头，心无旁骛地修复一座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屏幕立刻被“致敬王师傅”这样的弹幕淹没。在集合行为中，某种观念、情绪或行为在暗示机制的作用下会以异常的速度在人群中蔓延开来。经过这种群体感染过程，一种情绪或观点会迅速支配整个人群，并引发整个人群的激烈行动。原本就有同感的观众看到弹幕后会感到强烈的归属感，而群体中的普通成员在受到大量弹幕的冲击后，也会使情绪得到加强。
自我确认效用，提升自我满足感。电视节目中的人物、事件、状况、矛盾冲突的解决方法等等，可以为观众提供自我评价的参考框架，通过这种比较，观众能够引起对自身行为的反省，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当片中修复师用焕彩生辉形容修复好黄花梨衣柜时，一片弹幕飞过：“新词get”，“感觉自己也变得有文化了！”看到修复师使用的刻刀或刷子，直呼“我也有大师同款”。不少观众发弹幕表示要报考历史专业或者学习古籍修复，由于多数修复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这部纪录片被称为中央美院“最佳招生宣传片”。正如评论“我竟然在B站看纪录片”所反映的，哔哩哔哩的用户潜意识里也认为这里是为了娱乐消遣，而《我在故宫修文物》里充满历史底蕴的文物和精湛的修复技术，丰富了他们精神领域的需求，不再是为了满足低级的娱乐趣味，开始对自我进行评价和反思。
2、建立口碑主动传播
弹幕中一边倒的赞美使《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哔哩哔哩站内迅速形成好的口碑，在优质内容的吸引下，观众们主动承担起传播者的职责，将信息分享给身边的群体。《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弹幕中有观众说自己是“被安利来的”，“安利”一词最开始出现在动漫的语境中，后被大量扩散到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指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告诉别人，因为自己喜欢所以真心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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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意见领袖和多种传播平台的助力之下，《我在故宫修文物》形成了一个网络传播矩阵，扩大了传播范围，增大了受众接触的可能性，同时也强化了给受众留下的印象。
结语
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对精神领域的需求并没有减少，仍然渴望了解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我在故宫修文物》首先在以哔哩哔哩为主的潮流文化网站上播出，在青年群体中引发关注。在优质内容的吸引下，这些青年群体主动承担起传播者的职责，进行二次传播，并由网络意见领袖扩大影响力，形成热点话题。《我在故宫修文物》具有新媒体纪录片的特点，注重同观众的交流互动，易于在网络中分享，借助多渠道的传播优势和受众群来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最终实现在网络收获高关注度和好评的双赢。
参考文献：
[1]樊启鹏、黄平茂.中国新媒体纪录片2015[J].艺术评论，2016（4）.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徐思红.互联网时代纪录片的新特点[J].当代电视，2014（4）.
（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