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的报刊编辑思想及实践
张悦+陶喜红
【摘要】张恨水是近代著名小说家，也是一位著名报人。他当过记者、编辑、报纸经理人，致力于副刊，采、写、编、经营都很在行。在张恨水多年的办报实践中，他有着自己一贯坚持的报刊编辑思想，具体表现在：追求新闻真实性，报纸应当担负社会责任，关注时事，为国而言为民而言。
【关键词】张恨水；报刊思想；副刊
张恨水是近代著名作家，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但他其实常常以记者的身份自居，他曾说过“我的主要职业是做新闻记者，写小说不过是性之所好”[1]。友人张友鸾也如此说道：“他终身从事新闻工作，写小说原是他的副业。由于他努力写作，惨淡经营，他的小说为读者所喜爱，自然而然地他成为小说专门家了。”[2]
1919年，张恨水经郝耕仁举荐担任《睆江报》总编辑，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报人之路。成舍我是张恨水的“贵人”兼好友，张恨水协助成舍我创办联合通讯社，编辑《今报》、《真报》，在1924年至1935年期间，担任成舍我逐步创办的《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立报》的编辑。1936年，张恨水辞去《立报》副刊“花果山”编辑一职，自掏腰包和张友鸾合办《南京人报》，这是张恨水唯一自己创办的报纸，销量可观，南京沦陷之际被迫停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报纸都迁往大后方重庆，张恨水从老家辗转到重庆，加入了重庆版《新民报》，发出自己的爱国呼声。抗战胜利后，他受邀担任北平版《新民报》主审兼经理，直到1948年，张恨水辞去《新民报》的一切职务，潜心写小说，就此结束了数十年的报人生涯。
张恨水的主阵地在副刊，他编过的副刊有北京《世界晚报》之“夜光”，《世界日报》之“明珠”，上海《立报》之“花果山”，《南京人报》之“南华经”，重庆《新民报》之“最后关头”，北平《新民报》之“北海”。张恨水虽以小说闻名于世，但他作为报人的新闻思想也十分先进、可贵，这也是他编辑的副刊和小说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所秉持的编辑思想体现在他所写的文字当中，所编的版面之中，所办的报刊之中。
一、新闻要真实
张恨水曾说过：“报纸虽然负着有闻必录的责任，但是也不可以无为有指鹿为马，即使访问记载失实，为坦白起见，尽可说明后更正，才不失报纸光明的态度，倘然有恶意的目的，造出是非，去中伤别人，那更不可为训。”[3]而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他则用自己的眼去看，用自己的脚去奔走，得来真实的经历才发表在报纸上。没有亲身经历的，就与有过经历的人接触。
不仅在写稿和选稿上，张恨水坚持真实，他也同样追求报纸整体的真实性，不愿受到压迫和控制。成舍我办世界报系，办报宗旨皆为“言论公正、不畏强暴、不受津贴、消息灵确。”张恨水和他有着共同的心愿，编报中将之践行，通过副刊的文章与办报宗旨相呼应，针砭时弊，反映现实，推动了这几大报的流行。创办《南京人报》时，张恨水拿出积攒的稿费四千元，不接受任何经援，他不愿意做别人的傀儡，受言论的限制，替别人说话，要做一回真正的报纸主人。
二、报刊应担负社会责任
在张恨水看来，报刊肩负着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重任，所写所登文章要反映社会现实，有所引导。“诗文虽然不妨谈风花雪月，谈酒，谈女人，但必定是另有寄托。不然的话，那还不止是玩物丧志。”[4]对于写散文也是如此，“对散文我有两个主张，一是言之有物，也就是意识是正确的（自己看来如此），二是取径冲淡”[5]。在他看来，有担当、有社会意义才是新闻的精神所在。
张恨水写了许多揭发黑暗、讽刺现实的小说，还写过许多伸张正义的杂文。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世界日报》发表社论、报道真实情况，张恨水则在副刊上连续撰写杂文，痛斥北洋政府、军阀权贵，他写《势利鬼可起而为总长》、《官不聊生》，揭露官场的腐败、黑暗。他写《曹三爷不辩水旱》，痛骂大军阀曹锟。他写《张宗昌可以上天桥卖布》，揶揄张宗昌，引起了张宗昌的不满，也引来了张恨水母亲的担忧，一向依着母亲的张恨水却回应说自己是报人，报人不能只顾自己的安危，前怕狼后怕虎，那样办出来的报纸，只能拿去揩屁股。[6]
面对黑暗勇敢地发声，是报纸应有的责任感。而对于惧怕当权社会热点的其他部分报纸，张恨水也曾发声批判。1926年7月26日，张恨水在《世界晚报·夜光·小月旦》发表《呜呼女明星之权威》，其中写道上海报界笑话北京报界“不敢在政治上说公道话”，张恨水承认但同时指出上海报界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上海报界害怕租界当局是地位关系不必“说这种伤心话”，他更感慨的是那些报纸拿了钱就对那班男女拆白党的电影演员赞誉恭维，“叫人肉麻”，对于女明星的“堕落”，“上海报界没有一个不字的批语，简直和北京报界怕军阀一样”。对上海某些报纸拿钱办事儿，追逐娱乐缺乏社会责任意识的现象进行批判。
三、新闻要关注时事
如今我们常说的新闻价值五要素：时新性、接近性、重要性、显著性、趣味性，张恨水在副刊编辑中更注重践行前三者。在《啼笑因缘》的构思过程中，张恨水开始真正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我的所谓赶上时代，只不过我觉得应该反映时代和写人民就是了……军阀们为非作歹的事情太多了”[7]。1930年，《啼笑因缘》发表在上海的《新闻报》上，火爆一时，打开了张恨水在南方的知名度。
对于副刊，张恨水认为，报纸是新闻纸，刊登出来的内容不论是诗词歌赋，还是杂文小说都应当有一定的现实根据，应该由时事而发。张恨水的大部分作品都蕴含着浓浓的时新性，不仅是小说，也包括很多短评。比如1929年夏天北京连着下了几天大雨，居民生活不便，张恨水也就此在《世界晚报》副刊上写了《哪里能怪天——电灯电话自来水全坏原因》和《怨天》两篇散文，前者批评相关负责公司没有防范意识还借口天灾使然的态度，后者有感而发，表面写人们埋怨雨不停，人们即使崇敬上天，但当“天不会做天”，也要骂天，以此来讽刺在其位不谋其政就必然会引起人民不满的当局政府[8]。
许多报纸的副刊喜好刊登文学性的文章供以消遣，但张恨水则会注入他对时事和政治的关心。另一方面，由于军阀统治时期报业常常受到打压，而副刊受到的检查相对比较松，将批判融入小说、短评刊登在副刊上的委婉做法，增加了报纸送到读者手上的机会。
四、新闻应为人民而言
张恨水一直很看重读者，讲究语言通俗易懂，他很能把握读者的喜好，清楚不同时期读者的需求是什么。他的文字，一直强调非精英化和去主流化的立场。在张恨水看来，报纸的存在是公众能成为读者的前提，报纸就应该代表公众，“报纸编辑展示的舞台就是报纸的版面，而且报纸是做给人看的”[9]。
1946年他为北平《新民报》确定的办报宗旨是：“凡是不体恤老百姓的举动，我们就反对，至少也不应该捧场。”[10]为百姓而言，是张恨水办报的基本追求。
为民而言的报刊编辑思想和张恨水当记者的经历分不开，张恨水在北京有几年记者经历，他出入高等学府、达官贵人的宅邸，上至内阁会议，下至青楼酒肆。他和社会上各色人打交道，目睹了官僚和军阀相互勾结，贪赃枉法，榨取民脂民膏，也看到了百姓的深重苦难，在双脚的奔走中更加了解群众的生活。
五、新闻应为国家而言
张恨水在军阀统治时期就常常发文批判当局，“九一八”事变后，他开始写抗战小说，因在《立报》上宣传抗日被列入北平文化人黑名单，从1936年开始，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在《南京人报》上连续写了多部抗战小说。1937年年末，张恨水到了重庆，经张友鸾介绍，受陈德铭邀请，加盟《新民报》重庆版，任主笔、总社协理、重庆社经理，主编副刊《最后关头》，这是他宣传抗战，召唤民众，鼓舞抗击日军的重要阵地。在1938年的发刊词《这一关》中，他这样写道：“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我们只有绝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举，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呐喊意义包含在内……这呐喊声里，那意味着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愤慨的。”他还为其规定了内容范围：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游击区情况一斑；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抗战韵文[11]。张恨水在《最后关头》上每天至少写一篇杂文，很多时事新闻版不敢发的事情，他在副刊总是旁敲侧击，切中要害，他用副刊来引导群众抗日，激励群众士气。
《新民报》在重庆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编辑部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投稿，但多是消闲文章。张恨水就此写了《白事》一文，“惟《最后关头》稿件，顾名思义，殊不能纳闲适之作，诸惟高明察之”，谢绝此类投稿，继而发表《告白》：“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12]
与此同时，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钳制和压迫只重不轻，1939年，张恨水连载《八十一梦》，以杂文式的嬉笑怒骂的文笔暗示和讽刺当局，受到了国民党的监视和威胁。1943年1月5日，《最后关头》停刊，张恨水则改办《上下古今谈》，用比拟的手法针砭时弊，逃避新闻检查。就像他所说，“没有眼前的生活，也就难于争取永久的生存了……当年在大后方的报纸杂志受检查，而书籍也是受检查的……我绝不能写好了东西而‘登不出来”[13]。
张恨水以笔为生，自写自编，报人的身份贯穿他的一生，他的新闻思想融入小说，使小说呈现出进步、紧跟时代的符合读者需求的思想精神。他的报刊编辑思想，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报人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担当。
注释：
[1]张恨水.我和长篇连载[J].新闻业务，1902（3）.
[2]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J].新文学史料， 1982（2）.
[5][7][13]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36、151、98-99、30、74、92.
[3][4]路善全.张恨水在新闻传媒中的身份确认[J].池州师专学报，2005（12）.
[6][12]石楠.张恨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150、264.
[8]张恨水.小月旦[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183-185.
[9]杨曙、王满新.报业才子的公众新闻观[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3）.
[10][11]张伍.雪妮印痕：我的父亲张恨水[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197、136-137.
【摘要】张恨水是近代著名小说家，也是一位著名报人。他当过记者、编辑、报纸经理人，致力于副刊，采、写、编、经营都很在行。在张恨水多年的办报实践中，他有着自己一贯坚持的报刊编辑思想，具体表现在：追求新闻真实性，报纸应当担负社会责任，关注时事，为国而言为民而言。
【关键词】张恨水；报刊思想；副刊
张恨水是近代著名作家，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但他其实常常以记者的身份自居，他曾说过“我的主要职业是做新闻记者，写小说不过是性之所好”[1]。友人张友鸾也如此说道：“他终身从事新闻工作，写小说原是他的副业。由于他努力写作，惨淡经营，他的小说为读者所喜爱，自然而然地他成为小说专门家了。”[2]
1919年，张恨水经郝耕仁举荐担任《睆江报》总编辑，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报人之路。成舍我是张恨水的“贵人”兼好友，张恨水协助成舍我创办联合通讯社，编辑《今报》、《真报》，在1924年至1935年期间，担任成舍我逐步创办的《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立报》的编辑。1936年，张恨水辞去《立报》副刊“花果山”编辑一职，自掏腰包和张友鸾合办《南京人报》，这是张恨水唯一自己创办的报纸，销量可观，南京沦陷之际被迫停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报纸都迁往大后方重庆，张恨水从老家辗转到重庆，加入了重庆版《新民报》，发出自己的爱国呼声。抗战胜利后，他受邀担任北平版《新民报》主审兼经理，直到1948年，张恨水辞去《新民报》的一切职务，潜心写小说，就此结束了数十年的报人生涯。
张恨水的主阵地在副刊，他编过的副刊有北京《世界晚报》之“夜光”，《世界日报》之“明珠”，上海《立报》之“花果山”，《南京人报》之“南华经”，重庆《新民报》之“最后关头”，北平《新民报》之“北海”。张恨水虽以小说闻名于世，但他作为报人的新闻思想也十分先进、可贵，这也是他编辑的副刊和小说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所秉持的编辑思想体现在他所写的文字当中，所编的版面之中，所办的报刊之中。
一、新闻要真实
张恨水曾说过：“报纸虽然负着有闻必录的责任，但是也不可以无为有指鹿为马，即使访问记载失实，为坦白起见，尽可说明后更正，才不失报纸光明的态度，倘然有恶意的目的，造出是非，去中伤别人，那更不可为训。”[3]而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他则用自己的眼去看，用自己的脚去奔走，得来真实的经历才发表在报纸上。没有亲身经历的，就与有过经历的人接触。
不仅在写稿和选稿上，张恨水坚持真实，他也同样追求报纸整体的真实性，不愿受到压迫和控制。成舍我办世界报系，办报宗旨皆为“言论公正、不畏强暴、不受津贴、消息灵确。”张恨水和他有着共同的心愿，编报中将之践行，通过副刊的文章与办报宗旨相呼应，针砭时弊，反映现实，推动了这几大报的流行。创办《南京人报》时，张恨水拿出积攒的稿费四千元，不接受任何经援，他不愿意做别人的傀儡，受言论的限制，替别人说话，要做一回真正的报纸主人。
二、报刊应担负社会责任
在张恨水看来，报刊肩负着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重任，所写所登文章要反映社会现实，有所引导。“诗文虽然不妨谈风花雪月，谈酒，谈女人，但必定是另有寄托。不然的话，那还不止是玩物丧志。”[4]对于写散文也是如此，“对散文我有两个主张，一是言之有物，也就是意识是正确的（自己看来如此），二是取径冲淡”[5]。在他看来，有担当、有社会意义才是新闻的精神所在。
张恨水写了许多揭发黑暗、讽刺现实的小说，还写过许多伸张正义的杂文。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世界日报》发表社论、报道真实情况，张恨水则在副刊上连续撰写杂文，痛斥北洋政府、军阀权贵，他写《势利鬼可起而为总长》、《官不聊生》，揭露官场的腐败、黑暗。他写《曹三爷不辩水旱》，痛骂大军阀曹锟。他写《张宗昌可以上天桥卖布》，揶揄张宗昌，引起了张宗昌的不满，也引来了张恨水母亲的担忧，一向依着母亲的张恨水却回应说自己是报人，报人不能只顾自己的安危，前怕狼后怕虎，那样办出来的报纸，只能拿去揩屁股。[6]
面对黑暗勇敢地发声，是报纸应有的责任感。而对于惧怕当权社会热点的其他部分报纸，张恨水也曾发声批判。1926年7月26日，张恨水在《世界晚报·夜光·小月旦》发表《呜呼女明星之权威》，其中写道上海报界笑话北京报界“不敢在政治上说公道话”，张恨水承认但同时指出上海报界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上海报界害怕租界当局是地位关系不必“说这种伤心话”，他更感慨的是那些报纸拿了钱就对那班男女拆白党的电影演员赞誉恭维，“叫人肉麻”，对于女明星的“堕落”，“上海报界没有一个不字的批语，简直和北京报界怕军阀一样”。对上海某些报纸拿钱办事儿，追逐娱乐缺乏社会责任意识的现象进行批判。
三、新闻要关注时事
如今我们常说的新闻价值五要素：时新性、接近性、重要性、显著性、趣味性，张恨水在副刊编辑中更注重践行前三者。在《啼笑因缘》的构思过程中，张恨水开始真正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我的所谓赶上时代，只不过我觉得应该反映时代和写人民就是了……军阀们为非作歹的事情太多了”[7]。1930年，《啼笑因缘》发表在上海的《新闻报》上，火爆一时，打开了张恨水在南方的知名度。
对于副刊，张恨水认为，报纸是新闻纸，刊登出来的内容不论是诗词歌赋，还是杂文小说都应当有一定的现实根据，应该由时事而发。张恨水的大部分作品都蕴含着浓浓的时新性，不仅是小说，也包括很多短评。比如1929年夏天北京连着下了几天大雨，居民生活不便，张恨水也就此在《世界晚报》副刊上写了《哪里能怪天——电灯电话自来水全坏原因》和《怨天》两篇散文，前者批评相关负责公司没有防范意识还借口天灾使然的态度，后者有感而发，表面写人们埋怨雨不停，人们即使崇敬上天，但当“天不会做天”，也要骂天，以此来讽刺在其位不谋其政就必然会引起人民不满的当局政府[8]。
许多报纸的副刊喜好刊登文学性的文章供以消遣，但张恨水则会注入他对时事和政治的关心。另一方面，由于军阀统治时期报业常常受到打压，而副刊受到的检查相对比较松，将批判融入小说、短评刊登在副刊上的委婉做法，增加了报纸送到读者手上的机会。
四、新闻应为人民而言
张恨水一直很看重读者，讲究语言通俗易懂，他很能把握读者的喜好，清楚不同时期读者的需求是什么。他的文字，一直强调非精英化和去主流化的立场。在张恨水看来，报纸的存在是公众能成为读者的前提，报纸就应该代表公众，“报纸编辑展示的舞台就是报纸的版面，而且报纸是做给人看的”[9]。
1946年他为北平《新民报》确定的办报宗旨是：“凡是不体恤老百姓的举动，我们就反对，至少也不应该捧场。”[10]为百姓而言，是张恨水办报的基本追求。
为民而言的报刊编辑思想和张恨水当记者的经历分不开，张恨水在北京有几年记者经历，他出入高等学府、达官贵人的宅邸，上至内阁会议，下至青楼酒肆。他和社会上各色人打交道，目睹了官僚和军阀相互勾结，贪赃枉法，榨取民脂民膏，也看到了百姓的深重苦难，在双脚的奔走中更加了解群众的生活。
五、新闻应为国家而言
张恨水在军阀统治时期就常常发文批判当局，“九一八”事变后，他开始写抗战小说，因在《立报》上宣传抗日被列入北平文化人黑名单，从1936年开始，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在《南京人报》上连续写了多部抗战小说。1937年年末，张恨水到了重庆，经张友鸾介绍，受陈德铭邀请，加盟《新民报》重庆版，任主笔、总社协理、重庆社经理，主编副刊《最后关头》，这是他宣传抗战，召唤民众，鼓舞抗击日军的重要阵地。在1938年的发刊词《这一关》中，他这样写道：“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我们只有绝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举，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呐喊意义包含在内……这呐喊声里，那意味着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愤慨的。”他还为其规定了内容范围：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游击区情况一斑；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抗战韵文[11]。张恨水在《最后关头》上每天至少写一篇杂文，很多时事新闻版不敢发的事情，他在副刊总是旁敲侧击，切中要害，他用副刊来引导群众抗日，激励群众士气。
《新民报》在重庆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编辑部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投稿，但多是消闲文章。张恨水就此写了《白事》一文，“惟《最后关头》稿件，顾名思义，殊不能纳闲适之作，诸惟高明察之”，谢绝此类投稿，继而发表《告白》：“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12]
与此同时，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钳制和压迫只重不轻，1939年，张恨水连载《八十一梦》，以杂文式的嬉笑怒骂的文笔暗示和讽刺当局，受到了国民党的监视和威胁。1943年1月5日，《最后关头》停刊，张恨水则改办《上下古今谈》，用比拟的手法针砭时弊，逃避新闻检查。就像他所说，“没有眼前的生活，也就难于争取永久的生存了……当年在大后方的报纸杂志受检查，而书籍也是受检查的……我绝不能写好了东西而‘登不出来”[13]。
张恨水以笔为生，自写自编，报人的身份贯穿他的一生，他的新闻思想融入小说，使小说呈现出进步、紧跟时代的符合读者需求的思想精神。他的报刊编辑思想，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报人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担当。
注释：
[1]张恨水.我和长篇连载[J].新闻业务，1902（3）.
[2]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J].新文学史料， 1982（2）.
[5][7][13]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36、151、98-99、30、74、92.
[3][4]路善全.张恨水在新闻传媒中的身份确认[J].池州师专学报，2005（12）.
[6][12]石楠.张恨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150、264.
[8]张恨水.小月旦[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183-185.
[9]杨曙、王满新.报业才子的公众新闻观[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3）.
[10][11]张伍.雪妮印痕：我的父亲张恨水[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197、136-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