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晚清东北大瘟疫与年轻总医官伍连德

    刘少才

    

    一个国家，每当有大的疫情来临，必有一个英明政府果断的领导，有一个强有力的班子團队团结协作，也必有一个具有超强领导能力和业务能力的领头人，就没有战胜不了的疫情。晚清，在中华大地上就曾发生过一次震惊世界的大疫情，同时也出现过一位年轻的总医官，救人民与水火。

    疫情如火

    1910年10月，正处清朝将要灭亡之际，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件，那就是“东北大瘟疫”。

    鼠疫从沙俄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波及河北、山东等地，一时之间震动了已经快要面临倒塌的大清王朝。这是中华大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鼠疫，一旦感染，死亡率为100%。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的气氛充斥了整个东北地区。据记载，在那场“东北大瘟疫”中直接死亡人数高达6万多人（当时全东北 1400 万人口）。

    1910年10月25日，东北满洲里的一家客栈，一名客人突然暴死。死者先发烧，然后咳嗽，最后吐血，三到五日就因呼吸困难而死，死后浑身皮肤出现黑紫色。这是史料记载的第一例东北鼠疫病例。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这家客栈频繁出现客人暴死的现象，凶史大振，被称为“死亡客栈”“活棺材”，远近闻名，再无人敢住。正值春节，店主郭老十最后决定关店，回家过年。没想到回家不久，郭老十也突然暴毙身亡，家人为郭老十停尸5天，举办丧礼。最后，郭老十全家族上上下下53口人，死了32口，全村其他人也在不断的去世，最后整个村几乎成了鬼村，到处都是黑紫色的尸体，变成了阴曹鬼蜮。郭老十的这种悲惨命运并不是个例，而是遍布了整个东北。

    1910年11月6日，哈尔滨的一位铁路工人突然高烧不退。11月8日，工人死亡，被确诊为鼠疫。哈尔滨，成为了第一个被感染的东北大城市。随后，疫情像烈火一样席卷了整个东北。1910年11月中旬，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为数例。1910年12月初，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达到一百多人，彻底沦陷。

    东三省总督锡良（1853—1917年，晚清名臣）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1911年1月初，长春沦陷。1911年1月中期，沈阳沦陷。仅仅20多天，鼠疫就传遍了整个东三省，平均每月死亡一万人，很多家庭都是举家暴毙，直接被病菌灭门。

    临危选将

    远在北京的清朝政府得知真相后，也是非常恐慌。而早就觊觎东北的沙俄、日本两国，则想借此趁火打劫，获取更多的权益，进一步蚕食中国，并扬言清廷一旦无力控制疫情就由他们出手，到时就控制东北。东北的百姓面临着死神的光顾，国家权益遭到列强的侵蚀。在这种背景下，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不得不重视东北的疫情。清朝的文武百官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但争吵了很久，仍无办法。此时，著名外交官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1877—1958年）力排众议，力荐三十一岁的伍连德前往东北承担防控鼠疫的重任，认定他必能解决这场危机，控制瘟疫的流行。

    伍连德（1879-1960年），字星联，祖籍广东广州府新宁县（今广东台山市），他于1879年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是第一个进入英国著名高等学府剑桥大学的华人，24岁就拿到了剑桥大学5个学位（医学学士、文学学士、外科学硕士、文学硕士、医学博士），是学霸中的学霸。他同时还在圣玛丽医院、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等高校深造，掌握了当时先进的医疗知识，为传染病防控方面的专家。1907年，他加入由英国教会主办的禁烟活动，并由此受清王朝聘请，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一职。

    真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施肇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认可，1910年12月，伍连德被任命为全权总医官前往哈尔滨，开始了大规模的防疫工作。不久，北洋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直隶、山东等地方的一些医生，陆续前往东北，协助伍连德工作。为此一场大规模的控制疫情战役拉开帷幕，这是清朝倒台前做出最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寻找病源

    伍连德时年31岁，在一些大人物的眼中还属于黄嘴丫子还没退的主，所以当地官员对他的能力充满疑虑。他要解剖尸体化验的做法，就令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大跌眼镜。认为他的举动是对死者不敬，有违中华传统伦理，因而纷纷阻挠其工作。

    就在伍连德工作一筹莫展之际，有位日本女子不幸感染瘟疫死亡。由于解剖外国人不会有任何阻力，于是伍连德抓住机遇赶紧来到她家中，对尸体进行了解剖化验。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原来这场瘟疫竟然是可怕的鼠疫杆菌所致，这种病菌曾经制造了中世纪恐怖的黑死病，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这个数量达到了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找到病因后，伍连德立刻要求有关部门展开捕鼠活动，消灭了哈尔滨城的老鼠。但是鼠疫并没有因此减弱，反而愈演愈烈，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于是伍连德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原来携带病菌的并非老鼠，而是旱獭。

    当时沙俄与东北人为了御寒，就用旱獭皮做衣服，于是旱獭成了人们捕捉的猎物。可有人不幸被携带病菌的旱獭感染，从而引发了瘟疫。更令人气愤的是，鼠疫是由沙俄西伯利亚传入满洲里，很快延及哈尔滨，危及东北全境，疫情严重，蔓延迅速，市内每天平均死亡50余人，最多一天死亡183人。

    这场鼠疫本来是在沙俄境内的西伯利亚爆发，但沙俄当局居然封锁消息，并把在疫区工作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从而导致了东北瘟疫蔓延。

    在调查病源，清理旱獭的同时，伍连德还带领医生们进行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对病人实施隔离等工作（当时就隔离一事，当地人就实在是难以理解）。但是鼠疫仍在蔓延，死亡人数更是从每天的几十人上升到上百人，这让伍连德百思不得其解。

    在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派了一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是北里柴三郎（1852—1931年），日本医师，细菌学家，免疫学家的学生，他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一连解剖了几百只，却没有发现一例带鼠疫菌的。基于种种事例，伍连德大胆提出，在哈尔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无需通过动物媒介，而可以通过呼吸之间的飞沫传染，他将此命名为“肺鼠疫”。 为此，伍连德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肺鼠疫的人。

    可是伍连德的观点颠覆了传统医学的常识，于是遭到不少同行的质疑。有位法国医生斯迈尼就对伍连德研究报告不以为然，极力反对其观点。而且当时满清官员大都迷信“洋大人”，觉得斯迈尼的看法不会错。于是双方相持不下，这件事闹到了北京。满清皇族也一时不知所措，于是找人请教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由于伍连德求学于英伦，加上朱尔典知道他在国际上的名声，于是就大力赞同伍连德的观点。而就在此时，斯迈尼在救治病人中不幸被感染，在弥留之际他终于认可了伍连德的观点。于是东北当地官府以及不怀好意的俄国人、日本人在事实面前不得承认伍连德是对的，大家都团结起来，大力支持伍连德的工作。

    防护措施

    在医学并不发达的清末，别说当地百姓，就是当地郎中都不知道怎么防护自己。那位法国医生斯迈尼就是死于没有防护而被传染上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防疫工作按照伍连德的要求，制定条例，雷厉风行地展开了。

    一、东北各地建立由不断增援而来的医生带队的防疫队伍，形成防疫体系，建立严格的每日疫情报告制度。

    二、已经染病的患者，尽力治疗，但由于没有特效药，只好听天由命。

    三、没有患病的健康人，全部戴上“伍氏口罩”。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这种口罩的成本也非常低廉，仅需当时国币2分半钱，并称之“伍氏口罩”。

    四、采购硫磺、石炭酸等消毒剂，疫区所有范围全面消毒。

    五、所有疫区按疫情轻重，分区隔离，每日检疫。

    六、东北所有火车停驶，隔断所有交通，直到疫情停止。在山海关设卡，禁止关内关外人员流通。

    从1910年12月下旬开始，医护人员、军队、警察都动员起来了，在伍连德的指挥下，形成了一张防疫大网。再加宣传得力，至少到此时为止，再也不会有人因为对疫情的无知，而白白死去了。

    焚烧尸体

    由于找到了病因，各地加强了防护工作，不仅仅家家户户都消毒，疑似病人立刻严密隔离。医护人员更是全副武装，以防病菌侵入。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防疫隔离行动。可是，效果仍然不显著，死亡人数仍在上升。

    这到底是为什么？各方面工作都如此完备精密，怎么仍无法控制疫情呢？伍连德通过走访发现，原来哈尔滨城外有个乱坟岗，因鼠疫而死的人都被丢弃在此，已经至少6周有余。由于天寒地冻，尸体无法掩埋，导致尸体上的病菌通过空气进入城里，感染了人群。

    面对这种情况，伍连德做了一个艰难决定，把尸体烧了，彻底切断传染源。但是，焚烧尸体严重违背中华传统的“入土为安”的风俗，如果真的烧了尸体，必然会激起民变。伍连德只好上书朝廷，希望尽快颁布圣旨支持焚尸，以平息当地士绅、民众的不满情绪。

    当时，清王朝认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最终决定同意火葬尸体。

    伍连德接到圣旨，立即下令全东北必须严格执行，有阳奉阴违拒不执行者，一定严惩不怠。在哈尔滨他率先雇用了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尸体以100为单位，分成22堆。先是用炸药爆破，挖了一个20英尺见方、10英尺深、每次能够装500具尸体的大坑。然后，按照每百个尸体10加仑的标准，用消防车在尸体上面浇上煤油。火点起来，尸体迅速猛烈地燃烧起来，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哈尔滨的文武官员、各路媒体记者破天荒地见证了这触目惊心的一幕。

    从1911年1月30日开始，遭受瘟疫的尸体被陆续运去火化，有的已经埋了的尸体也被挖了出来。结果证明，伍连德是对的，几天后，在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市，死亡人数已经得到了缓解。

    随后，俄国防疫部门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辖区内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火葬。2月间，俄方共焚化了1416具尸体，其中1002具尸体是从坟墓中掘出来的。

    此時，傅家甸（哈尔滨市区北，松花江南岸）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染鼠疫死亡。适逢春节，为了能消弭人们悲伤的情绪，振作大家的精神，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冲冲晦气。说来蹊跷，从这一天开始，傅家甸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竟然下跌了。1911年3月1日夜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时针指到午夜0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

    在当时疫情严重的局势下，伍连德下东北不到三个月就将无法预料的“东北大瘟疫”给控制住了，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清政府为表彰其功绩，授予伍连德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伍连德一时被国内外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

    历史铭记

    为了打赢这次防疫战，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方面先后调集了士兵、警察、医生和其他勤杂人员数千人，借用俄国铁路局的车厢以及学校等设施，牺牲医务和其他服务人员数百人，历时不到6个月，这场疫区范围从满洲里到北京、天津、济南的抗击鼠疫的斗争，才艰难取得了最后成功。

    肆虐东北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终于被遏制住了，要知道，当时是没有任何抗生素药物的。在大瘟疫前，清政府态度之开明，行动之果断，这才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而伍连德为首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在防疫中采取的措施之科学，又让世界医学界惊叹，更让英国剑桥大学脸上有光，是剑桥大学学弟学妹们学习的榜样。

    1911年3月1日，东北新闻在报道说，没有发现新的鼠疫死亡病例。这种罕见的瘟疫已经完全被中国人民的智慧所遏制住了。

    1911年4月，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有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和中国11个国家医学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时年才32岁。会上，他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这次防治鼠疫的经验，与参会的各国专家交流了各国的研究成果。会后，伍连德被中国政府委任为外交部医官，同时仍保留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职位。

    大清倒台，伍连德仍致力于医学救国和公共卫生事业，在历史上享有盛誉。1912年在哈尔滨筹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及附属医院; 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中国医学委员会，考察中国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状况。伍连德提出的在北京建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和医院的建议被采纳——这便是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医院;1915年建立中华医学会，任书记并创刊《中华医学杂志》任总编辑。初为双语学术期刊，周刊;1916年任黎元洪总统特医及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条铁路总医官。当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并兼任公共卫生部委员;1918年任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他创建北京中央医院（今位于白塔寺的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分院）并首任院长;1919年1月代表外交部到上海监督焚烧鸦片;1920年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学校卫生和公共卫生;1922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在沈阳创建东北陆军总医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202医院），该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大型军医院。

    1923―1924年，伍连德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上海圣约翰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名誉医学博士学位、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及苏联微生物学会外国会员。

    自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之后，中国又爆发了几次鼠疫，伍连德觉得要培养一批医务人员。1926年，伍连德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为当地培养医学人才，并任第一任校长，这个学校就是现在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

    1927年国际联盟卫生处聘伍连德为该处中国委员，并授予鼠疫专家称号。出席国际联盟在印度召开的第七次远东热带病学会，被选为副主席。

    1930年，在伍连德竭力提倡和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他任上海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技监，兼任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

    1931年伍连德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刘瑞恒（1890 — 1961年）署长出席国际联盟卫生会议。在上海主持召开第一届检疫学术研究会。

    1935年，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的作用”，伍连德被提名为当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由于候选人的保密期为50年，此消息2007年才在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上正式披露，这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人。

    伍连德实施了中国医生的第一次人体解剖。他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他主持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瘟疫死者尸体焚烧。他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口罩，他是中国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的推广者。

    伍连德的《旱獭（蒙古土拨鼠）与鼠疫关系的调查》，1913年发表在著名的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1923年6月2日，伍连德带着东三省防疫处专家伯力士、关任民医生，与扎博罗特内等人再次赴中俄边境考察。他们捕获到了染疫的旱獭以及病疫而死的旱獭，获得珍贵的实验动物及标本。回国后，伍连德在哈尔滨滨江医院实验室进行“旱獭疫菌吸入性实验”。“证明了旱獭之间可以不经过跳蚤这个中间媒介，而是通过空气传播鼠疫杆菌;反过来也证明，人与人之间也可以直接传播病菌。”

    1937年4月伍连德任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会长。

    抗战爆发后，伍连德在上海的寓所在淞沪之战中被炸毁。望着满目疮痍的家园和大上海，伍连德失去目标，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地方，何谈发展卫生事业？我在为谁而奋斗？还有谁会需要我？没有国，哪还会有家？这位在清末那场“东北大瘟疫”生死存亡之际，一位现代版钟南山似的出名人物，就这样默默离开了上海，离开了中华大地，沒有人送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假如伍连德解放后为新中国服务，以他的才华、业务能力、领导能力以及他的人品，那将是什么结果？可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假如。

    1951年，当新中国的中华医学会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后，学会收到一位自称叫伍连德的人自愿把他在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55号的楼房捐给学会的电文。 原来这位伍连德就是当年在上海淞沪之战后失踪的伍连德。当年伍连德举家取道香港回到马来西亚，定居怡保市。回到马来西亚后，伍连德开了一家个体私人诊所。以后再无别的信息资料可寻。

    据悉，1960年1月21日，曾经的我国公共卫生学家，医学博士，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创始人伍连德老先生病逝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