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哈维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探析
孟献丽+++王丽莉
戴维·哈维对严峻的生态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他以丰富的地理学经验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了独特的分析，然后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过程辩证法为理论框架，对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提出一条兼顾社会与生态变迁双重性的生态社会主义规划，以辩证乌托邦形式建立社会—生态体系，化解当代生态危机。探析哈维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随着20世纪下半叶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西方理论学者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戴维·哈维在反思地理学之后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深度融合，建构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过程辩证法，并以此为理论框架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哈维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探析，可以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启示。
哈维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背景
20世纪下半叶，新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现代化的发展，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利用和破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生态恶化的后果逐渐显现出来，并日益威胁人类的生存、影响经济的发展、阻碍社会的进步。人们开始关切环境现状，反思人类利用自然的生产生活实践，各种环境保护组织开始活跃起来，组织了大规模的以保护资源、环境为口号的环境运动，公众的环境意识在这一时期有了极大的提高。生态问题同样引起西方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并将其视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他们从不同视角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關系以及探讨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以协调人类需求、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相互关系为目标的当代生态学逐步形成，生态学者们的生态意识范畴变得更为广泛，不再仅仅停留在资源保护层面。
研究地球及其特征、居民和现象的地理学，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的理论变迁，开始“从纯粹的逻辑形式走入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实践中”[1]，与社会相关的现实问题成为地理学研究的主题。[2]哈维意识到，传统实证主义地理学对价值的绝对中立使其逐渐走向孤立于科学精神和社会现实的理论边缘。因此，哈维希望将地理学植入到社会理论之中，以这种更加开阔的、新的研究视野来弥补实用主义地理学的理论局限。与此同时，欧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哈维看到了希望，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包含特定的空间和地理维度。为此，哈维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地理学深度融合，“推动并代表着激进地理学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进一步转向” [3]。
哈维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
核心要义
哈维对造成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并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过程辩证法为理论框架对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提出一种兼顾生态与社会双重性的生态社会主义规划，以缓和生态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
一、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
启蒙运动时期，现代科学的长足进步使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们不再敬畏自然，而认为“自然是供利用的，并且对自然的统治是切实可行的计划” [4]，于是“统治自然”观开始盛行。其主张冲破封建神学自然观的束缚，运用现代科学探索自然的“真正法则”，寻求有利于人类的方式以实现对自然的利用，进而实现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当代生态学者们认为，正是由于受启蒙目标和启蒙自然观的误导，才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
但是，哈维认为，启蒙思想的“统治命题绝非故意包含对自然的破坏和掠夺……如果存在着公然的掠夺，那么错误在于掠夺成性的无情商人和农业资本主义——它们在这一时期开始盛行起来——的轻率行为，而不在于启蒙思想自身。” [5]哈维指出，同样关注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马克思也绝不会反对启蒙目标和生态观，他真正反对和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用以解释和实现启蒙目标的方式。18世纪发展起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使“统治自然”观发展为一种高度工具主义的自然观，即将自然看成是可根据市场交换规律供人类开采的资源和实现启蒙目标的必要条件。资产阶级利用资本逻辑规律和社会权利优势不断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对生产空间进行扩张、对工人阶级劳动进行压榨，使其逐渐被资本支配和控制，导致人与自然、空间环境以及其他人发生了异化，从而造成了自然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生态问题和阶级矛盾激化等社会关系问题。由此可见，生态危机是资本再生产导致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生态后果。
二、社会与环境的“过程辩证法”
哈维指出，生态学者使用了多种语言来阐明生态环境问题和自然价值问题，却制造了各种敌对的“自然”话语。“自然”话语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不仅使全部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表述变得十分困难，也容易导致政治多元性，各种政治思潮的争论不断。基于此，哈维希望建立一种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重新审视社会与环境的关系，从而找到解决生态困境的方法。为此，哈维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地理学相融合，运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进行重新解释和概括，建构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过程辩证法”。
“过程辩证法”认为，“物”产生于在特定系统领域发生作用的过程和关系之中，并由多种过程、关系建构而成，而构成“物”的过程系统以及过程系统中的“物”又是不断变化的、内在矛盾的，因而辩证法不是物而是过程，辩证思维应强调从过程、关系上理解万物。[6]哈维以这种相关的、辩证的理论立场对社会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与环境处在必然的内在关系之中。人类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通过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不断地改变和创造生态条件和环境系统，而生态条件和环境系统的改变往往又反映着人类社会系统，甚至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社会关系，社会与环境在相互纠缠中实现变迁、发展。因此，哈维反复强调，社会政治问题与生态问题的讨论都不能彼此保持中立，所有关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争论和计划同时也是关于社会的、政治的争论和计划，反之亦然。[7]
三、迈向生态社会主义
哈维指出，资产阶级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社会控制，以及为资本积累而进行的剩余价值再生产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这种社会控制和再生产。哈维认为，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改变，因此，要把生态问题置于社会主义轨道上，定义一种社会—生态的社会主义规划，通过这一生态规划彻底把自然和人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
哈维认为，虽然我们已经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指明的社会—生态社会主义道路来寻找解决生态及社会困境的办法，但是，我们做得还不够。为此，哈维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在五个关键领域的生态争论进行了集中解读，希望通过这样的解读明确生态社会主义规划的目标。第一，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不仅要消除异化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更要通过生产力的解放使人同自然以及他人的异化向“更高形式”的复归。第二，有关生态规划的全部过程都需要考虑社会与生态的辩证关系，将社会政治关系嵌入生态计划与实施的全部过程之中。第三，资本控制的技术造成了人的异化以及同自然关系的异化，因此，社会主义生态规划必须精选一些最大限度减轻对自然破坏的技术，使技术合理化。第四，生态社会主义规划要以更具生态敏感性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视角看待普遍性与地方性的对立，以共性与差异的辩证思维尊重地方性差异和生态系统差异。第五，人类作为生态行为者所处的时间和空间规模是不断变化的，因而社会生态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要考虑时空规模的变化。
四、社会—生态的辨证乌托邦理想
哈维指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规划必须考虑时间与空间维度。然而，传统形式的乌托邦理想，包括空间形式的和社会过程形式的，虽然考虑了时间和空间因素，但存在着分离时间与空间的理论缺陷。空间形式的乌托邦试图以封闭的空间秩序来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忽视了社会的历史变迁；而社会过程的乌托邦则存在大量理想化的过程图示，完全忽视了社会所需要的空间框架和地方结构特性。基于此，哈维提出一种替代方案——辩证乌托邦，以这种时空统一的乌托邦形式弥补传统乌托邦的理论缺陷，重振人类的乌托邦理想。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成为一种“由不受控制的资本积累、阶级特权和政治经济权力的总体不平等所强加的社会—生态形式” [8]，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风险，还通过资本力量掌控话语霸权，控制关于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探讨。辩证乌托邦正是一种超越或推翻这种社会—生态形式的替代方案，以摆脱资本力量对自然、环境、人类和社会的控制。它将人类与自然、社会与环境共同纳入“生命之网”中，从而明确了对人类和自然的双重责任。哈维指出，履行这一双重责任不仅需要培养集体责任意识，还需要建构某种广泛的政治运动，以“一种进化的社会主义视角或其他的替代视角需要去理解环境问题的特定阶级内容和定义，并围绕其决议来寻求联盟” [9]，联合一切受资本力量剥削的人们进行全球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遏制资本力量对生态和人的剥削，实现社会与生态和谐的美好乌托邦理想。
启示与反思
哈维坚持以辩证的生态思维审视生态问题，这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对其思想局限性的深刻反思有助于我们规避这些错误。
一、以辩证的生态思维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哈维始终以相关的、辩证法的理论立场反思生态危机，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辩证的” [10]。他以过程辩证法为思维框架对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解释，指出社会政治和生态计划相互纠缠在一起。因此，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实际上也是社会政治危机，资本力量以及资本主义的行为、制度和权力机构对生态环境和社会进行着双重剥削。基于此，哈维又以过程辩证法为理论指导提出了一种考虑社会与环境变迁双重性的生态社会主义规划。
哈维辩证的思维方式为中国解决现有生态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一定的启示。辩证思维方式有助于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与生态系统在变迁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内在辩证关系，从而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摆脱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思维方式的限囿，为解决全球生态和社会危机发挥积极的价值引导作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首先需要树立辩证的生态理念，以辩证的生态思维看待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现代化与自然之间的依存关系，摒弃以往单纯以经济为中心的错误发展理念，兼顾经济增长与生态承受力、社会进步与生态可持续的统一，“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 [11]，坚持走生态可持续的“绿色”发展道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哈维的辩证思维强调将社会关系的变革嵌入生态规划的全部过程之中，以解决由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及社会的双重危机。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就是把生态环境看成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承担起对自然、对人的双重责任，在谋求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中国社会的长足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生态文明
哈维运用时间、空间等地理学知识和大量隐喻的空间话语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进行重构，使其发展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过程辩证法。并以这种理论框架对生态问题的根源进行了揭示、对社会与生态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以及对解决生态危机的替代方案进行了探讨。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视域。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大量隐喻式空间话语的使用，反而使哈维的空间概念过度延伸化和抽象化，使“空间”脱离了自然属性，从而使建立在抽象时空想象之上的辩证乌托邦理想与现实脱离开来。虽然主张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遏制资本力量对生态和人的剥削，但对于这种政治运动该以何种方式产生，哈维没有明确的阐释，因而反资本主义运动无法找到现实的阶级力量，辩证乌托邦也就成为一种无法实现的理论幻想。哈维辩证乌托邦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缺陷警示我们，中国要解决社会与生态危机，实现生态文明，必须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联合所有无产阶级进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也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对生态和无产阶级进行双重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辩证乌托邦式的理论幻想，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长期指导中国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因而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恢复异化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和谐的美好理想。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预警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CKS033）；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5MLC002）；江苏省“333”工程和“青蓝工程”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
第二作者單位：江苏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甘冲）
[1] [美]大卫·哈维，胡大平译：《希望的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2] 同[1]。
[3] 同[1]。
[4] [美]戴维·哈维，胡大平译：《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7页。
[5] 同[4]。
[6] 同[4]。
[7]同[4]。
[8] 同[1]。
[9]同[1]。
[10] 同[4]。
[1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