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的民主生活
选举模范儿童
解放以后，北师大二附小举行了第一届模范儿童的选举，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参加竞选演说时的几个场景。
各年级都推选了候选人，我当时是高年级的代表。候选人都要轮流到台上去发表竞选演说。那时候都没有讲稿，也没有人督促检查，演讲人一律是自己打好腹稿，再到台上去自由发挥。
印象最深的是一年级的候选人，是一个小姑娘，黑黝黝的脸庞，梳着油光光的小辫儿。她一上台就说：“我学习好，身体好，大家都管我叫铁蛋儿。”台下立刻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接着，她讲了几件自己想干的事情，立刻赢得大家的喜爱。
接下来是中年级的候选人演说……高年级轮到我了。我清楚地记得，迈上高高的水泥台，往下一看，好家伙，全操场一片人，一双双骨碌碌的眼睛全望着我。心里多少有点慌乱，只记得我先说了收集废铜烂铁捐献的事情，当我说到“我的各门功课都很好”的时候，下面第一排的一个中年级男同学，当即发出“嗬”的一声，我当时感到这“嗬”声后面的潜台词就是“吹牛”。我听到这个声音时，心中立刻后悔为什么这么骄傲，把自己说得这么“满”。其实自己并不是门门功课都好，更没有达到“很好”的程度。
过了些日子，宣布模范儿童名单时，“铁蛋”和我都在其中，每人还发了一枚证章。
成立学生会
在其他学校纷纷建立少年儿童队（后来改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时候，二附小可能是因为解放前是“贵族”学校，所以没有参加第一批建队。
不过，我们学校却有了一个让别校学生十分羡慕的事情——建立学生会。我被推选为第一届学生会干部。有一天，在自然教室里，在校长的主持下开会，进行分工。看得出来，校长既想把事情办好，又尊重我们这些认识水平有限的孩子。
校长宣布学生会干部分工的建议，共有学习部、体育部、宣传部、图书馆部……记得是先宣布我为学习部部长，然后宣布五年级的雷公炎为图书馆部部长……校长接着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时，还没有全局观念的我，只是感到自己非常喜欢到图书馆，不想整天管学习，就举手表示：“我想当图书馆部部长，不当学习部部长。”校长可能没有思想准备，显得有些尴尬，短暂沉默之后，只好转问雷公炎：“你愿不愿意改当学习部部长？”雷公炎可能来不及考虑，没有反对，就算同意了。
散会以后，走在路上，班主任李老师忍不住对我说：“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不同意校长的安排，多不好啊。”我反驳说：“是校长说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说嘛。”李老师说：“那是人家领导谦虚，发扬民主。”我听不懂李老师的意思，只好默不作声，心想，让人家提意见，可是真提了意见又说不妥。
小组合作
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受到新思潮的启发，极力主张在课堂上多进行辩论，并且建议老师将课桌重新摆放，变成八个人一组。同学中何震是积极支持这个建议的，因为我们俩平时就最爱辩论。后来连我都没有想到，带来这么大变动的建议，居然能得到办事情极其慎重的李老师同意。同学们当然非常高兴，立刻行动起来，转眼间桌椅排列成八个人一組，面对面坐着。其实，我们当时最热心的并不是组内的讨论、合作，而是两个组之间的辩论，有点类似现在电视上的PK。
第一次辩论，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我连续几天挖空心思，想好了一个问题，提出来让别的组来回答，当时多少有点想难为别人、显摆自己的动机。
上课了，老师询问哪个组先提出讨论的问题，我立刻将手高高举起，得意地说出我的问题：“氢气是容易燃烧的，氧气可以助燃，可是它们化合成水以后，反而不能燃烧，还能够灭火，这是为什么？”问题刚刚提出，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何震立马举着手跳了起来，“我来回答！”他说，“氢和氧化合以后就变成了另外的物质，不再是原来的氢和氧，当然不能燃烧了。”
这个发言虽然不算精彩，可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因为我也只是前几天刚刚在课外书中看到这个知识，不可能再往深里说。其他同学也是“大眼瞪小眼”，一言不发。眼看着我所盼望的辩论也无法进行下去，第一次小组合作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它可能是我们课堂上第一次出现的“小组合作”，竟然是由小学生自己发起的！
转眼间，我们要毕业了。在毕业前夕，我们互赠留言。几乎每一个同学都给我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下留言。我记得上面写的多是一些刚刚听到的新鲜名词，如：“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也有的由于对这些名词没有真正理解，闹出一些笑话。比如张春霖给我的留言：“挣扎吧！挣扎吧！挣扎就是你的一切！”听起来很时髦，想起来也很可怕。我给同学杨天佑的留言是“准备吧！准备吧！准备向大社会出兵”，署名是“你的‘战友冉乃彦”。
我们是解放后的第一届毕业生，既接受了二附小深厚的文化熏陶，又经历了火热的时代洗礼。在我们身上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解放以后，北师大二附小举行了第一届模范儿童的选举，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参加竞选演说时的几个场景。
各年级都推选了候选人，我当时是高年级的代表。候选人都要轮流到台上去发表竞选演说。那时候都没有讲稿，也没有人督促检查，演讲人一律是自己打好腹稿，再到台上去自由发挥。
印象最深的是一年级的候选人，是一个小姑娘，黑黝黝的脸庞，梳着油光光的小辫儿。她一上台就说：“我学习好，身体好，大家都管我叫铁蛋儿。”台下立刻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接着，她讲了几件自己想干的事情，立刻赢得大家的喜爱。
接下来是中年级的候选人演说……高年级轮到我了。我清楚地记得，迈上高高的水泥台，往下一看，好家伙，全操场一片人，一双双骨碌碌的眼睛全望着我。心里多少有点慌乱，只记得我先说了收集废铜烂铁捐献的事情，当我说到“我的各门功课都很好”的时候，下面第一排的一个中年级男同学，当即发出“嗬”的一声，我当时感到这“嗬”声后面的潜台词就是“吹牛”。我听到这个声音时，心中立刻后悔为什么这么骄傲，把自己说得这么“满”。其实自己并不是门门功课都好，更没有达到“很好”的程度。
过了些日子，宣布模范儿童名单时，“铁蛋”和我都在其中，每人还发了一枚证章。
成立学生会
在其他学校纷纷建立少年儿童队（后来改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时候，二附小可能是因为解放前是“贵族”学校，所以没有参加第一批建队。
不过，我们学校却有了一个让别校学生十分羡慕的事情——建立学生会。我被推选为第一届学生会干部。有一天，在自然教室里，在校长的主持下开会，进行分工。看得出来，校长既想把事情办好，又尊重我们这些认识水平有限的孩子。
校长宣布学生会干部分工的建议，共有学习部、体育部、宣传部、图书馆部……记得是先宣布我为学习部部长，然后宣布五年级的雷公炎为图书馆部部长……校长接着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时，还没有全局观念的我，只是感到自己非常喜欢到图书馆，不想整天管学习，就举手表示：“我想当图书馆部部长，不当学习部部长。”校长可能没有思想准备，显得有些尴尬，短暂沉默之后，只好转问雷公炎：“你愿不愿意改当学习部部长？”雷公炎可能来不及考虑，没有反对，就算同意了。
散会以后，走在路上，班主任李老师忍不住对我说：“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不同意校长的安排，多不好啊。”我反驳说：“是校长说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说嘛。”李老师说：“那是人家领导谦虚，发扬民主。”我听不懂李老师的意思，只好默不作声，心想，让人家提意见，可是真提了意见又说不妥。
小组合作
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受到新思潮的启发，极力主张在课堂上多进行辩论，并且建议老师将课桌重新摆放，变成八个人一组。同学中何震是积极支持这个建议的，因为我们俩平时就最爱辩论。后来连我都没有想到，带来这么大变动的建议，居然能得到办事情极其慎重的李老师同意。同学们当然非常高兴，立刻行动起来，转眼间桌椅排列成八个人一組，面对面坐着。其实，我们当时最热心的并不是组内的讨论、合作，而是两个组之间的辩论，有点类似现在电视上的PK。
第一次辩论，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我连续几天挖空心思，想好了一个问题，提出来让别的组来回答，当时多少有点想难为别人、显摆自己的动机。
上课了，老师询问哪个组先提出讨论的问题，我立刻将手高高举起，得意地说出我的问题：“氢气是容易燃烧的，氧气可以助燃，可是它们化合成水以后，反而不能燃烧，还能够灭火，这是为什么？”问题刚刚提出，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何震立马举着手跳了起来，“我来回答！”他说，“氢和氧化合以后就变成了另外的物质，不再是原来的氢和氧，当然不能燃烧了。”
这个发言虽然不算精彩，可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因为我也只是前几天刚刚在课外书中看到这个知识，不可能再往深里说。其他同学也是“大眼瞪小眼”，一言不发。眼看着我所盼望的辩论也无法进行下去，第一次小组合作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它可能是我们课堂上第一次出现的“小组合作”，竟然是由小学生自己发起的！
转眼间，我们要毕业了。在毕业前夕，我们互赠留言。几乎每一个同学都给我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下留言。我记得上面写的多是一些刚刚听到的新鲜名词，如：“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也有的由于对这些名词没有真正理解，闹出一些笑话。比如张春霖给我的留言：“挣扎吧！挣扎吧！挣扎就是你的一切！”听起来很时髦，想起来也很可怕。我给同学杨天佑的留言是“准备吧！准备吧！准备向大社会出兵”，署名是“你的‘战友冉乃彦”。
我们是解放后的第一届毕业生，既接受了二附小深厚的文化熏陶，又经历了火热的时代洗礼。在我们身上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