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出版及文献价值
【摘 要】 高二适的《新定急就章及考证》是中国书法史和文字学研究领域的一部杰作，涉及内容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章对《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出版情况与文献价值进行了细致梳理。
【关 键 词】高二适； 出版；文献价值
【作者单位】陈昕，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民国时期章草书法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TJTQ16-005 ）研究成果之一。
高二适和他的《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近年来开始受到学界关注，不断有学者对其书法艺术、书学思想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剖析。笔者经过多方搜求，对《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成书与文献价值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以期为深入认识与研究高二适和他的《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专家学者们提供参考。
一、《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成书与出版
高二适（1903—1977），江苏东台人（今姜堰市），原名锡璜，后易名为二适，取“适我、我适”之意，晚年署舒凫、磨铁道人之号，是近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和书法家。幼年入私塾，年少以晋唐楷书入书学之道，后游心钟王之法，中年着力小王，晚年主攻章草。其不独一家，博采众长，既重传统，亦求创新，在书法艺术道路上，默默耕耘，艰苦探索。治学严谨，潜心国学，注重经史及诗学研究，曾校勘多部古籍，著有《刘宾客辨易九流疏记》《〈刘梦得集〉校录》等 [1]。
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松江守（知颍昌军府事）叶梦得访得皇象《急就章》摹本，倍加推许，细心摹书，并据颜注《急就章》，用正楷释于章草之侧，此时已距皇象约九百年之久。又过三百余年，至明代正统年间，吉水人杨政在皇家藏书画库中发现了沉睡已久的叶氏摹注的《急就章》，发现有六百七十余字的损缺，于是根据明宋克所摹《急就章》（全本）补阙，并仿叶书，正注补其旁。聘良工，精摹勤，上石刊于松江府學之壁上，这就是世称“松江本皇象《急就章》”的由来，或称《明拓急就章》，或称《杨刻急就章》。近代学者高二适曾发现的《明拓急就章》章正两体，已均有讹误。自20世纪50年代起，其广搜《急就章》的有关资料，排比章正，详审细察，矫正失误，之后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流传就与《急就章》休戚相关了。
在此有必要先考述章草的经典范本《急就章》。“《急就章》是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编撰。史游，西汉人，生卒年不详，精字学，工书法，因著作首句有急就二字，故称为《急就篇》或《急就章》，是汉代重要的儿童启蒙读物，同时又是研究文字学、书法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蒙学的书目凡十家，自《说文》兴而《三苍》皆亡，今惟《急就篇》存留于世。《急就篇》从内容到形式都区别于早期的蒙学读物，内容丰富且实用，编排合理，易于儿童掌握。全书用三言、四言和七言的韵语写成，原有三十一章，经后人续增，今本存三十四章，章六十三字，正文分为三大部分，即姓氏名字、服器百物、文学法理。”[2-3]
高二适以《明拓急就章》朝夕临摹，但未唯限于临池，更是用心揣摩，“久之，始稍解章草偏旁法则乃由篆隶省变为草之途径” [4]。其倾注全力，推理探究，深刻地认识到章草不独为吾国文字草法之权舆，即论今草、正书书体亦无不由此省变而出；同时也悟出“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 [5]。遂萌生考证《急就章》的动机，并执着实施，发愤搜索各种《急就章》的注本、考异、考校本及汉简、碑帖等凡与章草有关的典籍，旁求博考，寻找致误之由，利用丰富的篆、隶、草之资料，旁征博引，对《急就章》深入考证。“余为昌明章草、推尊草圣之功、思承先而启后，故辄复综合前三十一章，为拾遗补阙，以一正其讹误，吾书凡章草一字，必求合隶之变，凡释正一字，亦必求合于草之形体，其草之本与古文者同，而章草省变之由与夫上承篆隶而下为今草之所从出者，亦均可迎刃而解矣，斯乃前人之未尝言而为余之所尤用心者。”[5] 其治学之严谨可见一斑，历十载春秋撰写《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于1964年初步定稿。据有关著文介绍，实际上高二适整整花了十五年的工夫，截至1969年，共校补了七次，足见他在《急就章》上所花之心血。《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诚可谓我国书法史之巨制宏文，裨益后学。
成书后，为尽早面世，徐纯原持稿奔走，但因正处“文革”浩劫时期，未能如愿。直至1982年，在高二适女儿可可的努力下和赖少其的力荐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手迹影印出版发行，在书界影响甚巨。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经典杰作承南京文联的努力和支持，于2009年按其手稿真迹彩印了新版本（共三册），此卷必将惠及后世，流芳千古。
二、《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文献价值
1.是考订著者思想的可靠性资料
书中的序言和内容精妙，考证严谨细致，逻辑清晰，无一不是高二适思想情致的生动记载，反映其在中国书法史和文字学研究领域的治学思想，此书是考订著者复兴章草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可靠性资料。
“众所周知，我国文字的创造和发展，同社会变革一脉相承，文字是因社会发展、各种职能的需要而创造的。但文字的发展变化决非凭空臆造，而是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沿袭变化，今后文字的改革、书体的演变也必然遵循这个规律。因此，对古文字的研究，找出其变化规律，不只是便于我们在书写过程中可以随时随意、从心所欲地应用而不出错误，更重要的是，它将为今后文字的演变、简化找出规律，为今后的书体创变开辟道路。”[5]高二适先求古文篆隶之遞变，再求汉隶之省为草，通过对章草这个古老书体的研究、考证，深入探究文字发展规律，梳理了文字演变及传承的脉络，揭示了古代文字的变革规律，填补了文字学和书法史的缺憾，对未来文字的变革和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出于一位成长在民国时期的学者对中国文化真实情况的现实思考，无疑体现其复兴章草精神之所在。这些颇有助于对高二适思想和民国时期学者的全面研究。
高二适通过深入探究和考证，在积极探索文字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亦求创新。其指出，“书既藏事，辄用真行草书四体书之，并亲用竹木简之笔法，借证我国文字书史，自汉魏以迄于近日，已揭破抱残守缺，而豁然成就日新月异之局势” [6] 。 观其书稿，《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不仅是一部重要的书学论著，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鸿篇珍品，足以与孙过庭的《书谱》媲美。高二适自创的“四体书”，允得宋克的法乳，高二适题宋克《张怀瓘论用笔十法》帖：“‘四体书，宋仲温始为之，吾今又大昌其妙，以俟知之者。”“高二适强调书法的创新，通过学习古人，取法经典，与各种书体相互学习借鉴，然后融会贯通，取其所长，同时加入自己的个性特征，其艺术魅力才能传承万代。这在其书法实践中表现尤为明显，他以章草为基础，杂以其他诸体，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探索，终于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学古而不泥于古，敢于打破古人规矩，成自家一体，这正是高二适创新精神所在。”[6]这些不仅对高二适的研究有益，对民国时期学者的全面研究和对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深入研究也是有益的。
2.传承中国文化艺术
《急就章》影响深远、广泛，即使自古至今对其用章草书写之说多有质疑，但它在文字学、书法学研究领域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章草至西汉宣、元帝之间基本定型，兴盛于东汉中、晚期以至三国及晋代，特别是在东汉晚期形成了空前的草书热潮。之后章草沉寂了漫长的岁月，民国时期，书法艺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各种书体都有展现，从而开创了民国时期尚势出新的书风，章草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高扬，绽放光彩，扭转了学士多不谙草法的局面。”[7]把目光放在民国这个时期，就不难发现敦煌学悄然兴起以及大量秦汉简牍的出土，王国维、罗振玉、启功等学者的论著和这种珍贵丰富材料的出现为高二适考证《急就章》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
而对于章草的传承， “自唐以来至民国时期就因讹误难以延续， 章草创作多因此而成为俗书， 因此时代急需对章草进行研究考证的人才” [8]。章草在唐、宋进入衰落期，虽然唐贞观之际，经学家颜师古为《急就章》作注，宋王应麟又补注，对章草的流传起到了一定作用，后又相继有叶梦得、赵孟頫、宋克、杨政等书法家整理研究，这种书体尚有传承，也为书写者解决了识章之难，但也无法掩盖章草逐渐走向没落的趋势。高二适极具远见卓识，凭借其敏锐的目光和深厚的积淀深入探究章草，传承发扬古老的书法艺术。他清楚地发现，“自唐颜师古之《急就篇注》出，而汉晋诸家之书不得广传这是由于颜氏舍章存正以至造成祗维其文，不维其书”；“又颜氏注所录正文，与松江本皇象章书对勘，时有笔蹟异同，及疑似牵混之处，指出颜氏自是离汉隶而考章草，舍章书而考《急就》……斯乃颜氏不传章草妙蹟之过”；尤其令人“叹恨的是由于颜注不传皇象等諸家之书使唐代章草之法若存若亡，虽能书者辈出，然能工章草者绝少” [4]。高二适直指颜氏“三失”，慨叹于章草自东汉之后便一蹶不振，“于是历时数年埋头于章草研究，才有了《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这一巨制，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艺术传承的担当” [6]，使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恢复生机。
|参考文献|
[1]庄希祖. 草圣生平——试论高二适先生的书法[J]. 中华书画家，2013（7）：35.
[2]陈昕. 《急就篇》成书及版本述略[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5（6）：102.
[3]刘伟杰. 《急就篇》亡佚文献考[J]. 潍坊学院学报，2009（5）：81.
[4]高二适. 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序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术，1982.
[5]徐纯原. 高二适的《新定急就章及考证》[J]. 中华书画家，2013（7）：42.
[6]李明银. 高二适书法艺术研究[D]. 河北大学，2014.
[7]陈昕. 民国时期章草书法文献研究基点分析[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12）：82.
[8]朱海林. 高二适的章草书学思想[J]. 书法赏评，201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