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社群的“情怀”策略建构
尹伟
[摘要]我国当代新闻社群由于所处位置的差异，在寻求自身正当化、权威化的过程中不断建构着彼此对立的话语体系，其中两个核心话语是“理想”和“新媒体”。这种话语策略表现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面对新闻业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心理。但两者的话语策略并非完全对峙的，例如澎湃新闻虽属新媒体阵营，却放弃对新媒体权力话语的建构，转而借用传统媒体的“理想”策略，试图通过对“新闻理想”的呼吁唤醒人们对理想主义的集体记忆，这种策略成为本文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新闻社群；集体记忆；新闻权威；理想话语
2014年7月22日，澎湃新闻网全面上线。当天，澎湃CEO邱兵的发刊词《我心澎湃如昨》在网络、媒体圈广为传播。2014年11月16日，澎湃2.0上线时，又发邱兵致用户新文《月亮和三千元人民币》。2015年5月15日，澎湃新版本上线，邱兵再度撰文《我们的失败与伟大》。在澎湃新闻网上线以及改版的三个重要时间节点上邱兵分别作刊词，虽时间有异，但是这三篇文章却有着共同点，即讲述情怀，向传统的新闻职业理想表示缅怀。当传统媒体不断式微，媒介纷纷转型，以及新媒体在资本的支撑下从内容到运营都在不断突破的同时，澎湃新闻网不但没有建构与传统媒体相对立的权力话语体系，反而是追念传统媒体的职业规范，引发传统媒体理想属性的集体记忆。这种策略性的表现引起笔者思考，同时借以澎湃新闻CEO邱兵的刊词为契机，重新探索新闻社群在新旧范式争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应对策略。
一、文献回顾：集体记忆与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
关于集体记忆，杰弗瑞·奥利克（JeffreyOlick）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一种称之为“collected memory”，从个人的、心理学层面出发，将集体记忆定义为群体成员个人记忆的总和，认为所有的集体记忆必须由个人展演出来才有实质意义；另一种称为“collectivememory”，是从文化的、社会的层面将集体记忆定义为社群、阶级或民族对过去共同经验的记忆，这种记忆的“集体性”既体现在记忆形构的社会过程与机制，也体现在最终的结果。在后一种观念基础上，Barbara Misztal认为，集体记忆是对社群对过去的再现，由集体共有和纪念，它既可启动社群的认同、现状及愿景，也可赋予它们实质的意义。
当各种社会群体通过叙事的形式建构集体记忆，生产历史性文本的同时，这种生成品就赋予了叙事者一种讲述历史的文化权威（culturalauthority）。和协商妥协的取向一致，文化权威也不是预设存在或静止不动的，而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争夺的过程，需要在叙事过程中不断捍卫与调整。这种故事讲述者的合法性其实就是文化权威的核心，而新闻权威（joumalistic authori-tv）实际上是文化权威在新闻社群中的体现。
在媒体记忆的实践过程中，新闻媒介除了成为各方力量争夺集体记忆背后的话语控制权的猎场，还会完成对媒介自身属性与权威的神话化工作。美国学者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就认为，新闻权威的建构不仅是新闻社群对外界施加影响的过程，更是该社群本身统一信仰、价值观，建立集体认同感的过程。以“水门事件”为例，舒德森发现美国新闻界对该事件的集体记忆建构成为两个相互关联的神话：“水门事件中的新闻界”和“新闻界的水门事件”。前者的核心主题是两名年轻记者单枪匹马将美国总统拉下权力宝座，后者的核心主题是水门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新闻业，让其变得更加强大、更有声望、更具攻击性。因而无论是前者从“社会史”的角度，还是后者从“新闻史”的角度，都建构了一个美国新闻界的神话，建立起了新闻媒体自身的权威属性。
芭比.泽利泽认为，新闻记者并不符合典型的专业人士的特征，仅是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行业共同体，但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又使得记者的职业活动并不能按照专业人士的标准去衡量，而是通过行业准则、职业教育等官方途径联系在一起，通过非正式的聊天、业界评论、专业会议、评奖、访谈和媒体回顾、自传和回忆录等方式塑造出一个“阐释社群”，彼此共享关于社群的叙事和集体记忆，建立统一的价值观、信仰体系及集体认同感。
和其他的专业社群不一样，新闻媒体作为阐释社群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阐释话语是公开的，但又是隐蔽在记者们日常的新闻实践中的，隐藏在新闻记者们常见的话语策略中。梵.迪克就认为，在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部分地具有自主性，部分地依赖和受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监控，而新闻媒体正是在新闻制作的日常规程和新闻报道的约定俗成的结构模式中体现了这些结构和意识形态。当下处于变革期的新闻媒体，我国新闻社群话语体系中有两个核心话语，即“理想”与“新媒体”。有学者梳理发现，新闻人对“理想”话语的建构主要是追忆三个时期的新闻业：民国时期的救国理想与新闻理想，报人报国的理想话语意在重新界定新闻实践的标准，并呼吁新闻人恢复新闻业往日的荣光；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将这个时期的“理想”与互联网时代的“现实”区隔起来，表征的是数字化转型逻辑主导下新闻实践与其专业原则的背离；“黄金十年”的未竞理想，意在惋惜“黄金十年”过后中国自主性报道空间的萎缩，新闻人不仅难以履行监督公权力的规范性角色，也无法实践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理想。在话语再生产过程中，传统新闻人会策略性地使用符号资源，通过集体记忆和个人化框架下“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来建构传统媒体的“理想”神话，以此来巩固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基础，批判新闻业自身的衰落以及媒介转型中传统媒体阵地不断缩小的现状。
与此同时，资本与技术语境下成长起来的“新媒体”建立在“新媒体/传统媒体”这组两相对立的话语基础上，通过描述传统规范在技术变革时代下的落后与新环境中用户和数据的重要性，为自身在变动的结构场域中重新寻找得以安身的位置感。“泽利泽（Zelizer）曾提出过新闻人讲故事的一种模式——“延续模式”（dura-tional model），这种模式意在回溯过去，在“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时间节点的比照中，对过往的历史事件进行再解读，赋予事件新的意义。在转型时期，坚守传统职业范式的新闻人也许会有如此对“理想”的回溯，但新媒体岗位上的新闻从业人员则要在这次关于新闻职业正当性的话语较量中展望未来的可能性，指陈“理想”话语的难以为继。这种对立性的话语建构，对新旧媒体来说都是一种策略，以巩固自身的正当性和身份认同感。
二、澎湃新闻的“情怀”话语分析
发刊词对于创办一份报纸或杂志来说就像是宣言，向公众澄明该刊物的定性、规定内容、明确方向，因此在出版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发刊词的作用就是把创刊的目的、意义、背景以及学术的、文化的、思想的主张告诉读者，窥视发刊词的内在意义，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期刊创办者的主办思想和刊物的思想倾向。
2014年7月22日，由上海东方报业集团运作，并筹集3-4亿元创业资金的澎湃新闻网和客户端正式上线。甫一面世，澎湃便引起业界内外关注，其发刊词《我心澎湃如昨》也在网络平台广为传播。通过话语分析发现，在这篇发刊词里，邱兵并没有大书互联网时代的欣欣向荣的状态和新媒体的未来，也没有陈明该媒体的主张定性，而是在题记中写道“谨以这段文字和这个互联网产品献给我们恋恋不舍的1980年代”，钩沉一段对于理想80年代的集体记忆，并认为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嘈杂”的，“夹杂着一些无法辨别的诡异的声音”的时代，这个时代不缺乏消费主义，不缺乏“精致的利己主义”，却唯独没有了理想主义，因为理想主义已经被“埋葬在80年代了”，这种对于“理想主义”的呼唤所映射的其实就是数字化转型下新媒体的新闻实践原则和传统标准产生失范。
在澎湃2.0上线的2014年11月16日，澎湃新闻发布了邱兵的第二篇致用户词《月亮和三千元人民币》，在文首致谢词中提到将新版澎湃新闻献给“老报人”，除了在文中提到校对、改稿等传统职业报人从业规范，文中还提及作家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位看上去家庭美满幸福的作家觉得生活平庸且缺乏活力，他决心挣脱樊笼，前往巴黎寻找自己的艺术梦想，尽管多年后活得穷困潦倒，但觉得自己在艺术的追求中得到满足与认可的故事。邱兵通过毛姆小说这个隐喻，建构出了传统老报人对职业、对新闻理想的追求，而对老报人从业规范的书写，则是为了与既有互联网媒体可重复编辑以及网媒书写范式产生对比，建构传统职业规范下新闻人的认同感和权威感。
2015年5月15日，澎湃新闻网经过第三次改版，CEO邱兵撰文《我们的失败与伟大》，该文同时是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新闻的骚动》一书的中文版序，且在“编者按”直接指出要回答“理想的新闻应该是什么模样”的问题。“理想”的话语体系再次出现在第三次改版的刊词中，并在文中回顾本人在《中国青年报》实习的经历，将其视为作者新闻职业生涯的发端，并感叹“新闻是多么神奇的职业”，可以听到新闻职业偶像人物对宏大叙事的阐述，用集体记忆，塑造出传统新闻业与理想和热情的并置关系，映衬出转型时期新闻从业人员理想的缺失及失落之情。
三、话语借用与澎湃的自我区隔
对传统媒体来说，新闻业的文化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新闻生产过程的封闭性及不可洞察性。但是当新媒体范式兴起之后，这种传统媒体的“后台”封闭和知识控制得以打破，以社交媒体为例，它一方面改变着新闻机构及记者与受众接触的渠道和方式，另一方面也使传统新闻工作者对自身的角色产生分歧，一旦普通公众得以进入“后台”一窥传统媒体的运作方式，甚至是参与生产时，传统新闻人将可能暴露更多的专业失范，对传统新闻职业理念产生“祛魅”效应。
既然如此，当“新媒体”话语与“理想”话语的交锋愈演愈烈的时候，澎湃新闻网的刊词中为什么选择站在“现在”的立场来追忆“理想”的“过去”，而放弃继续建构对立话语体系的机会呢？
笔者认为，澎湃虽然列属新媒体阵营，却通过借用传统媒体及新闻人惯常使用的“理想”话语体系，给自身带来了一次与其他新媒体自我区隔的机会。在《区隔：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中，布尔迪厄认为，“区隔的实践根植于独特性标志，语言、文化或其他资源的稀缺，以及这种标志随时间而进化的实践意义中。”当留守的新闻人在选择运用“理想”这一符号资源在自身与选择转型的新闻人之间作出区隔，从而重塑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基础，巩固自身的身份认同的同时，新媒体从业者除了表达技术变革与资本流转的情形下传统媒体的范式式微的理所当然，或者偶有憧憬对未来网络新闻行业的光明期盼外，并没有建构出足够可以抗衡传统媒体或留守的新闻人所建构出来的“理想”话语的新话语体系。因此，由身处不同语境的阐释社群在建构“理想”与“新媒体”话语的对立时，并没有呈现出均等的态势，反而是技术与资本支撑之下的新媒体在强调用户与盈利的同时，与“理想”越来越远，这种资本的“原罪”延伸到媒体行业，成为了式微的传统媒体及其从业范式在建构集体记忆时的自然优势。
因此，当《东方早报》这样一个传统媒体的班底踏进资本博弈的新媒体市场中创办澎湃新闻时，一来是传统职业规范的延续性，二来是立足于新媒体阵营却有关“理想”传统媒体的集体记忆，让澎湃成为一个既有别于技术老旧的传统媒体，又区隔了以用户和盈利为公开主旨的新式媒体阵营，从而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
结语
在媒介转型时期，不同的阐释社群会通过策略性地建构话语体系来实现自身的新闻权威，在上文中有所论述，“理想”和“新媒体”是常见的两种话语类型。但是，即便是传统媒体及新闻人所“专属”的有关理想辉煌与失落的集体记忆，也免不了被技术和资本支撑起来的新媒体所借用。可以说，澎湃新闻借助“理想主义”的情怀式话语，将本该已经被技术祛魅的传统职业权威再度“神话化”，完成了一场符合资本市场的差异性诉求的策略建构。
[摘要]我国当代新闻社群由于所处位置的差异，在寻求自身正当化、权威化的过程中不断建构着彼此对立的话语体系，其中两个核心话语是“理想”和“新媒体”。这种话语策略表现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面对新闻业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心理。但两者的话语策略并非完全对峙的，例如澎湃新闻虽属新媒体阵营，却放弃对新媒体权力话语的建构，转而借用传统媒体的“理想”策略，试图通过对“新闻理想”的呼吁唤醒人们对理想主义的集体记忆，这种策略成为本文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新闻社群；集体记忆；新闻权威；理想话语
2014年7月22日，澎湃新闻网全面上线。当天，澎湃CEO邱兵的发刊词《我心澎湃如昨》在网络、媒体圈广为传播。2014年11月16日，澎湃2.0上线时，又发邱兵致用户新文《月亮和三千元人民币》。2015年5月15日，澎湃新版本上线，邱兵再度撰文《我们的失败与伟大》。在澎湃新闻网上线以及改版的三个重要时间节点上邱兵分别作刊词，虽时间有异，但是这三篇文章却有着共同点，即讲述情怀，向传统的新闻职业理想表示缅怀。当传统媒体不断式微，媒介纷纷转型，以及新媒体在资本的支撑下从内容到运营都在不断突破的同时，澎湃新闻网不但没有建构与传统媒体相对立的权力话语体系，反而是追念传统媒体的职业规范，引发传统媒体理想属性的集体记忆。这种策略性的表现引起笔者思考，同时借以澎湃新闻CEO邱兵的刊词为契机，重新探索新闻社群在新旧范式争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应对策略。
一、文献回顾：集体记忆与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
关于集体记忆，杰弗瑞·奥利克（JeffreyOlick）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一种称之为“collected memory”，从个人的、心理学层面出发，将集体记忆定义为群体成员个人记忆的总和，认为所有的集体记忆必须由个人展演出来才有实质意义；另一种称为“collectivememory”，是从文化的、社会的层面将集体记忆定义为社群、阶级或民族对过去共同经验的记忆，这种记忆的“集体性”既体现在记忆形构的社会过程与机制，也体现在最终的结果。在后一种观念基础上，Barbara Misztal认为，集体记忆是对社群对过去的再现，由集体共有和纪念，它既可启动社群的认同、现状及愿景，也可赋予它们实质的意义。
当各种社会群体通过叙事的形式建构集体记忆，生产历史性文本的同时，这种生成品就赋予了叙事者一种讲述历史的文化权威（culturalauthority）。和协商妥协的取向一致，文化权威也不是预设存在或静止不动的，而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争夺的过程，需要在叙事过程中不断捍卫与调整。这种故事讲述者的合法性其实就是文化权威的核心，而新闻权威（joumalistic authori-tv）实际上是文化权威在新闻社群中的体现。
在媒体记忆的实践过程中，新闻媒介除了成为各方力量争夺集体记忆背后的话语控制权的猎场，还会完成对媒介自身属性与权威的神话化工作。美国学者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就认为，新闻权威的建构不仅是新闻社群对外界施加影响的过程，更是该社群本身统一信仰、价值观，建立集体认同感的过程。以“水门事件”为例，舒德森发现美国新闻界对该事件的集体记忆建构成为两个相互关联的神话：“水门事件中的新闻界”和“新闻界的水门事件”。前者的核心主题是两名年轻记者单枪匹马将美国总统拉下权力宝座，后者的核心主题是水门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新闻业，让其变得更加强大、更有声望、更具攻击性。因而无论是前者从“社会史”的角度，还是后者从“新闻史”的角度，都建构了一个美国新闻界的神话，建立起了新闻媒体自身的权威属性。
芭比.泽利泽认为，新闻记者并不符合典型的专业人士的特征，仅是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行业共同体，但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又使得记者的职业活动并不能按照专业人士的标准去衡量，而是通过行业准则、职业教育等官方途径联系在一起，通过非正式的聊天、业界评论、专业会议、评奖、访谈和媒体回顾、自传和回忆录等方式塑造出一个“阐释社群”，彼此共享关于社群的叙事和集体记忆，建立统一的价值观、信仰体系及集体认同感。
和其他的专业社群不一样，新闻媒体作为阐释社群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阐释话语是公开的，但又是隐蔽在记者们日常的新闻实践中的，隐藏在新闻记者们常见的话语策略中。梵.迪克就认为，在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部分地具有自主性，部分地依赖和受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监控，而新闻媒体正是在新闻制作的日常规程和新闻报道的约定俗成的结构模式中体现了这些结构和意识形态。当下处于变革期的新闻媒体，我国新闻社群话语体系中有两个核心话语，即“理想”与“新媒体”。有学者梳理发现，新闻人对“理想”话语的建构主要是追忆三个时期的新闻业：民国时期的救国理想与新闻理想，报人报国的理想话语意在重新界定新闻实践的标准，并呼吁新闻人恢复新闻业往日的荣光；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将这个时期的“理想”与互联网时代的“现实”区隔起来，表征的是数字化转型逻辑主导下新闻实践与其专业原则的背离；“黄金十年”的未竞理想，意在惋惜“黄金十年”过后中国自主性报道空间的萎缩，新闻人不仅难以履行监督公权力的规范性角色，也无法实践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理想。在话语再生产过程中，传统新闻人会策略性地使用符号资源，通过集体记忆和个人化框架下“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来建构传统媒体的“理想”神话，以此来巩固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基础，批判新闻业自身的衰落以及媒介转型中传统媒体阵地不断缩小的现状。
与此同时，资本与技术语境下成长起来的“新媒体”建立在“新媒体/传统媒体”这组两相对立的话语基础上，通过描述传统规范在技术变革时代下的落后与新环境中用户和数据的重要性，为自身在变动的结构场域中重新寻找得以安身的位置感。“泽利泽（Zelizer）曾提出过新闻人讲故事的一种模式——“延续模式”（dura-tional model），这种模式意在回溯过去，在“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时间节点的比照中，对过往的历史事件进行再解读，赋予事件新的意义。在转型时期，坚守传统职业范式的新闻人也许会有如此对“理想”的回溯，但新媒体岗位上的新闻从业人员则要在这次关于新闻职业正当性的话语较量中展望未来的可能性，指陈“理想”话语的难以为继。这种对立性的话语建构，对新旧媒体来说都是一种策略，以巩固自身的正当性和身份认同感。
二、澎湃新闻的“情怀”话语分析
发刊词对于创办一份报纸或杂志来说就像是宣言，向公众澄明该刊物的定性、规定内容、明确方向，因此在出版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发刊词的作用就是把创刊的目的、意义、背景以及学术的、文化的、思想的主张告诉读者，窥视发刊词的内在意义，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期刊创办者的主办思想和刊物的思想倾向。
2014年7月22日，由上海东方报业集团运作，并筹集3-4亿元创业资金的澎湃新闻网和客户端正式上线。甫一面世，澎湃便引起业界内外关注，其发刊词《我心澎湃如昨》也在网络平台广为传播。通过话语分析发现，在这篇发刊词里，邱兵并没有大书互联网时代的欣欣向荣的状态和新媒体的未来，也没有陈明该媒体的主张定性，而是在题记中写道“谨以这段文字和这个互联网产品献给我们恋恋不舍的1980年代”，钩沉一段对于理想80年代的集体记忆，并认为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嘈杂”的，“夹杂着一些无法辨别的诡异的声音”的时代，这个时代不缺乏消费主义，不缺乏“精致的利己主义”，却唯独没有了理想主义，因为理想主义已经被“埋葬在80年代了”，这种对于“理想主义”的呼唤所映射的其实就是数字化转型下新媒体的新闻实践原则和传统标准产生失范。
在澎湃2.0上线的2014年11月16日，澎湃新闻发布了邱兵的第二篇致用户词《月亮和三千元人民币》，在文首致谢词中提到将新版澎湃新闻献给“老报人”，除了在文中提到校对、改稿等传统职业报人从业规范，文中还提及作家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位看上去家庭美满幸福的作家觉得生活平庸且缺乏活力，他决心挣脱樊笼，前往巴黎寻找自己的艺术梦想，尽管多年后活得穷困潦倒，但觉得自己在艺术的追求中得到满足与认可的故事。邱兵通过毛姆小说这个隐喻，建构出了传统老报人对职业、对新闻理想的追求，而对老报人从业规范的书写，则是为了与既有互联网媒体可重复编辑以及网媒书写范式产生对比，建构传统职业规范下新闻人的认同感和权威感。
2015年5月15日，澎湃新闻网经过第三次改版，CEO邱兵撰文《我们的失败与伟大》，该文同时是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新闻的骚动》一书的中文版序，且在“编者按”直接指出要回答“理想的新闻应该是什么模样”的问题。“理想”的话语体系再次出现在第三次改版的刊词中，并在文中回顾本人在《中国青年报》实习的经历，将其视为作者新闻职业生涯的发端，并感叹“新闻是多么神奇的职业”，可以听到新闻职业偶像人物对宏大叙事的阐述，用集体记忆，塑造出传统新闻业与理想和热情的并置关系，映衬出转型时期新闻从业人员理想的缺失及失落之情。
三、话语借用与澎湃的自我区隔
对传统媒体来说，新闻业的文化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新闻生产过程的封闭性及不可洞察性。但是当新媒体范式兴起之后，这种传统媒体的“后台”封闭和知识控制得以打破，以社交媒体为例，它一方面改变着新闻机构及记者与受众接触的渠道和方式，另一方面也使传统新闻工作者对自身的角色产生分歧，一旦普通公众得以进入“后台”一窥传统媒体的运作方式，甚至是参与生产时，传统新闻人将可能暴露更多的专业失范，对传统新闻职业理念产生“祛魅”效应。
既然如此，当“新媒体”话语与“理想”话语的交锋愈演愈烈的时候，澎湃新闻网的刊词中为什么选择站在“现在”的立场来追忆“理想”的“过去”，而放弃继续建构对立话语体系的机会呢？
笔者认为，澎湃虽然列属新媒体阵营，却通过借用传统媒体及新闻人惯常使用的“理想”话语体系，给自身带来了一次与其他新媒体自我区隔的机会。在《区隔：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中，布尔迪厄认为，“区隔的实践根植于独特性标志，语言、文化或其他资源的稀缺，以及这种标志随时间而进化的实践意义中。”当留守的新闻人在选择运用“理想”这一符号资源在自身与选择转型的新闻人之间作出区隔，从而重塑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基础，巩固自身的身份认同的同时，新媒体从业者除了表达技术变革与资本流转的情形下传统媒体的范式式微的理所当然，或者偶有憧憬对未来网络新闻行业的光明期盼外，并没有建构出足够可以抗衡传统媒体或留守的新闻人所建构出来的“理想”话语的新话语体系。因此，由身处不同语境的阐释社群在建构“理想”与“新媒体”话语的对立时，并没有呈现出均等的态势，反而是技术与资本支撑之下的新媒体在强调用户与盈利的同时，与“理想”越来越远，这种资本的“原罪”延伸到媒体行业，成为了式微的传统媒体及其从业范式在建构集体记忆时的自然优势。
因此，当《东方早报》这样一个传统媒体的班底踏进资本博弈的新媒体市场中创办澎湃新闻时，一来是传统职业规范的延续性，二来是立足于新媒体阵营却有关“理想”传统媒体的集体记忆，让澎湃成为一个既有别于技术老旧的传统媒体，又区隔了以用户和盈利为公开主旨的新式媒体阵营，从而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
结语
在媒介转型时期，不同的阐释社群会通过策略性地建构话语体系来实现自身的新闻权威，在上文中有所论述，“理想”和“新媒体”是常见的两种话语类型。但是，即便是传统媒体及新闻人所“专属”的有关理想辉煌与失落的集体记忆，也免不了被技术和资本支撑起来的新媒体所借用。可以说，澎湃新闻借助“理想主义”的情怀式话语，将本该已经被技术祛魅的传统职业权威再度“神话化”，完成了一场符合资本市场的差异性诉求的策略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