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谷浑古国的历史功绩
任玉贵
如何看待吐谷浑历史贡献，是近代至当前乃至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颇有影响的问题，正确评价吐谷浑历史贡献，须建立在基本了解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即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各民族团结，友好往来；认同汉文化为主的多元共生。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悠久的历史，灿烂辉煌的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吐谷浑民族立马中原，驰骋青海高原，吸纳了汉文化丰厚的营养，坚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青藏高原创建了一个卓尔不群的文明古国。其历史贡献彪炳千古，光辉灿烂，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说：“在青海建立起的吐谷浑国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光辉标志。”
附国守边
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孕育了我们民族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道德风尚，形成了全民族共同认同的心理素质和精神风貌。这种民族精神，始终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处于核心地位。据史记载，慕容部在辽东时，其上层人物“倾慕华风”，成为鲜卑文化的一大特征。吐谷浑虽然到了蛮荒的西北，但对中原文化的倾慕则有增无减。吐谷浑二十二代有十五位国王或可汗雄才大略，高瞻远瞩，胸怀大志，叱咤风云。他们大都博学多才，精通汉文，熟悉典章，有的还精研天文历算。吐谷浑这样的文化背景，其建国的方略、治国驭民，无不打上中华民族思想的烙印，并常以中原政权及其历代“圣明帝王”为其安身立命之榜样。
据史记载：前后汉之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变。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还是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后世的政治家，奉为金科玉律，所谓“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是这时候的人所没有的。他们看了社会，还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该用人力去改变，此即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出来负这个责任的，当然是贤明的君主和一班贤明的政治家。
吐谷浑第二代国王吐延“雄姿魁杰，号曰项羽”。曾慷慨激昂地对其下说，“大丈夫就应生在中国，遇汉高祖、光武之世，与韩信、彭越等驱驰中原，以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谁想现在不能闻礼教于上京，不得策名于天下，真问心有愧啊！”第三代国王叶延孝而好学周礼，他根据礼“诸侯之孙，可以祖父之姓为氏”的典章，以其祖父之名吐谷浑为国号。他还常与大臣们讨论天地造化、帝王年历，对不懂中原典籍的臣下加以批评，说他们是“夏虫不知冬冰”。到阿柴为王时，吐谷浑已号称强国。他登上西强山，观嘉陵江上游之水，问群僚，这水东流去何处，当臣下告诉他，此水的沿途去向以及最终入海时，阿柴便无限感慨地说，连水都知道千转归大海，我虽踞塞上小国，难道连自己的归宿都不知道吗？于是，便遣使入南朝献贡通好，与南朝建立稳固的政治联系。在公临终时，道出那句“其根在中原”的至理名言，在中华大地上流传千载而不衰，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份精神理念。
吐谷浑历代国王，都把自己视为中原王朝的藩国，并以为国守也，历代可汗都接受中原王朝的赐封，这是同属一个中国、一种文化根源的认同。据史记载：简文帝咸安元年，前秦封吐谷浑主碎奚为“安远将军、漒川侯”。此后，吐谷浑主视连被西秦封为“沙州牧、白兰王”。吐谷浑主慕璝为“大将军、西秦王”。元嘉十三年，慕璝死，北魏遺使谥慕璝为“惠王”。后拜慕利延为“镇西大将军”，改封“西平王”，元嘉二十九年拾寅继承王位后，北魏封其为“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平王”，拾寅之孙伏连筹继位后，被北魏封为“西海郡开国公、吐谷浑王”。吐谷浑与宋、齐、梁等政权建立过通婚、朝贡等友好关系。特别是把刘宋王朝视为华夏正宗中央王朝的继续，刘宋政权封吐谷浑主阿豺为“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曾封慕璝为“征西大将军”，晋爵“陇西王”，封慕利延为“河南王”。故中前期可汗都打出“为附国守边”的旗帜。五世可汗视连临终时交代，吐谷浑要“永为中国之西藩，风流百世。”六世可汗视罴则说：“吾欲扫清秦陇、饮马泾渭，闭燕赵之路，迎天子于西京。”十四世可汗伏连筹奉北魏之命东征西讨，认为是在尽戍边之责。特别一提的是十一世可汗慕利延，会师西进，据有于阗之地，意义重大。于阗早在汉初就纳入了中华版图，东汉末年，中央政权衰落，音讯遂绝，慕利延将于阗纳入辖区，后经吐蕃、唐、宋、元、明、清大力经营，终成为中华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威远宁迩，吐谷浑其功也丰，其绩也伟，功大莫焉。
民族融合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发展中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人类共同体，是由许多因素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种内部统一性和具有一定稳定性的人类群体。吐谷浑正是将这些原本相互隔绝的人在其政权形式下，共聚一起，共处一地，长期共同生活、互相依存，经济文化上交往，促进了解与交融，终于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称之为“吐谷浑族”或“吐谷浑人”。
由于成长环境的特殊，吐谷浑首先有内在统一性。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为中心，同时汇集了各民族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发挥了强有力的凝聚作用，促进了吐谷浑的统一和进步。也由于国土的广袤，经济生活曾有太多在当时不可预知、不可抗拒的影响因素造就了民族的坦荡胸怀。这样的包容性不但表现为中国历史百家争鸣中能够兼容并蓄，取长补短，相互融汇，而且也能敞开博大的胸怀。务修礼让，各得其所。
据史记载：吐谷浑离别故土时，其部众只有一千七百户，不过万人之众。在迁徙途中，虽吸收了一部分族人入伙，毕竟势单力薄，无足轻重。而当时生息在甘、川、青、新广大地域的世居民族是羌、氐、杂胡，人口众多，民风强悍。具体户数虽不见史册，但人口比吐谷浑多数十倍。吐谷浑何能以少胜多，反客为主，后来者居上？究其原因，其主要是吐谷浑实行了兼容并包、联羌共治的民族政策，使其扩大生存空间，并以此获得建立王国的成功。
吐谷浑最盛时期，史称东西4000余里，南北2000里，其疆域“东起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到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关于吐谷浑的人口，史无准确记载，也无法有较为科学的统计。有人测算到慕璝八年（431年）时，吐谷浑并秦灭夏。合秃发、乞伏、赫连三部鲜卑，仅鲜卑族总人口“共达55万落、330万口”。如果计算上原有的土著羌人及其他所并诸族，那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吐谷渾立国，除西迁来的鲜卑人外，最主要的是当地的土著羌人、氐人，也有汉人、匈奴等北方杂胡诸族和后来并入的西域鄯善、且末诸族。
以通婚加强血缘关系。吐谷浑人与羌族通婚比较普遍。在上层更是如此，羌人首领之女念氏者，先嫁吐谷浑王视罴。视罴死后按俗转嫁其弟乌纥堤王，两王生子树洛干、阿柴、慕璝、慕利延，四人都英明有为，敢作敢当、出类拔萃，先后当了吐谷浑国王。而念氏不但容貌出众，而且才华超群，对国事的影响历久弥新。此段婚姻是吐羌联盟的真实反映。
重用羌人，加强政治基础。吐谷浑王廷中有一大批羌人担任要职，人才济济，群星闪耀。如在碎奚王廷中担任长史的钟恶地，原本是杀漒羌的大头领，他精通儒学，主宰政坛，敢作敢为，曾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剪除飞扬跋扈，危害邦国的国王亲兄弟，威震朝野。而吐谷浑王廷中的亲兵卫队也多羌人担任。
吐谷浑进入西北之时，正值西晋“八王之乱”，后又加“五胡十六国”，混战之时，西北地区的羌、氐、胡等各民族饱受战乱之苦，水深火热，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吐谷浑便大量招纳和安置秦、陇流散之民，“化行所部，众庶乐业”，他们特别重视对上层人士的联络。“虚襟接纳，秦陇英豪，众赴如归。”吐谷浑努力搞好羌、氐、胡关系，其结果使吐谷浑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大范围的社会环境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利于休养生息、发展国力。也使久经战乱，无以为家的秦陇各族流民有了一个相对和睦的国度，强不凌弱，安居乐业。
当然，作为现代民族，它“是人们在历史上由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等要素所形成的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自我意识的比较稳定的共同体。”所谓吐谷浑族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而只能是一个多民族先民的共同体。同时，即使是古代民族，其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和自我认同归属感的形成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有些资深学者认为，吐谷浑从4世纪初立国，到大约在隋初才形成吐谷浑族，经过了二百多年。
经营丝路
交通是历史发展的脉络之一，也是一个地区文化源流的因素之一。
丝绸之路是自西汉开始中国通往西方的最著名的陆上交通线，从当时的首都长安出发，向西北经过河西走廊，途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再向西达玉门关，在楼兰分为南北两道：南道经塔克拉玛干沙漠，沿昆仑山北麓，经过且末（今且末县南）、小宛（今且末县南）、精绝（今民丰县北）、戎卢（今民丰县南）、抒弥（今于田县城东北）、于阗（今和田县西南）、莎车（今莎车县）、疏勒（今喀什）等八站；北道经一段沙漠之旅后，沿天山南麓西行，途经尉犁（今库尔勒东北）、焉耆、乌垒（今轮台东北）、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尉头（今阿合奇一带）等后，到疏勒与南道汇合，然后分别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西部和北部，可以到达今伊朗、费尔干、里海东岸、地中海东岸等地区，再向西就可抵达大秦（罗马帝国）。
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传统的北丝绸道频遭战乱，不能畅通。这给位于东西方要冲的吐谷浑带来了莫大的机遇。勇于进取、敢于冒险、善于吸纳、乐于共处，是吐谷浑民族特性。据史记载：当时地处中亚的阿姆尔河、锡尔河流域地区，自古为东西方文明的中转站，贸易集散地。居住此地的安、石、曹、康、米等九姓的粟特人，很久以前就以中原大地为依托，开展双向贸易，世称“昭武九姓”。他们为了便于和中国交流，也出于对中国的羡慕与崇敬，特意取了中国人的姓氏。精明的吐谷浑人很快与“昭武九姓”建立了牢固的贸易关系，而进入到波斯、东罗马帝国，直至欧洲。他们充分利用地理、人际、语言及熟悉东西商情的条件，充分发挥与南北朝关系和好的政治资源优势，以国境贸易、合伙代理、中介转运、期货囤积、武装护送、向导翻译等多种方式，与东西方贸易往来，其规模之大，地域之广、贸易之多空前绝后。尽管丝绸南道上黄沙漫漫，毒虫猛兽，雪山万重，白骨指路，还有沿途出没无定的凶悍强盗，商队遇难时只有拼死一搏才有生路。说明丝绸之道上生财不易，需拿命换钱。险象环生，然而吐谷浑和各类胡商们一看利国利民。而商人们乐此不疲数百年，正好验证了吐谷浑经营丝路这是一条好办法。据史记载：吐谷浑“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这条史料说明吐谷浑不但鼓励百姓从商，而且似有专门机构，进行翻译培训，提供全方位服务。至于“稍桀黠”者，就是说在做买卖上，吐谷浑人稍有点倔强、精明而狡猾，这正好说明了吐谷浑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经商能力和相应的文化心态。
吐谷浑开创丝绸南道意义重大。
（一）西域是西洋文明传布之地。西洋文明的中心古希腊、罗马等，距离中国很远，在古代只有海道的交通，交流不甚密切，西域则与中国陆地相接，自近代西风东渐以前，中西的文明，实在是恃此而交流的。
（二）西域之地，设或为游牧民族所据，亦将成为中国之患，汉通西域之后，对于天山南北路，就有相当的防备，后来匈奴败亡后，未能侵入，这也未始非中国之福。所以汉通西域，不是没有益处的。
首先，它为东西方物资文化的交流架起了一座橋梁，使东西方物资文化的交流持续不断。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中东及罗马帝国，也把西方文明传播到了中原汉地，从而促进了中原汉地的经济发展。《北史·吐谷浑传》载：“吐谷浑犁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这牛马为吐谷浑所产，是中原汉地发展农业、交通必需之物。而“西南之珍”就包含从西方来的物资，从而丰富了中原的物质文化生活。其次，使吐谷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纯牧耕经济中加入了经贸，并成为吐谷浑三大经济支柱之一，从中获取了大量财富，吐谷浑国“多金银财宝珍物”已名传四域，开始有能力置四大戍、建城池宫室等，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化的过程。
丝绸南道，是一条通商之道，文明交流之道，东西民族友谊之道，吐谷浑为此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那种藐视艰险，拓荒万里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佩。
驯育龙驹
人们常说，南船北马。在北方，马是古代交通不可缺少的工具，也是古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兵力资源。吐谷浑开始游牧生活的时代起，也就开始驯马养马，养马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应该已有很久的历史。
据史记载：中国过去最有名的马有三种说法，一曰天马，二曰龙马，三曰汗血马。传说“天马行空”似乎不可考。据《天马歌》说，“天马来兮从西极”，出自乌孙国（今新疆伊犁地区）；龙马则“八尺以上为龙”，似乎是古代的欧洲马种，现在已经罕见；汗血马出自大宛，也就是今天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一带，亦称大宛马。这些名马神驹都是张骞出使西域后为中国人发现的。汉武帝当时不惜重金，购回这些名马，甚至派兵远征西域，攻城夺地，强行掠回。西域良马因此来到中国，这在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一方面说明汉武帝对良马的珍爱和追求，另一方面反映了马种对国家边防之重要和支撑。
西域马种进入中国，使中国也出现了自己的良种马。吐谷浑驯养的青海骢便是其一。《隋书·吐谷浑传》道：“青海（即今青海湖）周围千余里，中有小山（即海心山），其俗至冬辄牧马于其上，言得龙种。吐谷浑尝放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骢”。这段记载说明，经汉唐两代，大批西域优良马种已在青海地区开始了改良繁殖，青海骢正是这种马种改良后的优良品种，也应该是汉朝以来良马的后代。
在中国养马史上，这是吐谷浑对我国古代畜牧业的一大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之盛事。李白的《天马歌》、杜甫的《骢马行》、白居易的《阴山行》，都以辉煌的诗句赞美过这些良马的雄奇和超群，反映了漢唐以来中国养马业盛极一时的历史变迁。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一首诗《过华清内厩门》：“华清别馆闭黄昏，碧草悠悠内厩门；自是明时不巡幸，至今青海有龙孙。”更是说明大唐一代皇帝出巡的坐骑都是来自青海的青海骢。
吐谷浑驯养的青海骢后来如何演变，现已有考证。初步结论十分明确，那就是青海自古就是中国马业的重要发祥地和资源地，据《禹贡》记载“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这几个上古时代的羌人部落都在青海，其中渠搜就在青海湖周。在民族迁徙中，渠搜一部分迁入云、贵、川驯养骏驹称“天马”，另一部分迁到中亚塞种人居住的大宛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产龙驹，这些史料说明天马、青海骢来自青海，尘埃落定。
古代青海养马业一直为中原政府所重视。早在汉代以前，青海地区养马业十分发达，到魏晋时期北方民族进一步强盛，养马业进一步发展。据《魏书》记载，南北朝时期，陇右地区有马达二百多万匹，骆驼为马匹之一半。《唐新书·兵志》唐代大规模发展官牧，最好时陇右马牛驼共六十多万头，马占三十二万头。
宋代养马业已不及唐时，而偏重向边境各部买马，西北边境市马地区仍主要集中在今甘青地区。明代国家进一步完善养马制度，设甘肃苑马寺，下设祁连监，领西宁、大通、古城、永安四苑，系统建立了国家牧场和专业军牧场。除政府官马自监自养外，又于西部边境设立茶马司，政府垄断茶货经营，专以招买马匹，这足以显示当时青海马业位置之重要。清代又在西宁新增设摆戎牧场（今地址不详），牧马六七千匹。青海马政一直不衰，直至清末，马场改为军牧场。抗日战争期间国家在西北成立四个军马场，青海贵德军马场便是其中之一，当时马数三千多匹，为抗日骑兵部队作战给予有力支持。谈今追昔，吐谷浑驯育的驹以及后来养马事业蓬勃生气其吐谷浑贡献光艳四射。
文化创意
近四百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更大规模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分裂、大动乱，但却蕴藏着统一的大趋势，各民族在交锋中相互融合，胡汉文化相互融汇，日渐趋于一体，为统一国家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在北方，主要是胡汉交会，出现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的高潮。生活在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南下。进入中原汉族农业区，这些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汉族的“汉”文化相互交会，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吐谷浑历史文化主体能够存续至今，不曾泯灭和断层，与其结构的超强稳定性有着密切的关系。编者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先有的文化也是人类共同的遗产。这样来描述吐谷浑文化创意更接近真实。
首先，吐谷浑传统文化拥有广泛而雄厚的基础。大量的原始思想和崇拜、丰富的民间及神秘主义思想、朴素唯物主义与万物有灵的有神论、民俗信仰、种种自发意识和群体无意识行为、边缘化的流派等都是其强大的牢不可摧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树立吐谷浑文化和汉中原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扶持、相辅相成的文化凝聚而成的完美统一体。虽然彼此间有着不同差异，却在一定的高度上实现了整合，构成了吐谷浑传统文化精湛的创意，毫不夸张地说吐谷浑代表了胡风，隋唐代表了汉化。
吐谷浑全面吸纳唐文化，以“唐化”为最高理想。早在公元600年，就派出了遣隋使，学习中华文化。自公元630年起，相继派出了十多次遣唐使，每次都达五六百人。成员包括官员、留学生、学问僧及各种技术人才，他们在唐朝一般都要停留一年以上，广泛学习政治制度、佛法、文字、天文历法、音乐、美术、雕刻、手工制作等，回国全面移植唐文化，推动吐谷浑社会革新。
《唐书·礼乐志》称吐谷浑乐舞“辞多可汗之称，盖燕魏之际鲜卑歌也”，又云：“周、隋始与《西凉乐》杂奏，至唐存者五十三章而已。一曰‘慕容可汗，二曰‘吐谷浑，三曰‘部落稽，四曰‘巨鹿公主，五曰‘白净王，六曰‘太子企喻也。”鲜卑文化与青海土著民族文化汇流后，形成了吐谷浑乐舞的“杂奏”格局。《唐书·礼乐志》中“与《西凉乐》杂奏”的乐舞《慕容可汗》属吐谷浑先祖鲜卑慕容部乐舞。“慕容”是指鲜卑民族中之慕容部，而“可汗”是蒙满等北方民族对首领的尊称。
唐朝北狄乐《吐谷浑》属于马上乐（即军乐）。据《旧唐书·音乐志》称：“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意不可知”。
唐代北方少数民族乐舞艺术形式众多，其中以“四方之乐”冠名的乐舞代表《部落稽》《稽胡》《巨鹿公主》《太子企喻》，其风格韵律与鲜卑或吐谷浑民族乐舞有相近或相似之处。
吐谷浑在辽东时原只有马上乐，属军乐，有慕容可汗、吐谷浑、钜鹿公主、白净太子等部。由于社会形态的提升，使吐谷浑人的音乐细胞及乐器乐章都丰富了起来。流行于河湟的曲艺满天星、柳叶青、大红袍、八谱儿、纱帽翅等与吐谷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郭里木棺版画上可以看出吐谷浑人宴会的乐队规模大小，马上乐也已变为了坐地乐。乐器也有了新的品类。推想至乐章也有了不少来自南北朝和西域的新东西。那多次朝贡至南朝的赤龙舞马，要在乐师的伴奏下，昂扬起舞，令人一呼三叹。
从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及热水大墓发现的棺板画中，可以看出吐谷浑人的绘画艺术已经到达很高的水平。这些绘画内容丰富，有惊心动魄的射猎，有气势如虹的宴饮，有万里行商，有礼仪祭祀，还有四灵图等。在香日德古墓中发现的王子复仇棺板画，不但反映了吐谷浑历史上的以此重大事件，而且也为研究吐谷浑国早起葬俗、服饰、弓箭、马具、刑罚、绘画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上述这些画，线条流畅有力，布局严谨合理，人物表情生动传神，虚实结合，相互衬托，还有用符号表示箭已准中的表达方法，很有特色，在有限的空间里，给人以风光无限的视觉感受。从中可以看出吐谷浑人在继承中原绘画技术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艺术和史学有无可当量的价值。
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在中国国家发展史上，境内各个民族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历史文化也被深深打上了多民族的烙印。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其起源于多个地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等都是文明诞生地，都留下了先民文化创造的遗迹。诸多地域萌芽交流融通、汇聚一体，基于农耕、游牧、渔猎等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类型相互激荡，以中原汉族文化为核心，形成了核心突出、特色鲜明、五彩缤纷的中国历史，显示了其盛大的气象和博大的胸怀。吐谷浑民族在青藏高原的文明独树一帜，做出的辉煌贡献，且深且远，成为华夏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典范，光艳四照，流传千古。
（作者系中国国学学者、地方文史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