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节子：一个村庄的艺术重建

    江雪

    

    

    

    从甘肃天水的秦安县城出发，向西北方向5公里，拐进锁阳关峡口，再盘着山，往上走二十多分钟，就到了石节子村。13户人家，五十口人，散落在黄土峁上，从最高处的人家，到最下面一户，落差100多米。

    村口，路边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石节子美术馆”几个字，桃木枝拼起来的，歪歪扭扭，嵌在土崖上。这是靳勒不识字的老母亲“写”的。

    靳勒是西北师大美术系的老师，也是石节子村的村长。石节子的变化，就是从靳勒当了村长开始的。

    四个村民的一次德国之行，带给石节子持久的变化。

    在距离北京1500公里的小山村石节子，几乎人人都知道一个叫艾未未的艺术家。

    2007年，艾未未参加德国的卡塞尔文献展。这是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艾未未的作品叫《童话》，内容更像一个社会实践：送1001个中国人去德国，费用全包。

    艾未未在博客上征集报名。村长靳勒认识艾未未，他帮助村里的五个人报上了名，其中包括村头道观“神仙塔”的一位道长。

    全村人推举了四个村民去卡塞尔。包括靳女女、靳茂林、李保元，最年轻的是20岁出头的孙宝林。都是男的。

    那年6月，麦子开始黄的时候，四个石节子村民，放下农活，要去卡塞尔了。办护照到乡里去开证明，乡长被吓了一跳：你们老农民去德国干啥？折腾了二十多天，终于办好了护照。

    他们和另外的997个中国人一起，拉着艾未未统一发放的“熊猫”行李箱，第一次出门坐火车到北京，又第一次乘坐国际航班，到达卡塞尔。同行者里有诗人、歌手、交通稽查员，以及广西侗族山乡的牧马人。所有的人，到德国后，集体住在卡塞尔的营地—一个由大众汽配厂的车间改造的宿舍。

    李保元对德国最深刻的印象是墓地。家里的土墙上，挂着12张去德国的大照片，是靳勒帮他洗的。其中一张是在卡塞尔的墓地，各色鲜花点缀，不就是公园么，他很喜欢。

    靳勒带他们去参观美术馆。在提香、鲁本斯等大师的人体油画前，他们看了很久。油画上的人，“像活的一样”。

    展览很自由，懂和不懂的，随便转。展馆外突然一阵瓢泼大雨。四个人，都跑到大玻璃窗前，看雨去了。

    “为什么去看雨？”德国记者跑去问靳女女。他穿件有四个兜兜的中山装衬衣，戴顶灰色布帽子，正对着窗外的雨幕出神。“庄农人靠的就是雨。”他用秦安话回答。

    “雨水重要？还是艺术重要？”记者又问。惦记着家里干旱的花椒树、麦子地，没念过书的靳女女，说了句：“艺术重要，雨水更重要。”

    纪录片《童话》中，艾未未对采访他的外国记者说：“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人真正在意任何事情。”可至少，在石节子，不是这样。“童话”结束八年之后，那次梦一般的德国之旅，还挂在石节子村的土墙上，也挂在村里人的心上。

    2015年8月，靳女女家多了个保险箱，是艺术家毛同强送来的。石节子村的13户村民，每户一个，毛同强请村民放进去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靳女女放进去的，是那次卡塞尔的展览指南、德语地图等，还有一本画册，一堆永远看不懂的文字。

    2008年，汶川地震，石节子村民捐了款。那年10月，奥运会刚过，艾未未参与设计的国家体育馆“鸟巢”刚吸引过全世界的目光，孙尕成等几个村民就去了北京，代表石节子村民给艾未未送去了村里产的花椒，还有一副锄头。

    那次卡塞尔之行，原本报了名的“神仙塔”道长后来反悔了，没去。他有些尴尬，再和村民们到北京时，道长给艾未未送了块锦旗，上面写了四个字：功德无量。

    美院老师靳勒当了村长，被村民看成可能改变村庄的惟一希望。

    1986年，靳勒成为石节子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考上了西安美院雕塑系。1989年，石节子才通上电。那年初夏，正上大三的靳勒，要去北京。到了火车站，父亲发来电报，说妹妹要结婚，速归。

    1991年，靳勒毕业了。他先去了深圳，在那里干些小雕塑活儿，挣了一笔钱，给父母买了个电视机。这也是整个石节子的第一台电视机。

    他最终分回到了西北师大，在雕塑系做老师。1998年，他去了北京，本来要留下来的，末了，还是向生活妥协，回到兰州。

    在北京的时候，他创作了一系列雕塑作品，包括“虫人”、“鱼人”等。他把自己的头像，安装在鱼或虫的身体上。鱼，瞪着一双突出的圆眼睛，悬在干渴里。虫子们，赤裸着，在土地上蠕动挣扎，顶着他那颗头颅。

    “不是狮子、老虎，而是虫。因为这就是我的状态，我就是这样爬行在土地上的。”他给别人解释自己的作品。

    那时，经过漫长的纠结和寻找，他终于觉得自己“还可以搞艺术”，但他后来看，这时候的“艺术”，和故土、和苦焦土地上的石节子，还没有太大关系。

    2005年，靳勒回到家，想做点什么。他最终做了一个叫“贴金”的行为艺术。屋后头那棵李子树，父亲种下四十年了，还是矮矮的，在干旱的土地上不再往高长。他给小树身上缠了一层金箔。

    黑乎乎的炕门洞，烧炕的推耙，父亲的铁锨，他都给贴上了灿烂的金。以这样一种对乡村日常的郑重其事，他开始让这个逃离了的自己，在精神上向故乡返还。

    在生命的前三十多年里，靳勒始终在费力气做一件事，就是逃离贫穷干渴、落后的故乡—越远越好。但是从那以后，他开始频频回到石节子了。他不再厌弃逃离它，但也不会把它当作风景来观看。陪伴着父母和乡亲，他试着回到自己真实的生命里去。

    2007年，四个村民去了德国。这年除夕，艺术家赵半荻带着他著名的“熊猫团”来到了村子，实打实地，给村民们办了一场“全世界最小的春节晚会”。零下十多度的石节子夜晚，姑娘们脱下军大衣，穿着露腰的金色裙子，给大家跳舞，给老人孩子发红包。靳勒的妈妈，至今想起那天，都觉得过意不去：女娃们穿太少了，冻坏了！

    “春节晚会”后的2008年正月，全村的人都来靳勒家喝酒。“你当咱的村长吧！”他们已经把靳勒当成了可能改变村庄的惟一希望。就这样，靳勒成了石节子的新村长，选票是冬夜炉火前的一碗碗白酒。

    这年靳勒42岁。他当了村长，职业还是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老师。

    新村长的第一个手笔，是筹建了“石节子美术馆”。石节子的地貌错落有致，荒凉中有美，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一个天然的美术馆呢？靳勒请了村里的几位老妈妈，写了“石节子美术馆”六个字，发到网上，请网友们挑选。最后，大家选择了何蠢蠢，她是靳勒的妈妈。

    “石节子美术馆”几个字嵌在村口的土崖上了。靳勒的设想是，今后每户人家都是一个分馆，石节子人，不仅是农民，也可以是艺术家。

    在石节子，家家的土墙上都有一些艺术类的照片，有村民去德国的，有日常生活的，大多是黑白色，被靳勒冲洗成一样的尺寸，如一条潜流，将每户人家连接起来。

    2010年10月，靳勒在北京798举办了一场名叫“主人”的展览。展出的作品还是他的“虫人”。乡亲们也去看展，并成为作品的参与者。在现场，他们把从石节子带去的旧衣服，一件件给“虫人”们穿上。那一幕，诡异而又骇人。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长期匍伏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农民，如今当了家，也做了主吗？”展览序言中这样写到。

    也是在这年，靳勒工作室所在的厂甸艺术区面临拆迁。艺术家们做了一番抗争，三位石节子的村民还去现场声援了。然而，抗争更多在象征意义上，艺术区很快就被拆掉了。

    花了一大笔运费，靳勒把工作室里那个巨大的铁桌子送回了石节子，放在了自己家的小院里。之后，又陆续把自己的一些雕塑作品运了回来。那个黑色的大鱼人，被安放在村头，给黄土峁添上了一丝魔幻气息。两个裸体的雕塑，为了不让老人们“难为情”，放在了高处的崖畔上。一个硕大的“将军头”，就直接放在村东头的土包上了。

    冬夜土屋里，炉火越来越热，又慢慢冷却。靳勒喝了点高粱酒，说着石节子的故事，话也多起来了：“有人说石节子这些年被‘当代艺术了，就算是这样，也总比被遗忘要好吧！”

    艺术家来了一拨又一拨，可艺术给石节子带来了什么呢？

    夏天时，靳勒回到村里，剃掉了络腮胡子。他拿了个推子，给村民们理发。落了一地的头发、胡子全收起来，要完成一件叫《基因棒》的作品，村民们直接叫“泥棒子”。

    正值农忙，村民们在干活的空隙，就来做“泥棒子”。他们从村头取来红土，和成泥，把毛发、破衣服的布条，全和进去，共做了300个。2015年8月，它们被送到新落成的银川当代美术馆，参加当年的开馆展览。

    一个“泥棒子”50块钱。靳勒说，就是不谈艺术上的价值，至少给村民们带来了一点收入，大伙儿都挺高兴的。

    有了“石节子美术馆”，来小山村石节子的人一下子多了。艺术家来了，中央电视台来了。当地的官员，也闻讯来了。村里渐渐有了些变化。或许是因为见过了太多艺术家，经世面了，如今的石节子人，不管见到谁，都会热情地打招呼，不再畏畏缩缩了。

    和其他村庄不一样，石节子几乎看不到垃圾。在这方面，13户人家很齐心，垃圾能烧的，都塞炕洞里烧了，实在烧不了的，也要倒得远远的—乡政府的垃圾车目前还到不了村子。

    “石节子人爱喝酒，但绝对不会摔酒瓶子。”李保元说。艺术让石节子人多了些自尊，也多了一点自信。更何况，村长交代过，家里的旧鞋子啊，酒瓶什么的，都别乱丢，说不定也能成为艺术的素材呢。

    2010年，“石节子电影节”举办，黄土坡铺上了一段红胶泥，就当红地毯了。从没有放过电影的小山村，放了五六部经典电影，其中有艾未未的纪录片《童话》，汪东升的《赤脚讨薪》，还有法国导演托尼·加列夫的《只爱陌生人》，可以说是“国际电影节了”。

    艺术家来了一拨又一拨，可艺术到底给石节子带来了什么呢？

    有一次，乡领导来石节子，有记者跟着，下雨，石节子的土路把记者滑倒了。乡长回去后，给村里发了几袋水泥，让把路面硬化一下。村里那段难走的土路总算是好了。

    石节子人多年来一直吃雨水储存的窖水。前几年，山脚下勘探出温泉，县上投资打井，后来发现水温只有27度，就搁置下了，最终由山上的神仙塔道观接管。2013年，有关方面投了20万元，把水接到了石节子。村里从此有自来水了。

    对石节子人来说，这都是艺术带来的“好处”。另外，就是村子里那13盏路灯。那是2010年，县上给装的。“可能是石节子出名了，来那么多外国人，该让石节子文明一下了。”李保元说。他也是石节子的副村长。靳勒回学校时，他帮着打点村里的日常事情。

    可政府只给了路灯的“头”。路灯杆还得由村民自己想办法。最终，13盏路灯都搭起来了，每家门前一个。但在石节子，这种政府的“热情”并没有成为一种激励的事实。路灯很少被打开过。晚上八点，整个村庄就陷入到黑暗之中，寂静无声。一方面石节子大多是老人，睡得早。更重要的原因是，路灯的电费要各家自己出，手头紧巴的石节子人，舍不得“浪费”。

    村里来的人多了，但没有一个公共空间可以招待。都是到靳勒家。靳勒父亲83岁了，是村里惟一的老党员，原则性很强，抱怨现在交党费也找不到地方交了。他支持儿子为村里办事，一大把年纪了，客人们来了，还要倒茶张罗。

    “你说这个艺术到底能为村里带来啥？没有经济，还是不行啊。”老人说。

    靳勒也知道，石节子还是穷，没有“经济”不行。

    去过德国的茂林在县城跑三轮车，拉家具，每天挣100元，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家。靳女女的小儿子3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娶到媳妇。惟一留在村子里的年轻人红强，18岁了，个头只有七八岁孩子那么高。红强苦命。大前年的冬天，他的母亲梦见儿子死了，第二天去抽签，抽到了“下下签”。解签的人说，你的命才能救儿子的命。这句话成了她的心病。回家后，她就喝下了一瓶农药。如今，母亲刚烧完三年纸，父亲在县城打零工，供在兰州上学的哥哥。爷爷的腿骨质增生，拄两个拐棍，一边砍花椒树杆，一边叹息着……

    回到故乡的靳勒，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想通过艺术给乡村带来更多的变化，但和艺术比起来，现实太沉重了。

    还是要有俺们农村的特点，城里人才能来。

    2015年，“造空间”艺术家琴嘎和靳勒一起发起了“一起飞”艺术实践计划。支持20多位艺术家，在石节子这片贫瘠荒凉的黄土地上，和村民共同创作，展开精神层面的互相帮助，“面对未来”。

    2015年5月，艺术家们一起在村里抓阄，和村民结“对子”。“一起飞就是艺术家拉着我们村民一起往前走。”这是村民李保元的理解。如今，李保元家抓阄用的土豆都长出芽了，他还舍不得扔掉。他家和艺术家厉槟源结成了“对子”。不久前，厉槟源刚刚完成他的计划：为村民做一个“广场”，送来一个音响，让大家可以一起跳广场舞，“广场”就选在村口堆玉米秸秆的空地上。

    和村民叶调调合作的是“吴老师”。前不久，艺术家吴高钟带她到北京看病，还带她去看了故宫、天安门。而从北漂返乡回家，在秦安县叶堡镇开办了一家“百姓幼儿园”的艺术家胡建强，则和靳茂林的小孙子合作“快乐的一天”项目。

    而另一位艺术家刘伟伟想做另外的事。他注意到了村里闲置的路灯，注意到每家房屋的裂缝。他注意到这里的贫困，不仅是生活上的，也是权利意义上的。

    这个年轻的艺术家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在石节子“激活基层政治空间”，“搭建一个公共生活的框架，让他们能呈现自己的生活。毕竟，艺术家会离开，而村民们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刘伟伟说。

    2015年12月23日，刘伟伟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找到了老杨。老杨叫杨桂恩，是河北廊坊近郊的农民，也是一个群众演员。五年前，老杨进了城，在打工之余，也去当群众演员，曾经在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扮演古装士兵。

    刘伟伟拉上了老杨，让他作为一个外来者，到石节子，来一个河北京郊乡村和西北偏僻山村的对话。

    刘伟伟认为，乡村不应该是怜悯的对象，他想做的也不是“扶贫”。在村庄里生活了几天之后，他的想法更清晰了。而已习惯了城市生活的老杨，在最初对石节子的新鲜感过去后，开始发牢骚了：这村子也太偏僻了，连个小卖部都没有……

    12月31日，刘伟伟拉上李保元出了门，加上老杨，三人一起去了乡政府和县政府。这些天，老杨和李保元已经熟了。老杨说，石节子太落后了，要多拉资金，最好发展成“度假村”。李保元不同意：石节子再发展能赶上城里？还是要有俺们农村的特点，城里人才能来。

    一路拉着话，已经到了县城。县政府的楼好高，这是李保元第一次到县政府。“大楼的一根大柱子，就够盖起我们全村的新房了。”他感叹着。

    在县政府农委办，刘伟伟和工作人员商量：每年县上都有农业会议，2016年，能否搬到石节子来开？一句话，让接待的人愣住了。“可能对他们来说，所有的会议，都是从上而下来开的，哪有一个小山村自己要求来开会的？”刘伟伟想起接待者的愕然，忍不住笑起来。不过工作人员虽然诧异不解，还是对刘伟伟和李保元的问题都做了解答。

    12月31日晚上，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晚上八点，石节子村已漆黑一片，人们都早早睡下了，这里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夜里两点多，睡在土炕上的刘伟伟，用手机发出了一篇“石节子速记”，记录当天的县政府之行。这个夜晚，这或许是石节子和山外的现代社会惟一的联系。

    石节子指向未来，可未来会怎样，一切还没有定论。

    2016年元旦这天，参与“一起飞”项目的本地艺术家成林送来一只羊，请村民们吃泡馍。这也是石节子入冬以来最热闹的一天。

    2日下午，刘伟伟拉上老杨，挨家挨户去通知，让大家第二天下午来开个会。老杨已经和村里人熟了，到处打着招呼。次日下午三点，人们搬着小凳子，陆续聚在了村口。

    村里很久不开会了。如今，艺术家要组织大家开会，人们还是很积极。靳喜林一家三口都来了，孙武成一家两口也都在。“这算是最全的一次会了。”靳勒说。村里对艺术家们做的活动，这几年越来越理解了。

    会议开始了。不习惯开会的人们还是有些害羞。会议的第一个主题，是通过了刘伟伟的一个提议：今后，全村要形成一个开会的制度，至少每年的1月3日，要开一次会。如果有公共的事情，也随时开会。另一个议题，是大家选出一位村民，和刘伟伟一起去北京，完成一个艺术项目。刘伟伟还留下个悬念，请大家委托他和老杨，第二天去县政府大楼里走一圈，也可以理解为给大家去做点事，至于办什么，到时候再说吧。

    两只黄狗在脚下撕咬着，远处有人家的鸡叫着。会议的气氛也慢慢活跃起来了。要讨论的议题，在刘伟伟的带动下，一个个都完成了。“还是开会好！大伙儿一起能商量商量事。”村民叶玉芳说。

    刘伟伟觉得，开会的意义在于，帮助村民建立一个组织、连接的能力。“今天，大伙儿可能在这里讨论一个很小的事，但下一次，他们就可以为危房，或即将面临的其他公共的事情，来开会，一起讨论，并作出决定。”

    在村里的这些天，刘伟伟发现，村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其实是他们的危房。很多时候，出于礼貌，也出于对石节子“美丽”的维护，人们并不对外来者提起他们的担心。或者提起来，也被匆匆来看风景的人忽略了。那些在汶川地震后留下的裂缝，藏在墙的犄角旮旯，是石节子人的隐忧。刘伟伟也就这个问题，走访了每一户人家，给裂缝拍照，给村民做关于危房的访谈。

    1月4日，元旦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刘伟伟和老杨代表村民们去了县政府。老杨还特意梳洗打扮一番，看上去像个“河北省的劳动模范”，他们走进县政府大楼，不仅去了十二层的楼顶，还去了地下停车场，也闯进了办公室，对着摄像机，提出了村里的危房问题。

    县政府大楼的大部分房间，都锁着门。在空旷的楼顶，老杨对着摄像机，给石节子村的人们唱了首“十五的月亮”。

    刘伟伟有他的用意。他说，几乎所有的石节子村民，从来没有走进过县政府，他和老杨进入，并拍下这里的一切，就有了一种意义。更重要的是，让石节子人理解到，他们自己开会做出的决定，即使荒诞不经，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1月5日，69岁的孙银银坐上火车，跟随刘伟伟去北京。他们要去共同完成一个活动。这个展览和村庄有关，也和当下中国，那难以言表的一切权利的贫困有关。

    下午的阳光涂抹在石节子的土崖上，红强，还有其他村民，一起送他们到村口。在艺术家的努力下，小小的石节子如今被更多的人看到了。可是，它是否仅止于“被关注”，成为一道风景，却不能让生活于其中的人真正得到改变？这一直是靳勒、刘伟伟这样的艺术家考虑的问题。

    在刘伟伟看来，“石节子指向未来”。可未来会怎样，一切还没有定论。至少，因为石节子，艺术家以及更多的人，把乡村拿到桌面上来谈论了。或者，来行动了。靳勒说，他为此感到安慰。

    2月28日，由民间人士众筹的“石节子小铺”开张了。作为全村最有文化的老人，靳海禄端坐桌前，左手秤盘，右手算盘，身后的旧木架上放着洗洁精、牙膏、洗衣粉、矿泉水等商品。开业第一天，进的1100多元货几乎全部卖完了。

    4月，“一起飞—石节子村艺术实践计划”受邀赴京，在红砖美术馆参加了《我们的未来》展览，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和民众的目光。

    9月24日，中央美院教授、著名艺术评论家孙振华做客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四方沙龙”开讲《乡村公共艺术》，介绍了中国艺术家近年在贵州羊蹬镇、贵州雨布鲁村、甘肃石节子村进行的乡村实践，将观众领入到乡村公共艺术领域。有评论说，当艺术越来越都市化、市场化、商业化的时候，分享来自乡村的案例，以及艺术家不同的介入角度和思考方式，如同来到了乡村，感受到了田野上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