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纪录片的媒介行动主义与阐释框架
【摘 要】 环保纪录片的兴起与近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以及西方媒介行动主义有着重要关系。文章从媒介行动主义理论的角度关注环境保护纪录片的创作，以《难以忽视的真相》为例，探讨媒介行动主义对环保纪录片阐释框架的影响。
【关 键 词】媒介行动主义；《难以忽视的真相》；环保纪录片；阐释框架
【作者单位】李静，河南广播电视大学艺术学院。
媒介行动主义又被称为媒介动员，是指利用媒介与信息传播技术从事社会与政治活动的一种社会运动形式。而影像行动主义则是媒介行动主义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其依靠的主要是纪录片这种媒介，“把记录影像的拍摄与公民社会逐渐高涨的社会行动相结合，把纪录片作为促进社会公正和社会改良的工具” [1]。纪录片作为一种媒介，其社会功能早在20世纪早期就已经被深刻的认识到，约翰·格里尔逊就曾经认为，纪录片这种媒介可以通过戏剧性的技巧驾驭人们的情感与忠诚，“可以被用来唤起人民大众关注社会问题的热情”[2]。
环境保护题材的纪录片作为社会纪录片的一个重要类型，其发展与近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以及西方媒介行动主义的兴起有着重要关系。可以说环保纪录片的制作与传播过程是典型的媒介行动过程，纪录片文本必须考虑如何有效地影响观众以发挥作用。本文将从近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来探讨环保纪录片的媒介行动主义，并以《难以忽视的真相》这部经典的纪录片为例，探讨媒介行动主义对环保题材纪录片阐释框架的影响。
一、近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与环保纪录片
当代人面临的环境危机是环境保护运动的根源。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进步以及技术的革新，人类在获得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工业文明对环境所造成的伤害也越来越明显，甚至造成严重的伤亡事件。这些环境危机事件多数发生在1930年之后，如1930年的比利时马斯河谷有害气体事件，造成了六十多人死亡；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一万两千余人的死亡。这些事件使人们意识到自己与环境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人类是环境的产物，而环境是人类生存的依托。
真正促使环境保护成为一种运动的重要人物是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1962年，她的图书《寂静的春天》出版，该书以大量的事实与生动的笔触描写了化学药品、肥料的滥用导致的环境污染与生态被破坏问题。该书的出版引起了美国全国范围内关于滥用杀虫剂的辩论，蕾切尔·卡逊因此也被誉为“现代环保运动之母”，而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公众事件。
从官方层面来讲，各种环境保护机构陆续建立。由于《寂静的春天》的警示作用，美国政府开始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并于1970年成立环境保护局；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其中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政府在1972年成立官厅水库保护办公室，正式开始环境保护工作，并于1973年成立隸属于国家建委的环境保护办公室（之后改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从民间层面来讲，自发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向组织化发展，大量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得以建立并发展起来。这些机构组织了大量的实际行动来保护环境，为环境保护事业建言献策，发挥社会监督功用，并积极组织各种活动来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
在各种环境保护运动中，媒介行动主义尤其是影像行动主义是其中的主力，这就有了环保题材纪录片的发展。实际上，早在近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发端之前，纪录片关注环境保护的作品就已经出现了。
最早的两部作品是1935年的《开垦平原的犁》以及1937年的《大河》。这两部作品的导演都是美国人帕尔·劳伦兹。这个时期的美国尚未完全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与时人更多关注经济、就业、面包等问题不同，帕尔·劳伦兹将纪录片的视野植根于美国广袤的中部平原与密西西比河流域，关注当地的生态危机。然而，帕尔·劳伦兹的作品并不是有意的“环境保护”之作，其更像是一种官方纪录片，“社会问题被视为暂时的现象，而那些为电影买单的官方部门正在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3]。
二、环保纪录片的媒介行动主义
在近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兴起之后，尤其是媒介行动主义兴起之后，环境保护纪录片才成为一种干预环境政策以唤起人们环境意识的主动创作，成为纪录片的一个重要类型。当然，这一类型又可以分为两个亚类型。
一类是以反映自然生态为主的自然历史题材，这一类型不针对具体的环境危机事件，而是宏观展现自然界之美，从而“显示出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思考以及对现实的令人忧患的环境污染的关注”[4]。如电视纪录片《冰冻星球》《地球脉动》等，电影纪录片《迁徙的鸟》《微观世界》等就属于这一类型。
另一类则直接以某种具体的环境危机事件为关注对象，如反映捕杀海豚的《海豚湾》，展现洋垃圾污染的《呼啸的金属》以及展现全球气候变暖的《难以忽视的真相》等。可以说，这一类环保纪录片是最能体现出媒介行动主义特征的。如纪录片导演、摄影人奚志农创建了公益组织“野性中国”，其宗旨是“抢救性地记录中国的濒危物种和自然环境的变迁”，主张“用影像保护自然”。奚志农主导拍摄的《神秘的滇金丝猴》《怒江之声》等作品，在滇金丝猴保护与怒江水坝建设等环保事件中产生重要影响。这些作品为奚志农带来了国际声誉，也使他成了著名的环保斗士。另一个环保机构——“北京地球村”的创办人廖晓义则拍摄了《地球的女儿》《美国环保之旅》《澳大利亚环保行》《天之道》等纪录片，试图向国内介绍环境保护的国际经验。这样的宣传教育成为国内环保机构近年来媒介行动主义的主要形式。
《难以忽视的真相》是媒介行动主义的典型代表。本片虽然是由戴维斯·古根海姆执导的，但一般把这部作品归于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名下，不仅仅是因为阿尔·戈尔在这部影片中的出演，更是因为这部影片完全就是作为环保主义者的阿尔·戈尔利用影像呼吁人们关注气候变迁的媒介行动主义的典型体现。与阿尔·戈尔政治生涯同步的是其作为环保主义者的生涯。早在1986年，阿尔·戈尔便开始进行环球旅行，实地考察气候变暖的问题，这个考察经历成为其《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一书的支撑。在阿尔·戈尔担任众议院科学技术监督小组委员会主席时，首次对全球变暖的问题组织了听证会[5]。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为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阿尔·戈尔推动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并居中协调《京都议定书》的签订。
在2000年与小布什竞选总统失败后，阿尔·戈尔继续关注环境变化问题，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环境保护经验，制作了一段幻灯片，并配合全球变暖的多媒体影像资料，开始了自己的全球演讲历程。据阿尔·戈尔说，他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巡回演讲了一千多场。2004年，阿尔·戈尔会同制作人劳瑞·大卫和劳伦斯·班德找来导演戴维斯·古根海姆，探讨将这段幻灯片改编成电影的可能，也就有了2006年的《难以忽视的真相》。
《难以忽视的真相》在上映之后取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在美国，“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媒体，对此片的评价都极为正面”[6]。该片在各种国际影展上也颇受好评，并于2007年获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可以说，《难以忽视的真相》影响力的达成，与其叙事的阐释框架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媒介行動主义的环保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的阐释框架深刻地体现了媒介行动主义的特征：个人化的介入方式与制作者的身份标签。
三、个人化的介入方式
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卡尔顿与法比安·格朗荣在《媒介行动主义者》一书中指出，媒介行动主义已经由早期受制于“政治、党派、意识形态”框架下的“政党与工会组织”转变为“越来越个人化的介入形式” [7]。在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的文本中，这种个人介入明显体现在其叙事话语层面——“叙述者”。在显性结构上，该纪录片使用了以演讲为叙事线索、以个人际遇和情怀为切入点、以公众人物为核心的精英化叙事策略。
1.叙述者与演讲记录
《难以忽视的真相》存在明显的叙述者，那就是阿尔·戈尔。叙述者在纪录片中的现身，能够创造讲述者与受众显性的交流之感，这种话语模式，以讲述者身临其境的讲述将事件与故事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其叙述形式则是各自的演讲记录，这就构成了演讲记录形态。《难以忽视的真相》在开场时交叉剪辑了多次演讲的画面，而正文则完整地记录了一次演讲的过程。以演讲为叙事线索的纪录片并不多见，这也是我们能在众多纪录片中将它们识别出来的重要原因。《难以忽视的真相》的叙述者不仅是现身的，更是以演讲的形态创造与倾听者在现场交流的情境，并以之为纪录片的主线结构，将与倾听者的交流由演讲场所延伸到场外，从而形成纪录片与纪录片受众的交流。
2.个人际遇与情怀叙事
纪录片中存在一个讲述者，他不仅具有讲故事的人的身份，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即他自己。讲述者身份的放置，找到纪录片叙事与讲述者个人际遇的结合点，往往能够为纪录片提供足够的叙事动机，同样也能够建立起讲述者与受众之间的情感共鸣。这部纪录片就是以个人际遇来解释纪录片的叙事动机的。《难以忽视的真相》的一条叙事线索从阿尔·戈尔的从政经历切入，然后以其成长与求学经历为例，来解释其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关注，讲述其是如何走上环保这条道路的。阿尔·戈尔的动机虽然显得很私人化，但是很容易引起共鸣，公众人物褪去神秘的面纱，以普通的形象示人，这当中充溢着满满的情怀。
3.公众人物与纪录片评价
环境保护运动所针对的环境危机往往是已经发生但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危机，环保纪录片所关注的环境危机也是如此，以公众人物为讲述者，其讲述话语也会因为其身份而显得更为公正客观，更具有说服力。阿尔·戈尔作为美国前副总统，从1976年踏入政坛开始便是一位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在任职副总统期间，积极推动克林顿签署《京都议定书》，其也因为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出的成就被授予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阿尔·戈尔对气候变暖的认知显然是超过观众的，这也就容易说服观众，从而有效地发挥纪录片的影响力。
应该说环保题材纪录片在整体上体现的是精英阶层的忧患，借助公众人物的影响力，更是将这种精英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也会造成一种相互的倚重，其人为纪录片的话语做担保，我们对纪录片的评价往往会与对这位公众人物的评价联系在一起。正如有科学家评价《难以忽视的真相》：“如果你认为阿尔·戈尔比绝大多数政治家都有头脑而且不虚伪，那么你就会喜爱这部电影；如果你发现阿尔·戈尔无趣，令人讨厌，或故意装腔作势，那么你在影片中看见他凝视远方沉思的样子和画外音说他知道这场灾难以及这些事情让他明白为何全球会变暖时，你会感到难受。”[8]
四、制作者的身份标签
韩鸿在《媒介行动主义理论视野中的中国行动主义影像研究》一文中指出：“影像行动主义者更多来自政治行动主义者和新闻记者的行列，而不是来自艺术院校。”[1]这个制作者的标签往往会影响纪录片文本的叙事，从而使我们在关注媒介行动主义的环保纪录片时，一般不以艺术的美学维度来审视。受制于阿尔·戈尔科学家与调查记者的独特身份，《难以忽视的真相》更多地展现出科技调查与新闻调查两种独特的维度。
1.科学家与调查记者
阿尔·戈尔虽然是政治家出身，但他早就开始关注环境危机问题，在1992年便出了《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对人类环境所面临的危机进行了论述。从公职退位后，阿尔·戈尔便成为一名国际上著名的环境学家，由于在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上的贡献受到国际的肯定，因而他获得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阿尔·戈尔的记者身份主要来自他早年的记者生涯。阿尔·戈尔在大学毕业之后前往越南服兵役，担任的是美军工兵团的战地记者。1971年回国后在田纳西州《田纳西人报》当记者，在任职期间发表过一系列报道，揭露了纳思维尔市政委员会主席杰克·克拉迪的政治丑闻。
2.科学素养与新闻素养
环境保护题材纪录片中的科学素养是不可或缺的，《难以忽视的真相》涉及大量的科学数据，也有大量的科研机构为纪录片的制作提供支持。但是，环境保护问题所涉及的科学一直以来的争议都很大，如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到底是人为原因还是自然原因，在科学界依然存在争议。《难以忽视的真相》并没有回避对这个问题的争议，而是力图通过争议获得正确的答案。
同样，《难以忽视的真相》还体现了一位调查记者的新闻素养，其问题的设计完全遵循问题导向的话题设计，通过“什么是全球变暖？其证据为何？全球变暖的原因为何？怎么办？”的追问来建构结构。同时，其对材料的使用非常强烈地体现出新闻调查报告的风格，即由调查者深入调查，获得资料，由此得出结论。以往阿尔·戈尔在环球旅行中实际调查的材料，都是这部纪录片的支撑。在纪录片中，阿尔·戈尔不仅仅是讲述者，更是一位深度调查的记者，他会利用各种媒介获取资料，会深入一线采访，会到相关机构进行科学验证。
这部纪录片一直存在争议：其一是在科学层面，影片中的科学观点正确与否；其二是在个人层面，阿尔·戈尔以及其动机。当然这种争议与这部纪录片以个人化介入为核心的阐释框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作为环境保护纪录片，这部作品是很成功的，它的成功让我们意识到环境危机异常严峻，不可忽视。
|参考文献|
[1]韩鸿. 媒介行动主义理论视野中的中国行动主义影像研究[J]. 新闻大学，2008（3）：90-92.
[2]弗西斯·哈迪. 格里尔逊与英国纪录电影运动[A]//单万里. 纪录电影文献[C].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34.
[3][英]布莱恩·温斯顿. 纪录片：历史与理论[M]. 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68.
[4]于青. 人类在思考[J]. 出版广角，1998（3）：59.
[5]刘晓冰.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绿色情结[J]. 中国林业产业，2010（Z1）：68.
[6]张瑜琦. 《难以忽视的真相》：这是你赖以生存的未来[J]. 中国电视纪录， 2013（8）：83.
[7][法]多米尼克·卡尔顿，法比安·格朗荣. 媒介行动主义者[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6.
[8]科学时报. 全球变暖：难以忽视的真相[EB/OL]. http：//news.aweb.com.cn/2006/5/26/7201377. htm，2005-05-26/2017-0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