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体转基因食品报道的风险图景、框架与应对
温彩霞+梁晨
【摘要】转基因食品因其风险的不确定性，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之一。本文以建构论为立足点，运用内容分析法剖析了《南方周末》对转基因食品的报道，发现其所建构的转基因食品风险图景，主要运用事实框架、领导力框架和冲突框架来呈现。并基于媒体建构风险的视角，试图从报道态度、视角和风险沟通等角度探讨风险应对策略。
【关键词】风险建构；转基因食品；大众媒体
在当今媒介化的时代，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大多依赖媒体的建构，虽然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还没有定论，但公众却着实地感受到了风险，这种风险是大众媒体建构而成的。大众媒体的风险建构，不仅影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风险的认知，也会进一步影响相关企业、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本文以《南方周末》为例，描述大众媒体建构的转基因食品风险图景、分析建构风险的框架，并提出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
一、大众媒体的转基因食品风险图景
经统计，《南方周末》2003-2014年以转基因食品为主要议题的报道共34篇，其中，有14篇报道具有明显的负面倾向，占到41%；有16篇报道采用中立的基调，占到47%，而在这部分报道中大多是在报道转基因食品积极面时，不忘表现其消极面；只有4篇正面报道。由此可见，在《南方周末》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报道中，虽逐步出现正面的报道基调，但更多的是在谨慎的态度下，报道有关转基因食品的风险隐患、消极影响等负面信息。
纵观12年的报道，《南方周末》通过对转基因食品的报道，建构了转基因食品形象演变以及专家学者、相关利益方、政府等相关主体的形象。
（一）转基因食品的形象演变
分析发现，《南方周末》2009年以前的所有转基因食品报道都是负面基调，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隐患上。2009年之后的报道焦点仍是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但不再只是一味地报道转基因食品存在风险，而是采取更温和的态度，通过呈现不同意见群体的声音，塑造转基因食品风险不确定性的形象。
在报道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害时，与之前相比，2009年之后在标题的处理上不再一味明确地使用“安全隐患”等词语进行定性，而主要通过意见主体的表态或转基因食品推广受阻的事实，间接表达其风险性。同时，2009年以后出现了更多从中立的谨慎立场去报道转基因食品的新闻，强调其风险的不确定性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只报道其优点或危害。如2011年8月18日的报道《转基因之争的本质与来龙去脉》中，作者明确提出“转基因的安全性，要看它是否会引起人体的病理反应”。
（二）专家学者：不同意见群体的身份对立
12年的报道中，无论是报道对象主体还是消息来源类型，最多的是专家学者，在全部34篇样本中，有8篇的作者是专家学者。可见，在转基因食品这个特殊的议题报道中，权威专家学者的行为与态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报道中，专家学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转基因领域的研究专家，绝大多数都支持转基因食品；另一类是非转基因研究领域的专家，包括生态学、环保等领域的专家，这类专家则多是反对转基因食品。两类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形成了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态度。大多数转基因研究专家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支持转基因食品。如2011年5月12日的报道《中国转基因安全摸底——被雪藏的转基因秘密》中，有专家认为“大力发展转基因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也有专家提出“服务于社会的转基因技术本身并不是恶的，安全性可评估，但现在被政治化了”。非转基因研究领域的专家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主要持反对意见，他们的立足点是人体健康与生态安全。如2013年7月25日的一则报道《千人试吃转基因大米：一场严肃的科普活动？》中，就有学者指出“转基因存在的不是风险问题，而是危险问题”，认为“其对生态、动物、人类都存在危险”。
（三）利益相关方：不同需求下的利益对立
研究样本发现，在转基因食品的报道中，利益相关方除了前文所述存在角色冲突的转基因研究专家外，还有与之相关的农民、企业和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的差异，再加上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利益对立的局面。
报道中出现的相关企业主要是国内一些种子公司，以及以孟山都为代表的跨国企业，他们与转基因食品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报道呈现的企业形象大多都是为了企业切身利益，坚持生产转基因作物或食品的公司。如 2005年3月31日的报道《卡夫食品再陷“转基因风暴”：这次是在中国》，报道了直接生产食品的公司卡夫食品，即使曾因转基因食品原料问题在欧洲的利益受到影响，仍不惜在中国的市场中使用转基因原料。
农民多数情况下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缺乏了解，在转基因食品的种植中被动地受相关利益公司的影响。如2005年4月14日的调查报道《转基因稻米惊现市场》指出，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农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转基因水稻”，只是为了抗虫而种植，然而，在看到连虫子都不吃转基因稻米时，“他们也对食用转基因稻米保有戒心”，大多都卖给了经销商。
报道中直接以消费者的口吻表态的屈指可数，其形象多是通过其他主体对消费者的分析和建议而出现的，只有2012年6月28日的新闻《孩子吃什么油，谁说了算？转基因大豆油成北京学校食堂主力》，是以消费者为主要的意见表达主体进行报道的，在报道中，“‘家长团呼吁换油，认为自己有权利选择孩子吃什么油”，作为事件主体之一的“家长团”与其他利益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角逐。无论是从仅有的少数以消费者作为主体发声的报道中，还是从大多数以第三方口吻体现消费者意见的报道中，都不难发现，《南方周末》所呈现的消费者形象是以反对和拒绝食用转基因食品为主的。
（四）政府部门：矛盾的态度与行为
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已批准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表态来明确表达支持意见，试图消除公众的疑虑。如2012年6月28日的报道《孩子吃什么油，谁说了算？》中，写到“农业部曾表示已获批准应用和进口的转基因生物和非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是一样的，公众可以放心食用”。另一方面，在发布有关转基因政策和调查结果的过程中，政府的表现又相当“低调”。如2011年5月12日的报道《中国转基因安全摸底——被雪藏的转基因秘密》中，不仅在标题中就用“雪藏的秘密”来定性政府的行为，还在文章中表示，对安全摸底的详细信息，“农业部则讳莫如深”。
综上，通过报道议题的选择和报道主体形象的塑造，《南方周末》在报道中呈现出具有风险的转基因食品、角色冲突的“挺转”专家、惟利是图的企业、不知情却种植又拒绝食用的农民、拒绝食用的消费者、态度谨慎又暧昧的政府等一系列图景。在加深受众不安全感的同时，一步步凸显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的风险。《南方周末》在建构这一风险图景的过程中，风险也由转基因食品本身潜在的风险，转化为另一类风险——公众因对有关专家和企业的质疑而对转基因食品相关产业产生了怀疑，进而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
二、大众媒体建构风险的框架
风险社会学家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制造风险的技术”，[1]其制造风险的方式就是在新闻报道中对风险进行建构，因此，新闻报道的框架就是建构风险的框架。在此重点分析《南方周末》报道转基因食品的框架，以及在框架中使用了怎样的呈现机制来建构风险的。
（一）新闻通用框架
分析发现，《南方周末》转基因食品报道中主要选择的是事实框架、领导力框架和冲突框架，分别占比为29%、23%和18%。
1、事实框架
《南方周末》的转基因食品报道以事实框架为主，说明其在报道中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能尽量做到客观、全面的报道。同时，在采用事实框架的报道中，主要是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负面议题。而在报道负面信息时选择事实框架，有利于增强说服力，使媒体的态度倾向通过可信度强的新闻事实传递给受众，提高传播效率。例如，在《转基因稻米惊现市场》《漏网之稻——“高墙深河”、严打整治，仍见转基因违规扩散》报道中，走访调查转基因违规扩散的事实、及多个当事方表述中对违规事实的再现等，都在强调：还难以确定风险性的转基因食品已经出现在市场中、这种现象是违法的、会损害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等。再如，《转基因在美国遭到阻击》《美国是如何管理转基因的？》《转基因甜玉米在美国的遭遇》等报道中，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在美国受阻的一系列事实给受众呈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在美国，转基因食品面临的是政府的谨慎管理、消费市场中的重重阻碍等发展困境。
这些报道在陈述客观事实的背后，向受众呈现的是转基因食品安全隐患等负面信息。事实框架侧重对风险事实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风险。
2、领导力框架
除事实框架外，使用最多的就是领导力框架。《南方周末》在报道中注重通过表达专家学者、政府等权威主体的行为、态度与立场进行报道。而在采用领导力框架的全部样本中，三分之二左右表达的主旨都是权威主体认为转基因食品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容忽视、要谨慎对待，甚至是直接表达“反转”态度。其中，《转基因，可以慢慢来》等报道以专访的形式，表达专家或权威组织谨慎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而有些报道则直接表达了权威主体的反对意见，如《转基因稻米，不试不吃》就表达了“不试不吃”的态度。
与一般的社会公众相比，权威主体通常拥有相对更多的风险知识、鉴别风险的能力和条件。在报道中强调他们的谨慎态度亦或坚定的反对立场，都似乎是在向受众强调转基因食品的风险。
3、冲突框架
冲突框架往往侧重于表现不同主体之间因为矛盾产生的意见、行为交锋，包括对科学认知或事实的争议。这类报道中不仅有对转基因食品本身的安全系数的争议，还有对与其相关的经济、政治利益等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豆种植业缘何不断萎缩？》《转基因滥种，谁的丑闻？》两篇文章就直接以正、反两方辩论的形式，再现了不同意见主体针对转基因食品的意见冲突。在冲突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未知的，其背后有关的经济、政治问题等复杂因素又在暗示着对转基因食品的推广是利益方的有利可图、可能会威胁“我们”本国的粮食安全等等。
在新闻报道里，冲突中所显示的复杂因素增加了受众对转基因食品风险性的确定。面对不确定的风险，人们会更倾向于选择拒绝来减少可能存在的风险的伤害。
综上，《南方周末》在报道中通过使用事实框架、领导力框架和冲突框架建构了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在并没有任何关于转基因食品造成客观危害的情况下，对报道事实、权威主体意见以及冲突焦点的选择，以及报道中暗含的各种关系，使风险在建构中被凸显和放大了。
（二）呈现机制
在上述新闻通用框架的使用中，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确认，那么，风险又是如何呈现的呢？
1、消息来源：多而权威
分析发现，《南方周末》在报道中使用的消息来源数量相对较多，试图通过采取更多的消息来源增强报道的客观性，如文中消息来源数为10个以上和3-5个的报道篇数较多，占比分别是38%、35%，在消息来源类型的采用上，则以权威性较高的专家学者和政府为主，占比之和超过50%，而报道中专家之间的争议、政府的暧昧态度，表明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风险的这一事实是有根据的。
2、意见呈现方式：多方但未形成对话
分析数据可以发现，《南方周末》注意表达多方意见主体的声音，在报道中采用不同意见主体的声音较多，超过60%；但不同意见主体间没有形成有效的对话，仅有9%的报道中形成了对话；同时，占比较高仅表达单方意见的报道量（38%）也不容忽视。可见，在意见表达方面，《南方周末》选择了相对孤立的呈现方式，使意见主体在对风险的表态上缺乏有效的对话。转基因食品本身就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而相对孤立的意见呈现方式会大大降低不同意见群体针对风险的沟通效率，无疑会将冲突与矛盾扩大。因此，应对风险的框架是缺失的，所以这样的风险呈现机制不仅没有起到有效的风险沟通，还在一定程度上会放大风险。
三、转基因食品风险的应对
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通常是风险的预测方、评估方及决策人。[2]然而，针对科学技术导致的不确定的风险，公众的风险感知与专家的评估之间往往存在差异，进而也会导致风险管理上的冲突。风险社会研究者认为，这是公众对政府、科学界等“信任危机”的反映。[3]而新闻框架在组织新闻生产的同时，也建构着生活现实，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依据，[4]公众的风险感知很大程度上依赖媒体的风险建构。
分析《南方周末》的转基因食品报道发现，不断增多的报道量、对报道视角的选择、对转基因食品本身及相关主体形象的塑造、对风险程度和成因的定性、新闻框架的使用及其呈现机制等，都成为转基因食品风险的放大器。尽管其在报道中做到了尽量注意均衡，但正面信息的积极效果似乎也总抵不上负面信息引起的恐惧效果大。从风险图景和风险建构框架的特征中也可以看到，《南方周末》就是在这样的风险放大器中增强受众的不安全感，将风险由对转基因食品本身安全性的争论，演化为对政府和科学界的质疑。公众对政府和科学界的信任危机也就由此产生。因此，有必要从媒体建构风险的视角，探讨风险应对思路。
首先，媒体在报道风险时不能贸然下结论、选择倾向性报道。媒体报道面对的主要受众既不是坚定的“挺转”派，也不是“反转”派，而是大多数对转基因食品风险性不确定的受众，媒体的报道态度很有可能影响受众对风险的判断。因此，面对未确定的风险，媒体不能贸然下结论、选择报道倾向，要尽量客观全面地报道风险，不能夸大或回避转基因食品的利或弊。
其次，媒体不能忽视从科技视角报道风险的重要性，应尽量用简洁通俗的语言传递科技信息。从报道议题和风险归因可看出，《南方周末》的报道以经济视角为主。转基因食品本身的风险性尚未确定，就试图将公众的注意力转向经济问题，会加剧公众的不信任感、放大风险。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关注的焦点，媒体应尽量用简洁通俗的语言传递科技信息。
此外，作为风险传播主体，媒体在报道中要充分发挥监督功能和风险沟通功能。媒体作为风险沟通的重要平台，是科学界、政府和受众沟通的桥梁。报道转基因食品时，媒体难免会倾向于选择专家、政府等权威信源，但不能忽视公众的声音，并且在风险报道中不仅要呈现多方意见，更需促成不同意见主体间的对话，发挥媒体的监督功能和风险沟通作用。[5]
注释：
[1][5]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M].赵延东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28.
[2][3]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M].徐元玲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266、167.
[4]塔奇曼.做新闻.[M].麻争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2.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4.
[2]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尼克·皮金等.风险的社会放大[M].谭宏凯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4]朱安达.争议性科技议题的媒体报道框架研究——以《人民日报》和《中国科学报》为例（2003-2013年）转基因议题报道为例[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4.
[5]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7]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8]陈潇潇.全球变暖风险的国际媒介建构——以中美通讯社报道为例[D].武汉大学，2010.
【摘要】转基因食品因其风险的不确定性，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之一。本文以建构论为立足点，运用内容分析法剖析了《南方周末》对转基因食品的报道，发现其所建构的转基因食品风险图景，主要运用事实框架、领导力框架和冲突框架来呈现。并基于媒体建构风险的视角，试图从报道态度、视角和风险沟通等角度探讨风险应对策略。
【关键词】风险建构；转基因食品；大众媒体
在当今媒介化的时代，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大多依赖媒体的建构，虽然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还没有定论，但公众却着实地感受到了风险，这种风险是大众媒体建构而成的。大众媒体的风险建构，不仅影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风险的认知，也会进一步影响相关企业、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本文以《南方周末》为例，描述大众媒体建构的转基因食品风险图景、分析建构风险的框架，并提出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
一、大众媒体的转基因食品风险图景
经统计，《南方周末》2003-2014年以转基因食品为主要议题的报道共34篇，其中，有14篇报道具有明显的负面倾向，占到41%；有16篇报道采用中立的基调，占到47%，而在这部分报道中大多是在报道转基因食品积极面时，不忘表现其消极面；只有4篇正面报道。由此可见，在《南方周末》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报道中，虽逐步出现正面的报道基调，但更多的是在谨慎的态度下，报道有关转基因食品的风险隐患、消极影响等负面信息。
纵观12年的报道，《南方周末》通过对转基因食品的报道，建构了转基因食品形象演变以及专家学者、相关利益方、政府等相关主体的形象。
（一）转基因食品的形象演变
分析发现，《南方周末》2009年以前的所有转基因食品报道都是负面基调，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隐患上。2009年之后的报道焦点仍是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但不再只是一味地报道转基因食品存在风险，而是采取更温和的态度，通过呈现不同意见群体的声音，塑造转基因食品风险不确定性的形象。
在报道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害时，与之前相比，2009年之后在标题的处理上不再一味明确地使用“安全隐患”等词语进行定性，而主要通过意见主体的表态或转基因食品推广受阻的事实，间接表达其风险性。同时，2009年以后出现了更多从中立的谨慎立场去报道转基因食品的新闻，强调其风险的不确定性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只报道其优点或危害。如2011年8月18日的报道《转基因之争的本质与来龙去脉》中，作者明确提出“转基因的安全性，要看它是否会引起人体的病理反应”。
（二）专家学者：不同意见群体的身份对立
12年的报道中，无论是报道对象主体还是消息来源类型，最多的是专家学者，在全部34篇样本中，有8篇的作者是专家学者。可见，在转基因食品这个特殊的议题报道中，权威专家学者的行为与态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报道中，专家学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转基因领域的研究专家，绝大多数都支持转基因食品；另一类是非转基因研究领域的专家，包括生态学、环保等领域的专家，这类专家则多是反对转基因食品。两类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形成了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态度。大多数转基因研究专家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支持转基因食品。如2011年5月12日的报道《中国转基因安全摸底——被雪藏的转基因秘密》中，有专家认为“大力发展转基因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也有专家提出“服务于社会的转基因技术本身并不是恶的，安全性可评估，但现在被政治化了”。非转基因研究领域的专家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主要持反对意见，他们的立足点是人体健康与生态安全。如2013年7月25日的一则报道《千人试吃转基因大米：一场严肃的科普活动？》中，就有学者指出“转基因存在的不是风险问题，而是危险问题”，认为“其对生态、动物、人类都存在危险”。
（三）利益相关方：不同需求下的利益对立
研究样本发现，在转基因食品的报道中，利益相关方除了前文所述存在角色冲突的转基因研究专家外，还有与之相关的农民、企业和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的差异，再加上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利益对立的局面。
报道中出现的相关企业主要是国内一些种子公司，以及以孟山都为代表的跨国企业，他们与转基因食品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报道呈现的企业形象大多都是为了企业切身利益，坚持生产转基因作物或食品的公司。如 2005年3月31日的报道《卡夫食品再陷“转基因风暴”：这次是在中国》，报道了直接生产食品的公司卡夫食品，即使曾因转基因食品原料问题在欧洲的利益受到影响，仍不惜在中国的市场中使用转基因原料。
农民多数情况下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缺乏了解，在转基因食品的种植中被动地受相关利益公司的影响。如2005年4月14日的调查报道《转基因稻米惊现市场》指出，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农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转基因水稻”，只是为了抗虫而种植，然而，在看到连虫子都不吃转基因稻米时，“他们也对食用转基因稻米保有戒心”，大多都卖给了经销商。
报道中直接以消费者的口吻表态的屈指可数，其形象多是通过其他主体对消费者的分析和建议而出现的，只有2012年6月28日的新闻《孩子吃什么油，谁说了算？转基因大豆油成北京学校食堂主力》，是以消费者为主要的意见表达主体进行报道的，在报道中，“‘家长团呼吁换油，认为自己有权利选择孩子吃什么油”，作为事件主体之一的“家长团”与其他利益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角逐。无论是从仅有的少数以消费者作为主体发声的报道中，还是从大多数以第三方口吻体现消费者意见的报道中，都不难发现，《南方周末》所呈现的消费者形象是以反对和拒绝食用转基因食品为主的。
（四）政府部门：矛盾的态度与行为
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已批准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表态来明确表达支持意见，试图消除公众的疑虑。如2012年6月28日的报道《孩子吃什么油，谁说了算？》中，写到“农业部曾表示已获批准应用和进口的转基因生物和非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是一样的，公众可以放心食用”。另一方面，在发布有关转基因政策和调查结果的过程中，政府的表现又相当“低调”。如2011年5月12日的报道《中国转基因安全摸底——被雪藏的转基因秘密》中，不仅在标题中就用“雪藏的秘密”来定性政府的行为，还在文章中表示，对安全摸底的详细信息，“农业部则讳莫如深”。
综上，通过报道议题的选择和报道主体形象的塑造，《南方周末》在报道中呈现出具有风险的转基因食品、角色冲突的“挺转”专家、惟利是图的企业、不知情却种植又拒绝食用的农民、拒绝食用的消费者、态度谨慎又暧昧的政府等一系列图景。在加深受众不安全感的同时，一步步凸显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的风险。《南方周末》在建构这一风险图景的过程中，风险也由转基因食品本身潜在的风险，转化为另一类风险——公众因对有关专家和企业的质疑而对转基因食品相关产业产生了怀疑，进而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
二、大众媒体建构风险的框架
风险社会学家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制造风险的技术”，[1]其制造风险的方式就是在新闻报道中对风险进行建构，因此，新闻报道的框架就是建构风险的框架。在此重点分析《南方周末》报道转基因食品的框架，以及在框架中使用了怎样的呈现机制来建构风险的。
（一）新闻通用框架
分析发现，《南方周末》转基因食品报道中主要选择的是事实框架、领导力框架和冲突框架，分别占比为29%、23%和18%。
1、事实框架
《南方周末》的转基因食品报道以事实框架为主，说明其在报道中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能尽量做到客观、全面的报道。同时，在采用事实框架的报道中，主要是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负面议题。而在报道负面信息时选择事实框架，有利于增强说服力，使媒体的态度倾向通过可信度强的新闻事实传递给受众，提高传播效率。例如，在《转基因稻米惊现市场》《漏网之稻——“高墙深河”、严打整治，仍见转基因违规扩散》报道中，走访调查转基因违规扩散的事实、及多个当事方表述中对违规事实的再现等，都在强调：还难以确定风险性的转基因食品已经出现在市场中、这种现象是违法的、会损害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等。再如，《转基因在美国遭到阻击》《美国是如何管理转基因的？》《转基因甜玉米在美国的遭遇》等报道中，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在美国受阻的一系列事实给受众呈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在美国，转基因食品面临的是政府的谨慎管理、消费市场中的重重阻碍等发展困境。
这些报道在陈述客观事实的背后，向受众呈现的是转基因食品安全隐患等负面信息。事实框架侧重对风险事实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风险。
2、领导力框架
除事实框架外，使用最多的就是领导力框架。《南方周末》在报道中注重通过表达专家学者、政府等权威主体的行为、态度与立场进行报道。而在采用领导力框架的全部样本中，三分之二左右表达的主旨都是权威主体认为转基因食品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容忽视、要谨慎对待，甚至是直接表达“反转”态度。其中，《转基因，可以慢慢来》等报道以专访的形式，表达专家或权威组织谨慎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而有些报道则直接表达了权威主体的反对意见，如《转基因稻米，不试不吃》就表达了“不试不吃”的态度。
与一般的社会公众相比，权威主体通常拥有相对更多的风险知识、鉴别风险的能力和条件。在报道中强调他们的谨慎态度亦或坚定的反对立场，都似乎是在向受众强调转基因食品的风险。
3、冲突框架
冲突框架往往侧重于表现不同主体之间因为矛盾产生的意见、行为交锋，包括对科学认知或事实的争议。这类报道中不仅有对转基因食品本身的安全系数的争议，还有对与其相关的经济、政治利益等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豆种植业缘何不断萎缩？》《转基因滥种，谁的丑闻？》两篇文章就直接以正、反两方辩论的形式，再现了不同意见主体针对转基因食品的意见冲突。在冲突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未知的，其背后有关的经济、政治问题等复杂因素又在暗示着对转基因食品的推广是利益方的有利可图、可能会威胁“我们”本国的粮食安全等等。
在新闻报道里，冲突中所显示的复杂因素增加了受众对转基因食品风险性的确定。面对不确定的风险，人们会更倾向于选择拒绝来减少可能存在的风险的伤害。
综上，《南方周末》在报道中通过使用事实框架、领导力框架和冲突框架建构了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在并没有任何关于转基因食品造成客观危害的情况下，对报道事实、权威主体意见以及冲突焦点的选择，以及报道中暗含的各种关系，使风险在建构中被凸显和放大了。
（二）呈现机制
在上述新闻通用框架的使用中，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确认，那么，风险又是如何呈现的呢？
1、消息来源：多而权威
分析发现，《南方周末》在报道中使用的消息来源数量相对较多，试图通过采取更多的消息来源增强报道的客观性，如文中消息来源数为10个以上和3-5个的报道篇数较多，占比分别是38%、35%，在消息来源类型的采用上，则以权威性较高的专家学者和政府为主，占比之和超过50%，而报道中专家之间的争议、政府的暧昧态度，表明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风险的这一事实是有根据的。
2、意见呈现方式：多方但未形成对话
分析数据可以发现，《南方周末》注意表达多方意见主体的声音，在报道中采用不同意见主体的声音较多，超过60%；但不同意见主体间没有形成有效的对话，仅有9%的报道中形成了对话；同时，占比较高仅表达单方意见的报道量（38%）也不容忽视。可见，在意见表达方面，《南方周末》选择了相对孤立的呈现方式，使意见主体在对风险的表态上缺乏有效的对话。转基因食品本身就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而相对孤立的意见呈现方式会大大降低不同意见群体针对风险的沟通效率，无疑会将冲突与矛盾扩大。因此，应对风险的框架是缺失的，所以这样的风险呈现机制不仅没有起到有效的风险沟通，还在一定程度上会放大风险。
三、转基因食品风险的应对
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通常是风险的预测方、评估方及决策人。[2]然而，针对科学技术导致的不确定的风险，公众的风险感知与专家的评估之间往往存在差异，进而也会导致风险管理上的冲突。风险社会研究者认为，这是公众对政府、科学界等“信任危机”的反映。[3]而新闻框架在组织新闻生产的同时，也建构着生活现实，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依据，[4]公众的风险感知很大程度上依赖媒体的风险建构。
分析《南方周末》的转基因食品报道发现，不断增多的报道量、对报道视角的选择、对转基因食品本身及相关主体形象的塑造、对风险程度和成因的定性、新闻框架的使用及其呈现机制等，都成为转基因食品风险的放大器。尽管其在报道中做到了尽量注意均衡，但正面信息的积极效果似乎也总抵不上负面信息引起的恐惧效果大。从风险图景和风险建构框架的特征中也可以看到，《南方周末》就是在这样的风险放大器中增强受众的不安全感，将风险由对转基因食品本身安全性的争论，演化为对政府和科学界的质疑。公众对政府和科学界的信任危机也就由此产生。因此，有必要从媒体建构风险的视角，探讨风险应对思路。
首先，媒体在报道风险时不能贸然下结论、选择倾向性报道。媒体报道面对的主要受众既不是坚定的“挺转”派，也不是“反转”派，而是大多数对转基因食品风险性不确定的受众，媒体的报道态度很有可能影响受众对风险的判断。因此，面对未确定的风险，媒体不能贸然下结论、选择报道倾向，要尽量客观全面地报道风险，不能夸大或回避转基因食品的利或弊。
其次，媒体不能忽视从科技视角报道风险的重要性，应尽量用简洁通俗的语言传递科技信息。从报道议题和风险归因可看出，《南方周末》的报道以经济视角为主。转基因食品本身的风险性尚未确定，就试图将公众的注意力转向经济问题，会加剧公众的不信任感、放大风险。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关注的焦点，媒体应尽量用简洁通俗的语言传递科技信息。
此外，作为风险传播主体，媒体在报道中要充分发挥监督功能和风险沟通功能。媒体作为风险沟通的重要平台，是科学界、政府和受众沟通的桥梁。报道转基因食品时，媒体难免会倾向于选择专家、政府等权威信源，但不能忽视公众的声音，并且在风险报道中不仅要呈现多方意见，更需促成不同意见主体间的对话，发挥媒体的监督功能和风险沟通作用。[5]
注释：
[1][5]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M].赵延东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28.
[2][3]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M].徐元玲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266、167.
[4]塔奇曼.做新闻.[M].麻争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2.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4.
[2]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尼克·皮金等.风险的社会放大[M].谭宏凯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4]朱安达.争议性科技议题的媒体报道框架研究——以《人民日报》和《中国科学报》为例（2003-2013年）转基因议题报道为例[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4.
[5]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7]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8]陈潇潇.全球变暖风险的国际媒介建构——以中美通讯社报道为例[D].武汉大学，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