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困境及对策
郭永涛
[摘 要]城市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承载体、主阵地，在以转型为主旋律的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在与城市的交汇中显现出了一些“不兼容”，众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存在城市融入的身份认同危机及传统性与城市现代性的断裂，现有研究注意力也多集中在城市规划等偏宏观的视角并做一般性的回顾和评述，没有深入到从社会学角度做定性分析，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则更少，本文以沈阳市为出发点通过问卷及个案访谈分析了新生代在城市融入中的一些经济、社会、文化现状，探讨了城市融入中的一些困境及原因，并从制度及个人层面提出了建议及对策，寄希望于此来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12-0066-07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在城市打工的特定劳动群体，随着千年不遇的大转型，目前他们的生存状况已显现出巨大变化，尤其突出的是以第一代农民工向新生代农民工的过渡。而今，在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里，基层员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已占据半壁江山。新生代农民工在转型期的城市化进程中俨然已成为生力军与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解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新生代农民工比较权威的界定有：王春光（2001）把20世纪80年代初次外出打工的农民称为第一代农民工，90年代初次外出打工的算作新生代农民工，并进一步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直接外出打工的，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连基本的务农常识也没有。（2010）唐仁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界定：20世纪80后、90后的农民进城务工人员，这批人在农民工里占60%，大约有一亿人。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突显出学历高、城市向心力强的特点，但也暴露出换工作频繁、缺乏耐心、毅力等不足，再加上他们吃苦耐劳、心理承受压力等方面的能力与第一代有所差距，从而延缓了融入城市的步伐。这一点也与长期施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外在原因分不开。
本文将新生代界定为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的一批20-36岁之间的务工人员，承担城市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技术、生产、运输、服务等的人员。在研究方法上，本团队采用问卷调查及访谈方法，问卷调查范围主要限定在辽宁省沈阳市，主要走访了辉山乳业、富地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中兴沈阳软件产业园、沈阳警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一些外贸公司。因资金、人员有限，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80份，有效问卷270份，并根据“剥洋葱原理”深度访谈了20名外来务工人员，主要面向年轻的务工人员也就是新生代工薪阶层。通过问卷数据及深度访谈来挖掘新生代的内心世界，以此寄希望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路上做一点微薄贡献。
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
（一）收集样本情况
在270份问卷中，男性161人，占59.6%，女性109人，占40.4%，两者所占比例相差19个百分点，与第一代的相应数据相比可以说已经大幅度缩小差距。调研中63%的农民工未婚，在深入访谈中他们道出了他们怀着致富的梦想来到城市，但大多数人的梦想破灭，陷入新的困境之中。
（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单纯地在城市务工然后贴补家用不同，他们的愿望是在城市里生根发芽，并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和开拓者。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融入城市首先要获得经济的来源，其次是参与城市的日常生活，要“入乡随俗”，但如果长期与城市文化格格不入，必然出现所谓的社会排斥。
1.经济生活融入状况
这里选取就业、收支、住房三个指标进行探讨。
（1）就业情况
在就业方面有18.1%的新生代表示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另有27%的表示不容易，而极大比例分布在变量“一般”一栏里面，也有4.44%的表示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这反映出在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不到5年的今天就业仍然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从所从事的职业可以看到他们大部分还集中在建筑工、国企民企的一线及事业单位的基层与小部分的互联网行业，综合来说就是优质级别的岗位少，次级劳动多。脑力劳动少，体力劳动偏多。
深入访谈的20人中有不少拥有大专学历，这里之所以把他们也纳入新生代行列，是因为他们虽然顶着大学生的光环，但是却没有在学校学到扎实的基础知识和过硬的技术。继续追问下他们道出了共同的心声：在经过魔鬼般的高考之后都认为来到大学终于可以放松了，家长心理上也放松了，自己也没有好好地进行短期、中期、长期规划，时光飞逝，就突然步入了就业的大军。没有“准备好”的他们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遇到挫折在所难免。
（2）收支情况
问卷显示，月收入中值出现在3000-4000元这一栏中，可能原因是在沈阳的调研过于集中在皇姑区与和平区，即便如此也有5.97%的表示非常不满意，只有8%的表示非常满意。与收入相关度较高的因素支出显示接近一半的人表示每月支出占收入的一半，也有35.8%的表示基本上是月光族，该问卷设计可能存在不科学之处，但综合“每月支出占比”这一变量的前两栏可以看出沈阳城市的物价相对偏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新生代的消费习惯深受其他市民的影响。
在深入访谈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有以下特点：一是时尚、烫染发、服装个性；二是“苹果手机胸前挂”所表現的跟风消费。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时期农村家庭普遍贫困甚至温饱都是问题，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加速，进城打工已俨然成为一种风尚，拥有高学历的新生代自然站在时代的前列。
（3）住房情况
从住房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集体租房和私人租房占比超过47%，买得起房子的仅有28.3%，这说明新生代要完全成为城市居民，在住房消费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调查城市定居的愿望的自变量上很明显有50.7%的表示很愿意留在城市，有26.8%的愿意留下但看到了困难之处，仅有22.3%的表示干几年回家——也就是说仅有22.3%的新生代农民工依然是第一代农民工的思维。以上数据说明新生代正挣扎在融入城市的进程中。
综合劳动就业、收支情况及住房情况可以推知经济生活的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基础，但就目前来看，这一基础还有待于加强。
2.社会生活融入状况
在社会生活方面城市融入主要体现在能否入乡随俗，沉淀自己家乡的民俗，接受城市的习俗。具体体现在言谈、举止、交往方面的模仿与融入。
（1）生活方式
在日常生活方面，新生代表现出极大的进步，首先外表上改变了第一代农民工“土里土气”的形象，伴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在语言上也与其他市民趋于一致。随着九年义务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新生代学习能力的加强，部分新生代留沈不久就能用方言与当地人对话。
问卷显示，仅有5.97%的新生代表示不能习惯城市生活，而接近95%的进城务工人员都表示能适应城市生活。
（2）社会交往
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社会交往已经是超出了生存需求之外并综合了安全需求、尊重需求的一种更高需求。因为交往是一个动态过程，就像哈贝马斯说的交往是任何存在的基本形式，他可以实现已在到未在的转化，这种转化会创造新的意义。调查中发现他们的社会交往中有29.8%是以前的同学，其次就是在城市遇到的新的打工者；49.2%的人在遇到困难时首先求助的是老乡，其次是同学，在参加组织调查中则不那么明显。
从社会交往这一项的调查中可以发现，即使是在互联网+的社会下，遇到困难时，他们仍然选择向熟悉的老乡、同学咨询求助，与城里市民之间的沟通还很欠缺。在深入访谈时他们也道出了交往的心理现状，那就是不自信。他们自知在财力、人力、物力方面与城里市民有差距，因而在交往中会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同自己很相仿的人，这一点也正好应验了著名社会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Mark Granovetter提出的穷人的强关系理论与富人的弱关系理论。
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
综上所述，新生代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在经济上、社会上、心理状态上的现状也对应了他们融入城市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新生代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困境，例如：没有一技之长，只有空壳学历、没有明确的目标规划，好高骛远眼高手底。另一方面是制度的因素，例如国家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身份与市民身份的固化，虽然现在在户籍制度上及称呼上有一定变化，比如统称为居民，但是传统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忽视、也不容忽视。总之可概括为两大方面的困境：一是国家制度层面，二是新生代个人方面。
（一）由制度层面引起的困境
这里首先谈到制度层面并不是说现行制度不好，众所周知，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国家的领导层肩负巨大责任，为了人民的幸福，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谨慎谋划，正如一句俗语而言：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正如李强教授所言，政府主导型社会是中国的显著特征，早在公元前400年前柏拉图就主张哲学王治国，用通俗的话讲就是精英治国，因为精英更能谋全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也应验了老子的福祸长相依、福祸相伴随的观点。正如以下几个方面：
1.长期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困境
1958年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农村与城市截然分开，一直到198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才开始缓解，中间一直在进行摸索改革直到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意见》的出台，城乡二元政策才算结束。长达近60年的刚性户籍制度确实对城乡人口流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按照社会学家帕金的集体排他理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就是把农民工排斥在城市之外，这也成为一些农民工心理上难以迈过去的坎儿。
2.由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困境
与二元户籍制度紧密相连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深深桎梏了新生代的思维方式。农民传统上靠土地保障生存，但在二元户籍制度下，一方面新生代认为自己老家里有土地保障因而对城市里的社保要求不高、信息不明。一方面是长期城乡社保的转续性、流动性差使新生代对社会保障的意识淡薄。即使在2016年的今天，新生代也反馈有三险的社保居多，涉及五险一金的则少。当然这很大部分是因为职业的限制，但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了政府亟须加强普及全种类社保。
3.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缺乏制度规范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把听证制度纳入到行政程序中，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凡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必须进行听证。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又扩大了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度。虽然说，我国在公众参与制度建设上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在调研中很多人并不清楚如何参与、怎样参与社会管理，所以也应该看到，现实中公众参与社会事务还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实践环节仍然缺乏时效性。
（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過程中个人因素带来的困境
1.自身能力的束缚
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大多从事于按1971年多格林和皮里奥提出的首属劳动力市场与次属劳动力市场理论中的次属劳动，根本原因在于个人能力低下，在访谈中一位80后大专生带着忧伤与深沉道出了这一点。“其实每个人能享多大福都是自己的造化，都是自己的努力，刚毕业我就来沈阳了，通过校招来到这个厂子，当时每个月能挣到3000多块，厂子里提供住宿，挣得第一份工资我是买了台电脑，下了班之后我就回宿舍窝着玩电脑，就感觉干点活挣点钱挺好的，也没什么规划，有时还暗自嘲笑没进工厂频繁换工作的同学，真是人算不如天算，那些人在社会上提前受折磨之后很快找到方向，慢慢好起来，而安逸活着的我现在却是这个状态。”正如著名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从可行能力角度阐明的：收入不足确实是造成贫困并处于社会底层的原因，但是收入不足的原因却是可行能力的不足。
2.心理状况堪忧
大量数据表明，因种种原因导致收入低下、失业、更换工作的新生代常常会产生一些不良心态，包括心理伤害、工作的动力不足、技能和自信心下降，会导致他们身心失调和发病率升高，扰乱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强化社会排斥。新生代农民工年轻、时尚，属于社会的领潮者，白天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中丰富了城市生活，晚上却要回到简陋的出租房中，心理的悲凉自然是存在的。新一代农民工的“新”还在于他们渴望定居城市的愿望，与第一代偏向于单纯挣钱不同，调研显示，他们为了攒钱有的选择居住在城中村和棚户区，这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年轻人大多自尊心比较强，交往中则会下意识隐瞒居住条件等日常情况，长期以往则会产生自卑心理。
3.维权意识淡薄
新生代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例如工资被拖欠、基本的福利被克扣和其他保障延迟支付面前比第一代农民工多了一些维权意识，但是相比城市中人他们还是相对更多的选择了忍气吞声、不了了之，访谈中有这么一些回声：“干活的时候老板的脸都是笑嘻嘻的，等到发工资或者离职的时候脸总是拉的很长，平时的一些小错误都会提出来想法克扣点工资，我们也去理论了，根本理论不过他，当时干活的时候感觉都很好也没签合同，现在后悔了，吃一堑长一智吧！其实社会没那么多不公，大多数人感觉到的不公究其根源都是自己知识、技术不够过硬，法律意识淡薄。”
4.身份焦虑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其实本质上同其他工人一样都是城市里的务工者，之所以这么称呼就是因来自农村而得名，在调研时发现，他们并不十分赞同这个称谓。事实是他们又不属于城市人，从最初的“盲流”到“外来工”、“农民工”，在工不工、农不农之间，始终连最基本的身份融入都无法做到，犹如一片无根的浮萍。城市人一方面欣然接受新生代农民工给城市的建设出的一份力，另一方面又嫌弃他们，因为他们的大批入城带来的棚户区与城中村对城市形象的影响及社会治安、环境污染等问题。新生代处于被接受与半接受之间的游弋地带。
5.社会参与匮乏
在270个样本中调研显示有31%的认为自身社会参与不足，虽然有57%认为在城市扎根的困难在于自己的发展空间受限，其实发展空间小的根源在于城市参与匮乏。社会公众参与的意识能力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以来广大公民事实上几乎从来就没有感受到自己的参与对政府的决策有过什么影响，而更多的则是被动地接受和认可“上面”既定的决定。同样按照社会学家的个体排斥理论：在个体排他体制下，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一个人之所以被排斥，通常被认为是这个人的能力不够或水平不高。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他们处于边缘化的占多数。
综上所述，在转型期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表现出融入城市的渴望与急切，一方面又遇到各种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就如同一个个的“点”，是他们用这一个个点组成了城市这个“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一个城乡一体，和谐共荣的局面。所以解决新生代融入城市的困境难题符合逻辑与常理。
三、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幾点建议与思考
有目共睹的城市化战绩，离不开国家、政府层面的宏观指导，同时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也密切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建设城市的生力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城市融入问题的解决上需要从政府层面、个人层面双管齐下。
（一）完善制度体系建设
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人挪活、树挪死”，然而中国的人口流动有着户籍制度上的桎梏，这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往往具有一种令人尴尬的身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已经亲身感受了社会流动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2014年7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同年辽宁省公安机关出台了部分户籍管理便民措施。2015年《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落户限制及建立完善落户积分制度。在户籍制度上政府虽然已采取不小行动，但笔者认为，户籍积分落户制度细则要进一步完善，尤其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等群体，需要在进一步深化并从细微处着手，针对不同人群疏通流动渠道。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近年来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已经实施了巨大的政策优惠，例如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规范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政策，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提高收支透明度。并完善失业保险制度，规范失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预防失业、促进就业的功能，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经办运行机制。笔者认为，下一步还要继续深化社保改革，针对不同人群制定不同政策，新生代农民工可谓特殊群体同时也是人口流动的大军，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保体系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3.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有助于提高城市融入的能力和扩展城市融入的空间，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公众的一部分更需要表达自身需求，但是达到有序参与需要制度通道的设计及完善，第一，通过制度安排降低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门槛，第二，通过制度拓宽公众参与社会的渠道，第三，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专业化水平。
4.加快推进小城镇发展，分流新生代农民工
近年来东北地区尤其是沈阳市环境污染严重，垃圾、粉尘、噪音、雾霾等已严重损害了沈阳大都市形象，当然污染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但是大量的人口进城也加剧了污染。所以分流进城务工人员就显得非常重要。推进中小城市城镇化有明显的两大功效：第一，能整体上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城市的容纳能力，能实现城市带动乡村的功效，并缩小收入差距过大之势；第二，能有效分流务工人员，缓解大城市污染，提升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另外城镇化推进还有助于实现多中心治理格局，多中心多元化已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小城镇的房价、日常消费都相对较低，更能减轻新生代安家落户的物质压力。
5.加强职业教育及培训制度
新生代融入城市的基础是就业，企业招人的原则是创造效益。新生代给企业创造效益的基础是拥有一技之长，一技之长的来源在于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因而从体制层面上加强职业培训就显得十分重要。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开展劳动者素质提升行动，开展贫困家庭子女、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农民工、失业人员和转岗职工、退役军人和残疾人免费接受职业培训行动。此外，教育部门还要大力发展职业技能学校，并疏通职业技能人员的上升通道，让他们看到希望。劳动部门深化劳动培训体系，尤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等特殊群体。
6.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政府最鲜明的创新之一在于号召“双创”，双创可以激活内生动力，实现产业结构合理配置，符合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控规律。政府应该在现有双创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制定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优惠政策，让民间活力竞相迸发。
（二）从新生代个体出发相应的建议
1.提高自身能力
新生代作为年轻的一代，拥有巨大的潜力，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年龄优势加紧学习，提升能力，其次学习政府部门人员发扬的“白加黑五加二”的精神，号召全民学习，作为社会建设者的生力军更应该学习本领，提高融入城市所需要的技能。
2.调整心态
当今的农民工早已不再是文盲、半文盲，取而代之的是高学历，高中、大专甚至可以达到本科。所以首先要转变观念，不要受学历光环的迷惑。其次，要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要用理性的眼光接人待物，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结合。在访谈中有不少年轻人道出了心态没有摆正的现状。他们谈到，买不起房，工资低，买房难，户籍也很难办理。其实马克思很早就提出过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应用到现实中就是必须刻苦工作，笔者通过查阅沈阳户籍政策发现，其实政策已经很宽松，例如个体经营户纳税6万以上通过积分即可全家落户等。这个过程就是外来务工者劳动的过程，通过劳动才能获得价值，这是很有哲学道理的，并且西方的实践证明：福利國家只会导致经济的迟滞不前和懒汉丛生。
3.学会维权意识，善于求助于法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法治中国”的口号，一个法治的国家首先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自然状态下人人生而平等，但是人们不可能长期处于平等状态，社会让人们变得不平等，唯有法律保护才能够重新实现平等。霍布斯在第二自然法中提到，文明来源于对欲望的压制，来自于隐忍，弗洛伊德也认为文明是压抑的产物。这里的压抑就是遵守规则遵守法律，其次还要善于运用法律，用法律的手段维权，在遇到工资克扣、福利被延迟等一些问题上，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提起诉讼、上访等多途径维权。也可以求助于“第四号权力”媒体的舆论帮助，实现自己的应得利益。
4.积极参与城市社交活动
新生代农民工应该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要摒弃自卑的观念，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城市居民中对新生代歧视的只是少数，要积极参与市工会组织举办的各种活动，充实自己生活、开拓眼界，加快融入步伐。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村与城市的焦点，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拦路虎”。我们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可以展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中新生代融入城市将不再遥远。可以展望不久的将来城乡将融为一体，社会将迎来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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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小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