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居庸关方位考

    杨程斌

    

    如今提起居庸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来中国者必到长城，到长城者必去居庸关，居庸关已经成为了北京文化旅游的金字招牌。居庸关如此受到游客的青睐，得益于其悠久漫长的历史文化。居庸关早在上古时期便是“天下九塞”之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北京的一道天然军事屏障。元代，北京正式成为了全国的首都，居庸关的军事地位显著上升，驻守了精锐的侍卫亲军。明代，为防止蒙古人南下，屡次修固居庸关，使其成为铁桶山河。清代一统宇内，居庸关军事地位下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最终成为了文化遗产。经元明两朝的屡次修整，居庸关形成了居庸关关城、八达岭、岔道、上关、南口等一整套军事防御体系，游客游览长城时多攀登八达岭长城，登上居庸关关城，但多不知其为一套军事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又不知晓岔道、上关、南口城与居庸关的关系，笔者将一一解答这些谜团。

    一、元代居庸关的方位

    史料未记元代居庸关的具体方位，北京延庆本地学者宋国熹先生较早论述了元代居庸关的方位，其认为元代居庸关在上关，今居庸关乃明建。周肇祥认为元代居庸关大概在上关以南现今居庸关的位置[1]。

    元人迺贤的诗作为元代居庸关的方位提供了重要线索，其在诗作《居庸关》的注中云：“关北五里，今敕建永明宝相寺，宫殿甚壮丽，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2]据此可知，永明宝相寺应与三塔相邻，诗中云居庸关北五里有永明宝相寺，确定此寺院的位置即可知晓元代居庸关的方位。元人欧阳玄记有《过街塔铭文》，其记过街塔“上以至正二年，始命大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等创建焉。……既而缘崖结构，作三世佛殿，前门翚飞，旁舍棋布，赐其额曰‘大宝相永明寺”[3]。成书于元末的《析津志》记：“次第而至居庸关南佛殿，亦上位自心创造，并过街三塔，……”[4]据此可知，迺贤所云永明宝相寺又名大宝相永明寺、南佛殿，所云三塔即过街塔。过街三塔毁坏后，明初在塔基之上建有“泰安寺”，又称“泰安寺石阁”。成书于明代的《西关志》记：“石阁云台，本关通衢，叠石为台，创自元时。……势耸霄汉，故名。”[5]其“远望如在云端”，故名云台，此石阁云台很有可能就是泰安寺石阁，即元时过街塔的基座。欧阳玄《过街塔铭文》还记载了元顺帝创建过街塔的缘由，一日，元顺帝巡幸行至居庸关，“仰思祖宗勘定之劳，俯思山川拱抱之状，圣衷惕然，默有所祷。期以他日，即南关红门之内，因两山之麓，伐石甃基，累甓跨道，为西域浮图，下通人行，皈依佛乘，普受法施”[6]，元顺帝又对臣下说：“朕之建塔宝，……”，据此可知，元顺帝想要建一个类似于城门的建筑，城门有“西域浮图”，并且城门之上很可能建有“塔宝”。今北京昌平居庸关遗有一云台，上刻有梵、藏、八思巴、回鹘、西夏、汉六种文字的《陀罗尼经》，且云台下方可通人车，与上述记载吻合，此居庸关云台有可能就是过街塔的基座。这在成书于清代的《延庆卫志略》中得到了证实，其记：“云台石阁，……元时建永明宝相寺，又垒石为台，连建三大塔于通衢。台基如拱楼而窍，其下以通车马，刻佛像及经，有汉字，亦有蕃字。”[7]据此可知，今居庸关云台即过街塔的基座，元代过街塔即在此。

    《析津志》又记：“过街塔，在永明寺之南，……”[8]据此可知，永明寺在过街塔北侧，即今居庸关云台北侧相邻的位置。迺贤云永明寺在居庸关北五里，遂元代居庸关大概在今居庸关云台南四里的地方。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元代240步为一里，单士元先生在《故宫史话》里说元代一步为五尺，元一尺合0.308米，也就是说，元代一步合1.54米。按照这个标准换算元代1里=240×1.54=369.6米。古代“居庸关道”与今G6京藏高速走向基本一致，自居庸关云台沿着公路向南四里（1478.4米），大概在今昌平区南站村。笔者通过现场实地调查发现，南站村东侧有一方形城堡遗迹，很有可能就是元代居庸关城遗址。由此可知，延庆宋国熹先生认为元代居庸关在上关（今昌平四桥子村上关）的观点有误。

    二、明代居庸关的方位

    明代前后建过两个居庸关，据《西关志》记载：“洪武元年，徐达、常遇春北伐燕京，元主夜出居庸关北遁，二公遂于此规画（划）建立关城，……”[9]可知明代第一个居庸关建于明太祖洪武元年。《延庆卫志略》记：“徐达以修隘之任，即古居庸关旧址垒石为城，即今上关。”[10]据此可知，明代第一个居庸关于洪武元年（1368）建在上关（今昌平上关）。上关曾出土残有“庸关”二字的门额，写有“大明景泰元年三月吉日造”，此为明代早期居庸关在上关的确证。“土木之变”后，明英宗被俘，明军精锐丧尽，再也无法主动出击北伐蒙古，遂采取守势，广修长城，以防止蒙古南侵，因徐达所建居庸关城小、地狭，遂决定在南侧开阔地重建居庸关城。

    《延庆卫志略》记：“景泰初，……因旧关地狭人稠，度关南八里许古长坡店创建城垣，……”[11]今居庸关南北门额分别写有“景泰伍年捌月吉日立”和“景泰伍年伍月吉日立”，与《延庆卫志略》“景泰初”建造新居庸关的记载相吻合，证明明代修建的第二个居庸关就是现在的居庸关，在元代居庸关的北侧。明代尤其重视居庸关的建造，南北各设券城，共建城楼五十七间。经过有明一代几百年间的反复修造，居庸关关城堪称铁桶山河，是历朝历代最为庞大、坚固的居庸关关城。

    今居庸关云台即在明代的第二个居庸关关城，元代的居庸关在此地南侧，所以，明代的居庸关不是在元代居庸关基础上建造的。过去有很多学者都认为今居庸关（明代居庸关关城）即为元代居庸关方位，误也，此为勘正。

    三.居庸关北口与南口

    金代已有居庸关北口之称谓。蒙古攻金的几次战争都是自居庸关南下，早就意识到了居庸关北口的重要性，成吉思汗攻占居庸关后，即“以所统哈儿鲁军世守居庸之北口”，随后拖雷又在北口设千户所，后隶属隆镇卫，属中央侍卫亲军。元朝虽一统宇内，但两都之间时有攻伐，如上都军南下，居庸关北口首当其中，遂有元一代，居庸关北口的地位都尤其重要。那么，元代的居庸关北口到底在哪里？《昌平山水记》《读史方舆纪要》皆记元代北口在八达岭，又云自南口至八达岭为四十里。元人王恽曾北行上都，其“入居庸关。……午憩姚家店，是夜宿北口军营。……距南口姚店，三十里而远。己巳，辰刻，度八达岭。……出北口，午憩棒棰（槌）店”[12]。此处“北口军营”应指关口的军营，而最后出的“北口”为离开了两侧均为崖壁的山间小道。王恽由南向北的行走路线为：居庸关、姚家店、北口军营、八达岭。据此可知，八达岭在北口军营的北侧，北口不是八达岭，王恽为元初人，遂以其所记为据，《昌平山水记》等史料记述有误。王恽云北口军营距南口姚店三十里，先不论姚店，北口到南口应为三十里，元代的《析津志》亦记“关之南北有三十里”[13]，這与《昌平山水记》所云四十里不同。元明时期居庸关南口城方位未有变化，在今昌平南口村。在南口城位置不变的前提下，元代的居庸关北口肯定不在八达岭，大概在八达岭南侧的上关。再说“姚店”，今昌平仍有名为姚店的村庄，在今居庸关南侧2.5公里处，可能就是王恽所云姚店。王恽云北口军营距南口姚店三十里，此处南口姚店应为“南口和姚店”，而不是南口的姚店，因为南口距离姚店还有很远。南口向北三十里大概在今上关，姚店向北三十里，大概在今上关与八达岭长城中间。笔者查阅史料，元代只云北口，鲜有提及八达岭，证明元代在八达岭没有城，且如果北口在八达岭，未免距离元代居庸关太远。上关地势狭小，易守难攻，是一个天然的隘口，最有可能是元代的北口。综上所述，元代的居庸关北口在上关，不在八达岭。

    前文已论证明代初期徐达所建居庸关在上关，元代居庸关北口亦在上关，遂明代初期的居庸关是在元代居庸关北口城堡基础上建造的。

    明代史料中鲜有提及北口，成书明代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在记载“岔道城”的地图中，将北口画在八达岭以北岔道城的北侧。笔者在延庆八达岭镇走访调查得知，今八达岭镇政府附近早年曾有一座较大的城门，两侧还有城墙，可能就是明代的居庸关北口。

    元明两朝皆以北京为都城，敌军多自北来，北口首当其冲。成吉思汗率兵南下攻打居庸关时，金国在北口布置重兵，蒙古兵只能绕至南口，攻占居庸关，可见，南口防御力量较弱，北口、南口军事地位高低立见。明代虽在南口城建有城楼两座，敌楼一座，护城墩四座，成为居庸关防御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即便如此，军事地位比元代又降低了不少。

    四、上关、八达岭、岔道

    除居庸关关城、南口城外，明代又修建了八达岭城、岔道城，加上老居庸关城（上关城），构成了五位一体的军事防御體系。明代在长坡店建新居庸关后，仍重视老居庸关城（今昌平上关）的军事作用，在上关留有城楼两座，敌楼一座，护城墩四座。明代对八达岭城（今延庆八达岭长城附近）尤为重视，反复修整，有城楼两座，敌楼两座，护城墩两座，认为“失此不守，则居庸不可保矣”。岔道（今延庆岔道）自古就是军事重镇，失岔道则八达岭不保，明人亦深谙此事。正如巡按西关御史王世翘所云：“岔道堡，实关北藩篱。守岔道所以守八达岭，守八达岭所以守关也。”

    根据以上记述可知，元代居庸关及其北口、南口，以及明代前后两个居庸关及其南口都在今昌平地界，明代居庸关北口及八达岭城、岔道城在今延庆地界。

    综上所述，元代居庸关在今居庸关南侧，即今北京昌平南站村东城堡遗址；明代早期的居庸关在今上关，明代中晚期的居庸关即在今居庸关。元代居庸关北口在今上关；明代北口在岔道城西，即今北京延庆八达岭镇政府附近。居庸关关城、南口、上关、八达岭、岔道在明代构成了五位一体的军事防御体系，广义上的居庸关包含上述五个城堡，今游客游览八达岭、岔道，在古代也算是涉足居庸关了。

    参考文献：

    [1]周肇祥著；宋惕冰，赵珩，海波整理.北京文献丛书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214.

    [2]（元）纳新.金台集维吾尔族诗人名作[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54.

    [3]佟洵主编.北京佛教石刻[M].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2：197-198.

    [4]转引自宿白.居庸关过街塔考稿[M]//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339.

    [5]（明）王士翘.西关志卷4[M].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0：88.

    [6]佟洵主编.北京佛教石刻[M].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2：197.

    [7]（清）周硕勋.延庆卫志略·山川[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49.

    [8]转引自宿白.居庸关过街塔考稿[M]//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339.

    [9]（明）王士翘.西关志卷1[M].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0：21.

    [10（]清）周硕勋.延庆卫志略·关隘川[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23.

    [11（]清）周硕勋.延庆卫志略·关隘川[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23.

    [12]袁冀.元王恽驿赴上都行程考释[M]//张建华，薄音湖总主编.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历史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244.

    [13]转引自宿白.居庸关过街塔考稿[M]//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339.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