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卓越成就
内容摘要：本文阐述了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并以编辑《关陇文学论丛》、主办第一次“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创办《敦煌文学研究通讯》、筹备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主编《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等为例，说明甘肃敦煌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全国胸怀和开放的态度。甘肃学者并不保守，而是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并积极邀请全国的学者参与这些学术活动。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卓越成就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4-0115-07
20世纪80年代敦煌学复苏以后，在我国学者的敦煌文献研究中，敦煌文学研究一直是走在前列的。中国敦煌文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及走向世界，甘肃学者贡献至巨，功不可没。或日：虽然甘肃研究敦煌学的机构和人员最多，但是敦煌文献研究方面标志性的成果和旗帜性的人才，基本上都不在甘肃。我以为，这一估计并不符合甘肃敦煌文学发展的实际。现略述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有关情况如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国内政治文明建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敦煌学也开始复苏，其中走在前列的就是敦煌文学。首先是在1977年出版的《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上，发表了舒学整理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另如1979年《陕西师大学报》第1期发表了刁汝钧先生的《敦煌变文研究管见》；《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发表了黄广生先生的《韦庄自禁(秦妇吟)原因再析》。紧接着，1980年发表了王水照先生的《关于韦庄<秦妇吟>评价的两个问题——兼论古代作家对农民起义的一般态度》(载《古典文学论丛》)、俞平伯《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载《文史》第13辑)、任二北《敦煌诗词研究在国外》(载《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白化文《什么是变文》(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刘铭恕《关于俗讲的几个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张锡厚《敦煌文学的历史贡献》(载《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浅论》(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唐初白话诗人王梵志》(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辑)、张鸿勋《简论敦煌民间词文和故事赋》(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孙其芳《敦煌曲子词概述》(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的文学价值》(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赵和平和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载《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5、6期)等。
由上简列的目录可知，在敦煌学开始复苏的1980年，敦煌文学研究可谓步其先行，其中甘肃学者就有张鸿勋、孙其芳，甘肃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开辟了“敦煌学研究”的专栏(这是全国学术刊物开辟最早的敦煌学研究专栏)，就以较多的篇幅发表了敦煌文学方面的论文。
正是在甘肃敦煌文学起步的良好势头下，甘肃的学术机构及学者们做了几件具有全国乃至世界眼光的工作：
第一，编辑《关陇文学论丛》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从1980年10月开始筹办，到1981年4月正式成立。成立后就将敦煌文学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如1981年编辑了《关陇文学论丛》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其中就有张鸿勋先生的《(游仙窟>与敦煌民间文学》；1982年又编辑了《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在“敦煌文学研究”栏目中发表了蒋礼鸿《读变枝谈》、江蓝生《敦煌写本<燕子赋>--种校注(之一)》、周丕显《敦煌俗曲中的分时联章歌辞》、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作品故事流变考略》、张锡厚《关于王梵志思想评价的几个问题》、高国藩《谈敦煌五言白话诗》；在“学者及专著介绍”栏目中发表了陈时彦《敦煌学的拓荒者——王国维》、任之《仆仆于惊沙大漠的敦煌学家——向达》、赵以武《<敦煌变文汇录)和(敦煌变文集>》、肖戈《敦煌曲子词集》；另外还有陈人之的《奋起夺回“敦煌学中心”》、张鸿勋、周丕显、颜廷亮编的《敦煌文学研究目录索引(初稿)》。尤其值得赞赏的是，当《江海学刊~1982年第1期发表了任半塘先生的《敦煌学在国内亟待展开第三时期》(作者认为国内对敦煌学的研究已经历了两个时期，其中第一期以罗振玉为代表，第二期以王重民为代表，但问题不少。从60年代到当时(1982年)，几乎停滞了20年之久，因此，亟需开辟敦煌学研究的第三时期，使这一学科不断完善)后，即组织了“敦煌文学研究笔谈”，作为《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的一个专栏，发表了王庆菽《殷切的期望》、刘君寄《承前启后，把敦煌文学研究推向新阶段》、蒋礼鸿《略谈敦煌文学研究》、刘铭恕《一点感想》、程毅中《希望和建议》、张锡厚《怎样打开敦煌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张鸿勋《几点希望》、李永宁《加强“敦煌学”研究之我见》、吴肃森《喜读(敦煌学在国内亟待展开第三时期>》、颜廷亮《我们的应尽之责和初步打算》，讨论敦煌文学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有关问题。
《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敦煌文学专集，集中的作者除甘肃的学者周丕显、张鸿勋、李永宁、颜廷亮、陈人之、赵以武外，还有全国其他地区的学者，如蒋礼鸿、王庆菽、刘修业、刘铭恕、程毅中、江蓝生、张锡厚、高国藩、吴肃森等。由此可见，甘肃的敦煌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走在了前列，并起了组织带头作用。其中颜廷亮先生作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负责人，其联络组织之功是不可没的，《我们的应尽之责和初步打算》就阐述了甘肃研究敦煌文学的有利条件和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从事敦煌文学组织、研究工作的计划。
第二，主办了第一次“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
为了总结和推动敦煌文学研究工作，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于1982年7月24日至8月5日，在兰州、敦煌两地召开了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学者有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关德栋、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刘铭恕、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王文才、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和柴剑虹、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车锡伦、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国藩、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张金泉、四川大学中文系的项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张锡厚和语言所的江蓝生、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张国举、北京中医学院医古文教研室的周笃文。甘肃的学者有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段文杰、李永宁、李正宇，天水师专的张鸿勋，甘肃省图书馆的周丕显，兰州大学外语系的水天明和中文系的齐裕煜、宁希元、段平安，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秦效忠，甘肃教育学院中文系的孙其芳、何国栋，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的朱瑜、陈人之、孙亚英、颜廷亮、赵以武、张永明、杨忠、刘珙。另外，还有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周顿、张祚羌、李民发等。
这次座谈会是一次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不
仅段文杰、关德栋、刘铭恕、王文才、程毅中等老专家与会，而且新一代学人车锡伦、高国藩、张金泉、项楚、张锡厚、江蓝生、李永宁、李正宇、张鸿勋、柴剑虹、周丕显、水天明、宁希元、孙其芳、陈人之、颜廷亮、赵以武等集体亮相。另外，著名敦煌学专家唐长孺、姜亮夫、周一良、周绍良、启功、王庆菽、刘修业、蒋礼鸿等先生，因故未能与会，但都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对会议的支持和希望。
看看这一名单，再将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语言文字组的名单罗列如下——召集人：周绍良、张金泉、颜廷亮；组员：周绍良、周祖谟、季羡林、关德栋、陈振鹏、陈人之、于忠正、曹克己、杜维沫、柴剑虹、项楚、张锡厚、张金泉、张鸿勋、刘燕文、李永宁、黄家全、高嵩、高国藩、吴肃森、颜廷亮。
由于参加1982年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的刘铭恕、周丕显、李正宇被分到了遗书组，段文杰被分到了美术组。这样，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的代表与1983年学会成立大会及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说，1982年的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代表了当时敦煌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敦煌文学研究的基本阵营和队伍都已包含在内了，也是80年代初敦煌文学研究的学术地图。
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收到的论文被会议组织者——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编为《敦煌学论集》于1985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据“编后记”：“本书的编辑，由颜廷亮同志主持编务，赵以武同志负责具体工作”。
正是由于主办《关陇文学论丛》，尤其是“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的成功举办，使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及颜廷亮同志为学界所认可。因为1982年7月2－3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会议”上，参加单位有教育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兰州大学历史系、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代表(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的代表因时间赶不及未到会)。会议商定：“参加筹备的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为发起单位，由北京大学牵头。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文物局为赞助单位。由发起单位向全国有关单位和研究工作者发出倡议，并由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指定专人成立秘书组，负责成立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会议纪要》)但到1983年5月18－20日举行第二次筹备会议时又增加了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杭州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而且颜廷亮先生就是作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的代表参加筹备会议的。筹备会“委托甘肃省的四个发起单位组成大会秘书处，分工协作负责成立大会的会务工作及参观活动”。(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二次筹备会议纪要》)
甘肃的四个发起单位即兰州大学、敦煌文物研究所、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从1982年7月初第一次筹备会议到1983年5月第二次筹备会议增加的几个发起单位，可能各自的具体情况不同，但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能够进入，颜廷亮先生作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的代表参加筹备会议，我认为正是1982年“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的成功举办，使甘肃省及全国有关单位对甘肃社会科学院的敦煌研究及颜廷亮先生的学术组织能力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才将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作为发起单位。因为1982年7月的筹备会议后，“教育部向中宣部写了报告，得到中宣部同意，随后又和甘肃、新疆、西藏三个省、区党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商量”。1983年1月15日“中宣部正式批准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由教育部负责协调组织工作。随后，教育部的同志又去兰州与甘肃省委商量”。到1983年5月召开第二次筹备会时，“又增加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甘肃社会科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博物馆、西藏社会科学院、杭州大学七个单位”为发起单位。(季羡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一九八三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筹备工作报告》)
第三，创办了《敦煌文学研究通讯》
1982年9月15日，在“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召开一个多月后，为了反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成果，并扩大影响，加强交流，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编印了内部刊物《敦煌文学研究通讯》，刊载了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朱瑜的《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开幕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吴坚的《在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及《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纪要》，后附“参加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代表名单”。1983年3月5日，出版了《敦煌文学研究通讯》第2期，刊载了《敦煌学研究列入“ 六五”计划重点项目》、《彭佩云强调要注意扶持我国特有的学科——敦煌学》的简讯，柴剑虹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即将重印》。开辟了“新撰论文介绍”：简介了项楚先生发表在《南开学报)1983年第2期《<维摩碎金>探索(附<维摩碎金补校>)》和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l辑的《敦煌变文字义析疑》两文的主要观点。后面还有“出版消息”，报道了《关陇文学论丛》第2、3辑的主要内容和“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的论文集《敦煌学研究论文集》目录(正式出版时改为《敦煌学论集》)。1983年7月5日，又出版了《敦煌文学研究通讯》第3期，刊载了署名“亦安”的信息：《受教育部委托，杭州大学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姜亮夫教授担任指导老师》；柴剑虹《<敦煌遗书论文集>即将出版》的消息，报道了王重民先生的《敦煌遗书论文集》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并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同时发表了周一良先生的《敦煌遗书论文集序》。另外还有张鸿勋《关于敦煌讲唱文学研究情况的通讯》，任几的书评《敦煌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成果——读<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由以上介绍可知，从第2期开始，《敦煌文学研究通讯》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通讯”，成了学界了解敦煌文学研究，乃至敦煌学研究的一个窗口。
在1983年8月15－22日召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上，语言文学组的代表就倡议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并成立了筹备组。由于筹备组的“联系处暂设甘肃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因此，从1983年9月10日出版的第4期开始，《敦煌文学研究通讯》就改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筹备组合编，第4期也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语言文学组活动专辑。1983年底(或1984年初)，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升格为文学研究所，从1984年1月16日出版的第5期开始，又改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筹备组合编。
1984年10月16－24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成立大会在杭州举行，正式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根据成立大会上代表们的意见，从1985年1月5日出版的第9期开始，将刊名改为《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并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秘书处合编。在本期的“编者赘语”中还有约稿：“敬请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界的同志赐寄下列方面的稿件”：
一、国内外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动态；
二、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最新成果的摘要或介绍；
三、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方面不宜公开发表或暂时不宜公开发表的中、短篇论文、资料；
四、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机构介绍和专家传记；
五、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计划和经验；
六、其他有关稿件。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从1982年创办，到1986年1月总12期时改为季刊，每年出版4期。到1990年第4期时，已出版了28期。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出至2002年第1期(总65期)后，因颜廷亮先生退休，无法继续编印，故再未编，而以《甘肃敦煌学学会要闻要件》(2005年12月，甘肃敦煌学学会秘书处编)的形式作为终刊号。由此可见，一个人对一项事业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观80年代的敦煌学研究，《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资讯、联络作用。如果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是依靠全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力量，并有一定的经费、人员保障的话，《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则主要是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尤其是颜廷亮先生个人的努力及辛勤劳动的成果，它对推动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发展、加强学术界的联系与交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的敦煌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将来编写敦煌学史时，它将是重要的一章。现在，研究力量、研究水平和经费、条件都比当时好多了，但不知为什么，总是感觉到缺少些什么。而在敦煌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却都停刊了。当然，现在电脑，、网络的发达，人们获得资讯的条件和途径比原来多了，《通讯》的资讯功能可能比以前弱化了，但它还有许多的优点，电脑、网络也不能替代它的全部功能。因此，如有可能，还是希望将它们复刊，以便于敦煌学界的交流。
第四，筹备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
由于我国的敦煌语言文学在敦煌学研究中成果最为突出，人员结构也比较合理，因此，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期间，语言文学组的代表们就酝酿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
为什么首先提出成立的是语言文学分会呢?这主要是由于在我国的敦煌学研究队伍中，“从事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为数颇多。去年在兰州开过一次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促进了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发展。一年来，从事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同志，互相间联系密切。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还根据那次座谈会上代表们的意见，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并编印有《敦煌文学研究通讯》。这就表明：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的条件较为成熟。现在，甘肃社会科学院表示愿为这个会的成立及今后工作提供必要条件”。(《倡议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筹备组已成立并开始工作》，载《敦煌文学研究通讯》第4期)由此可知，首先提出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有3个有利条件：1，举行了敦煌敦煌研究座谈会，2，创办了《敦煌文学研究通讯》，3，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愿意提供条件。这三个条件又是与颜廷亮同志的努力及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鉴于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是件十分严肃的事情，还有一系列准备工作要做，根据大家的意见，先成立筹备组。经推举，筹备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锡厚、杭州大学中文系张金泉、敦煌文物研究所李永宁、甘肃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颜廷亮等四同志组成。联系处暂设甘肃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同上)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筹备组成立后，即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工作，筹备组张金泉、颜廷亮先生还分别向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会、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和甘肃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筹)办公室就成立语言文学分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汇报，得到了支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会负责同志还希望尽快成立，使语言文学分会成为总会下成立最早的一个分会。
经过筹备组一年多的辛勤工作，1984年10月16--24日，在杭州举行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会议通过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章程》，选举了以姜亮夫、周绍良、蒋礼鸿、柴剑虹、颜廷亮、李正宇、张鸿勋、张金泉、曹方人、姜昆武组成的理事会，并决定为台湾保留一位理事名额。由姜亮夫任会长，周绍良、蒋礼鸿任副会长，张金泉任秘书长，柴剑虹、颜廷亮任副秘书长。决定分会的会址设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为工作需要，特在甘肃省分设办事机构。
1986年9月22－25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在酒泉召开了学术年会，会议共收到论文23篇，讨论后选编为《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
由于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安排的变动，从1987年5月开始，张金泉同志不再担任分会秘书长。7月23日，趁在天水举行《敦煌文学概论》编委会之便，分会举行了一次工作会议决定：在1988年理事会改选之前，由颜廷亮同志代理秘书长职务，委托张涌泉同志负责设于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分会机构的日常事务工作。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从筹备到成立，以及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学术活动，都有着周绍良先生和颜廷亮先生的心血。
第五，主编《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
1985年，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在颜廷亮先生的主持下，就开始编写《敦煌文学概论》一书的准备工作。到1985年底，各项准备工作大体就绪。1986年初，《敦煌文学概论》被列入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1986年9月，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在甘肃酒泉召开年会之际，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利用有关同志齐集酒泉之机，召开了《敦煌文学概论》一书的首次编写会议。讨论了课题设计、编写原则和编、章、节目录，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向受邀参加编写工作的院外专家学者颁发了聘书。
编委会顾问周绍良先生看了《敦煌文学概论》一书的编写原则和体例后，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
性的问题，即究竟如何界定敦煌文学的内容和范围。敦煌文学难道只是指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变文、曲子词、通俗诗(如王梵志诗)等俗文学作品吗?会后，周绍良先生对敦煌文学的概念、内容等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认为以《文选》的分类来看敦煌文学比较科学。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敦煌文学刍议》的长文，提交1987年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周先生的《敦煌文学刍议》将敦煌文学分为20多类，突破了以前只以变文、俗讲文、诗、曲子词等为范围的敦煌文学概念，认为还应该包括书、启、状、牒、碑、铭等，这是一种新的分类和尝试。
1987年7月，在天水召开了《敦煌文学概论》编委会，进一步讨论了编写中的有关问题。周绍良先生对敦煌文学的概念、范围提出了新的看法，因此，《敦煌文学概论》编委会就决定用周先生所提出的新分类法，先将有关资料加以整理，编一本《敦煌文学》，为将来编写《敦煌文学概论》作基础。
编委会以周绍良先生为顾问、颜廷亮先生为主编，编委有孙其芳、张锡厚、张鸿勋、李永宁、周丕显、柴剑虹先生。编委会以周先生对敦煌文学内容和范围所作的最新论述为基础，作为编写《敦煌文学》的方针。在具体编写中，又对周先生提出的二十几类作了增删，形成了1989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学》一书。全书除周绍良先生的序和编委会的“编写说明”外，由以下26部分组成：总说(颜廷亮)，表·疏、书·启(杜琪)，状·牒·帖(李明伟)，书仪(周绍良、赵和平)，契约(王公望)，传记附行状、杂记、题跋(韩建瓴)，论说·文录(周丕显)，偈·颂、赞·箴(汪泛舟)，碑·铭、祭文(谭蝉雪)，赋、诗歌(张锡厚)，邈真赞(李正宇)，词附佛曲(孙其芳)，俚曲小调附儿郎伟(刘进宝)，变文、讲经文附押座文、解座文(张鸿勋)，因缘(缘起)附因缘记、诗话(柴剑虹)，小说(周绍良)，话本(张先堂)，词文(刘瑞明)。最后还附录了颜廷亮的《十多年来我国的敦煌文学研究》。
1987年天水会议后，正式分工开始了《敦煌文学概论》的编写。经过各位作者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主编和各位编委的辛勤劳动，历时8年，于1992年终于完成了《敦煌文学概论》一书，甘肃人民出版1993年出版。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敦煌文学概论》一书的内容，尤其是与以前出版的有关敦煌文学的论著在概念、范围、内容等方面的不同，现将该书目录罗列如下：
全书除周绍良先生的“序言”及“编写说明”、“导言”、“后记”外，共分为四编。即“上编：敦煌文学总论”，由“敦煌文学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敦煌文学的类别”、“敦煌文学的作者队伍和传播途径”、“敦煌文学的思想内容”和“敦煌文学的历史贡献”五章组成；“中编：敦煌说唱文学和小说”，由“敦煌讲经文和因缘”、“敦煌变文”、“敦煌诗话、词文和故事赋”、“敦煌话本”和“敦煌小说"2E章组成；“下编：敦煌诗赋辞文”由“敦煌诗赋”、“敦煌歌辞”、“敦煌文”三章组成；“外编：敦煌文学杂著”由“书仪文学作品”、“童蒙文学作品”和“寺庙文学作品”三章组成。后面还有“余论：关于敦煌文学作品的整理和普及”和“附录：主要参考著述目录”。从以上所列目录可知，《敦煌文学概论》由4编16章组成，它对敦煌文学的概念、含义、范围的界定比以前论著所涉要宽泛得多。
《敦煌文学概论》的顾问、主编和编委与《敦煌文学》基本一致，只是增加李正宇先生为编委。作者有刘瑞明、孙其芳、李正宇、李永宁、李明伟、汪泛舟、杜琪、张先堂、张锡厚、张鸿勋、周丕显、赵以武、柴剑虹、谭蝉雪、颜廷亮、刘进宝。《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反映了80年代国内敦煌文学研究的水平，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以上对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主要成绩作了简单综述(另外，甘肃学者还参与了《敦煌文学作品选》的编选工作)，从这些成绩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1甘肃敦煌文学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周绍良先生的帮助。虽然不能说没有周绍良先生的帮助，就没有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这些成绩，但是绍良先生对甘肃敦煌文学的研究，的确有很大的帮助，不论是举行座谈会，还是编辑《通讯》，都得到了绍良先生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尤其是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主编《敦煌文学概论》，可以说就是在周绍良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
2甘肃敦煌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全国胸怀和开放的态度。甘肃虽然地处西北，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但是在80年代的敦煌文学研究方面却是走在全国前头的，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是全国第一次敦煌学的专题学术会议，对全国敦煌文学研究的推动，乃至对整个敦煌学研究的推动，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及走向世界，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是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本敦煌学专题论文集，所发表的论文，尤其是那一组“敦煌文学研究笔谈”，在敦煌学复苏初期，对敦煌文学乃至敦煌学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是全国创办最早的敦煌学通讯，也是世界唯一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在提供资讯、扩大交流、加强学术界的联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工作，甘肃的学者在主导，并不保守，而是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并积极邀请全国的学者参与。
3以上成绩的取得，固然与周绍良先生的帮助、支持分不开的，也与甘肃学者的合作、全国其他地区学者的积极支持、加盟有关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颜廷亮先生卓越的组织工作和吃苦耐劳的贡献精神。如果没有颜廷亮先生的卓越组织，不能说这些工作就无法开展，但绝对没有这样顺利或这样圆满。不论是召开座谈会，还是主编《通讯》、《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敦煌文学概论》，都要花费巨大的精力，而且许多时候还是吃力不讨好的。要知道，当时廷亮先生还不是学术界的名流，也不是院长、校长，既没有行政力量可以利用，也没有学生供其调遣，有的只是对学术的执着。看看参加敦煌文学座谈会的名单、为《关陇文学论丛》写稿的作者、《敦煌文学概论》的参加者，大部分都是当时全国敦煌文学界的中坚，如果没有廷亮先生的组织、联系，是很难集合在一起的。此后，再也没有这样的集体成果问世了。因此可以这样说，颜廷亮先生的学说或有可商量之处，他所做的工作肯定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廷亮先生对敦煌文学的贡献的确是巨大的，以后编写敦煌学史时，是不能不写一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