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的记忆”:新旧动能转换视阈下我国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路径研究
詹逸珂 谭必勇
摘要:新旧动能转换是新的发展动力取代旧驱动力的过程。从社会记忆视角和文件双重价值论出发,旧动能的淘汰可形成工业遗产,与之联系的工业遗产档案具有“重生的记忆”特质,具备多方面再利用价值。文章探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我国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典型方式,研究以工业遗产档案为中心的再利用路径表征,从新旧动能转换视角分析我国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路径趋向。
关键词:工业遗产档案记忆路径再利用新旧动能转换
Abstract: Growth driver transformation is the pro? cess of replacing old driving force with new develop? ment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mory and Double Value Theory, obsolete growth drivers tend to generate industrial heritage after being elimi? nated, and industrial heritage archives associated with industrial heritage can be regarded as the“rena? scent memory”, which havemulti- faceted reutiliza? tion value. The article discusses significant patterns of Chinese industrial heritage archives reutilization un? der the background of growth driver transformation, focuses on the manifestation of reutilization path cen? tered on Chinese industrial heritage archives and ana? lyzes the trend of the reutilization path from the view? point of growth driver transformation.
Keywords:Industrial heritage archives; Memory; Path; Reutilization; Growth driver transformation
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1]。新旧动能转换是培育新动能、改造旧动能的过程,新动能是在新科技革命中形成的发展动力,旧动能则是推动经济社会运行的传统动能,涉及高能耗、高污染的制造业及相关产业。旧动能的淘汰可形成工业遗产,在长期的工业发展和产业更新活动中,我国积累了丰富的工业遗产资源,上榜前两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的达200处。作为工业文明的见证,工业遗产具有文化、科技和经济价值,与之相联系的工业遗产档案具有可拓展的再利用效益区间。笔者借助CNKI检索相关文献,共得到十余篇论文,其中王毅、薛微从界定内涵范畴出发探讨我国东北近现代工业遗产档案资源开发利用规律;[2]王向女、谢诗艺以奥利弗钢铁公司为例探讨美国工业遗产档案利用现状及启示;[3]何志丽、康蠡以“彩云里”项目为例研究工业遗产档案商业化利用途径。[4]其中没有以新旧动能转换为背景研究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的成果。对国内文献的梳理体现出新旧动能转换视阈下的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研究较为欠缺,具有给予关注的必要性。一、“重生的记忆”——工业遗产档案
工业遗产档案与工业遗产联系密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工业遗产定义为“包括磨房、工厂、铁路、动力工程、桥梁、道路、运河等物质实体,以及由新技术带来的社会效益和工程成就”[5]。武志辉认为,工业遗产档案是工业遗产构成要素之一,包括工厂人事和财会档案,停产前形成的企业文史材料、科技材料、音像与实物档案,以及在工业遗产调查、保护、开发和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文件。[6]本文参考尚海永的观点,结合我国实际和对工业遗产概念的把握,认为工业遗产档案是以文字、图表、声像等形式呈现,具有重要价值的工业文件资料。[7]
新旧动能转换为我国工业遗产档案实现再利用价值创造了条件。“再利用”不仅关注工业遗产档案形成者本身,也聚焦除此之外更广泛的利用者,着眼于工业遗产档案的证据属性和情报蕴藏、知识挖掘、信息交流等效益。新旧动能转换是推动工业转型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动能的淘汰会产生废弃的工业设施,构成工业遗产实体,与之相关的文书和影像档案资料则能体现工业发展变化的轨迹。从档案作用规律的角度看,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是促使人们回顾和梳理工业发展轨迹、拓展工业遗产档案价值的过程。王明珂认为,历史研究不是“解构”关于过去的既有认知,而是以新的态度对待史料,将其作为社会记忆遗存。借由对特定史料的研判,人们重新建构对史实的了解,通过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和建构过程,研究背后的社会环境。[8]休·泰勒认为,档案是嵌于一定时空之中的集体记忆;[9]从社会记忆视角研究工业遗产档案的内容,可感受产生工业记忆的社会技术情境,特别是在当时的工业资源分配与竞争环境下人们的经历认同与职业区分体系。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工业遗产档案借助再利用过程可重新定位自身作用,构筑基于文本的历史情境库,成为“重生的记忆”。二、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价值
(一)发挥记忆功能,凝聚集体认同
皮埃尔·诺拉认为:“我们今天所称的记忆,都不是记忆,已经成为历史……记忆的需要就是历史的需要。”[10]对特定群体而言,从历史中探寻记忆涉及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对记忆责任的渴求。工業遗产档案的内容和形式特征决定了其能成为回顾工业发展历程、构筑历史与当下联系的纽带,成为回溯记忆的场域。它使每个相关者感到有责任去回忆,从认同感中找寻身份归属。工业遗产档案反映工业主体的嬗变与风貌变迁,是社会记忆载体。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人们借助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活动可重温工业发展史,感受工业遗产具有的文化底蕴及对特殊群体的影响,在得到精神熏陶和激励的同时,增强对旧工业实体的认同。哈布瓦赫从群体共有的思想总体出发,认为对过去事实的记忆是置于社会工具框架中的,集体记忆的界定和彰显需要承载记忆的框架以系统方式呈现。[11]工业遗产档案能成为与工业对象相联系的集体自我定位的工具,而再利用活动可促进社群话语权的建构和共同记忆的唤起,凝聚集体成员的自我认同感,使新旧动能转换不会“换”走集体记忆。
(二)提供信息资源,丰富研究素材
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认为,成为公共档案的文件有两种价值:对于原机构的原始价值;对于其他机构和非政府使用者的从属价值。[12]文件对社会利用者的价值是被永久保存在档案机构后得以体现的,只有跳出形成者范畴,具备广阔价值空间的文件才能成为档案。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凸显其对社会的价值要素,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工业遗产档案的内容特征决定了其形成和保存过程较少受政治因素影响,可保持记录的原始性和连续性。这些文件蕴含的信息有助于理解工业企业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工会与企业的斗争、工业实体间生产要素的分配流通情况等,也可为学者从事研究提供素材。新旧动能转换离不开对信息资源的挖掘利用过程,工业遗产档案蕴含旧工业兴衰的历史经验,也蕴含对催生培育新动能有益的知识因素。三、渊源、表征与趋向:中国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路径
(一)路径渊源:再利用方式的呈现与应用
1.编研出版:拓展研究,丰富成果。工业遗产档案的编研出版工作以湖北汉冶萍公司档案较为典型。汉冶萍公司成立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组成,是亚洲最早采用新式机械组织煤铁生产的企业。清末《户部复奏湖北铁厂招商承办折》指出:“湖北铁政一厂为中国制造之权舆,亦为外人观听之所系。”[13]汉冶萍公司现存档案集中保存于湖北省档案馆,分15个目录、6656卷(册),上架长度近100公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武汉大学以汉冶萍公司档案为基础编纂了《旧中国汉冶萍与日本关系史料选》,陈旭麓、顾廷龙等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第四卷):汉冶萍公司》收录并引用了汉冶萍公司档案资料。近年,部分香港学者也对汉冶萍公司档案给予关注,产生了一批代表性编研成果,如金汉升的《汉冶萍公司史略》、林援森的《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汉冶萍个案分析》等,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2014年由湖北省档案馆发起,周积明、李伯重等学者参与的“汉冶萍公司档案搜集整理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14]项目组以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汉冶萍公司档案为基础产生了一系列编研成果,其中重要成果《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已经出版,并在《光明日报》刊登辑要。[15]编研出版是汉冶萍公司档案再利用的有效途径,其成果具有保存史料和辅助研究作用,在新旧动能转换进程中为继承工业基础、传承经营智慧提供依据,具有潜在的效益发挥空间。
2.陈列展览:再现历史,传承记忆。重组信息内容、创造新的信息产品是我国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的重要环节,其作用是重现记忆、凝聚集体认同。社会记忆由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演变而来,哈布瓦赫将集体记忆理解为对过去的重构,使过去的对象认知适应当下心理需要。他认为,集体记忆是“群体共有的思想总体的组成部分”,个体的思想将自身置于集体记忆的框架中,使人们在社会中识别和定位记忆。[16]集体框架是承载个体记忆的工具,对个体记忆具有统摄作用,当个体置身于集体框架中回忆时,集体记忆可透过个体记忆进行传递和展示。作为工业历史记录,工业遗产档案可成为延展社会时空的工具,能重新建构集体框架,展现工业发展节点全貌,有助于表征和传承记忆。陈列展览是建构集体记忆框架的有效媒介。
作为中国民族工业起源地之一,杭州工业遗产档案资源丰富。杭州市档案馆以馆藏资源为基础,征集民间资源,以市级公共服务平台为依托,自2013年至今多次举办工业遗产档案展览。2013年为纪念杭州实施“一五”计划60周年,杭州市档案馆举办“杭州老工业档案史料展”,展示杭州自“一五”计划实施以来工业从起步、兴盛再到转型的历程。2016年年初,杭州市档案馆举办“杭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档案陈列展,梳理杭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突出杭州的一带一路窗口地位。2017年是“八一四”空戰胜利80周年,杭州市档案馆举办中央飞机制造厂杭州公司史料展,重现20世纪30年代民族航空工业发展历程。展览在展现杭州民族工业演进轨迹的同时,丰富了公众对工业遗产的认知。[17]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新旧工业形态的更迭贯穿其中,也伴随着人们思想观念和认知方式的更新。作为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的重要方式,陈列展览具有呈现内容丰富、效果直观等特点,可使人们从工业发展史中汲取经验知识,形成基于自身经历的个性化理解,汇聚跨越时空的心理共鸣,传承社会的工业记忆。
(二)路径表征:以工业遗产档案为中心
1.机构协同,对接需求。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档案再利用离不开各类机构的协作配合。档案馆依托工业遗产档案资源,组织档案再利用工作并提供指导,监督再利用活动的效果呈现情况;基金组织是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联系社会的纽带,承担募集资金与推介成果的角色;学术机构由从事档案学与工业史研究的学者组成,分析工业遗产档案的内容形式,为再利用方式选择提供建议。此外,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考虑多元社会需要,通过调研掌握不同群体对工业遗产档案资源建设的诉求,凸显工业遗产档案记忆载体功能,将工业发展演变的文化、历史及社会面貌等方面的集体记忆加以展现,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构筑适应新动能培育发展的认知和理念形态,赋予工业兴衰轨迹以现实意义,使“重生的记忆”更加具体。在汉冶萍公司档案编研过程中,湖北省档案馆承担牵头角色;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和民间基金组织的支持是资金来源,也是实现再利用成果社会化的保障;湖北大学等高校的学术机构参与了汉冶萍公司档案编研成果产出过程,在提供参考性建议的同时,也在史料规整、研究评议、书籍出版等环节发挥作用。汉冶萍公司档案再利用成果展现了公司60年来的沿革历程,保持了工业遗产档案的记忆属性,凝聚了社会公众对工业变迁的认知,使民族精神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得到弘扬。
2.立足内容,优化呈现。黄彝仲在《档案管理之理论与实际》中指出:“档案之功用,多因观点与立场不同,持论见解,互有差异,各以其自己之主观,强调其作用。”[18]这种现象与利用者的知识结构和实际需求有关,也与档案的内容形式和信息组织特征有关。新动能的培育与旧产业的淘汰要求工业企业掌握相应的科技文化资源,形成创新优势,从自身条件出发,有目的地开发利用工业遗产档案,提升文化底蕴和软实力,实现“老干新枝”;社会公众可从工业遗产档案中获取所需信息,掌握新旧动能转换宏观背景中的微观动态,把握工业转型与社会嬗变趋势。这可为我国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实践提供现实依据,即立足工业遗产档案资源的内容形式,分析对不同再利用主体的影响,丰富档案信息呈现形式,使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成果发挥科技参考、文化传承、精神塑造、价值引领等作用。就实际操作效果而言,陈列展览是较为直观形象的档案信息组织和推广途径,这从杭州工业遗产档案展览活动中可看出。工业遗产档案的陈列展览依据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有特定主题的展览,档案部门结合社会热点,依托工业遗产档案举办宣传推介活动;二是突出社会记忆属性的陈列展览,侧重展现工业发展史和社会生活,凸显工业遗产档案的记忆特质,受到部分受众的关注;三是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陈列展览,涉及不同地域和行业的工业遗产档案,一般以照片和文字档案的展示为主。陈列展览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工业遗产档案的载体和内容特征,展览策划机构在确定具体类型的基础上,借助动态文字诠释、美感的形式设计、情节化的展品组合拓展信息呈现形式,挖掘工业遗产档案的内容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三)路径趋向:新旧动能转换视角
1.聚焦供给侧。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与工业转型须改善资源布局,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提升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19]实现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需要把握社会对工业遗产档案资源的多样化需求。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新动能替代旧动能的步伐不断加快,档案部门服务对象的结构和层次发生变化,社会对再利用成果的需求更加多元。公众对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成果的期待已超出简单的获取和查阅范围,他们希望从工业遗产档案内容中梳理工业变迁脉络,提炼科技知识、品牌要素和历史经验,复活工业记忆,凝聚认同感。针对这一特点,档案部门需要丰富和拓展再利用成果的内容、形式,提供个性化服务,提升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的质量与内涵,聚焦再利用供给侧的优化过程。
一是重视传统的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方式及成果,如开展工业遗产档案信息咨询、依托社会力量组织工业遗产档案出版、举办工业遗产档案陈列展览、利用大众传媒宣传工业遗产档案文献等。二是借助互联网工具,如开展工业遗产档案在线查询、开发目录和全文数据库、运行線上服务平台和虚拟展厅等,拓展网络宣传推介手段。三是联系新旧动能转换内涵,对接社会发展热点,产生回应培育新动能、推进产业更新诉求的再利用成果。以安徽合肥国祯广场为例,它由原合肥芳草牙膏厂的老旧仓库改建而成,在相关机构主导下,商业区规划和厂区改造期间档案部门对原芳草牙膏厂的档案进行识别筛选,在整合内容的基础上编制厂区设施清单以供参考,既有助于保存遗产原貌,也配合城市改造工程,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益。[20]拓展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方式,与工业区搬迁、城市改造工程相对接可以从供给侧提升再利用水平,丰富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成果的内容和形式,满足复原历史、留存记忆的需要。
2.服务驱动。档案社会化服务有两大特征:一是专业性;二是关注多方参与,凸显与其他领域的交融,具有综合性。[21]新旧动能转换是实现工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对贯彻新发展理念具有现实意义。培育新动能要求转变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组织形式,突出档案再利用的社会性,实现资源依托与需求导向的结合,在宣传推广、对接需求、优化配置方面实现服务驱动。
在宣传推广方面,应使社会了解可获取的再利用成果,使公众由潜在用户成为事实用户。透过有效的推广活动体现工业遗产档案展示工业历史文化、辅助决策和知识传播的功能,激发人们利用工业遗产档案的意愿,提升获取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在对接需求方面,应借助大数据手段整合工业遗产档案资源,精确解读用户需求。如用户对工业遗产档案的利用需求受职业和工作特点影响:学者利用工业遗产档案编史修志,普通公众以休闲、科普心态借助工业遗产档案了解工业发展史,而专业人士需利用工人花名册、建筑图纸、企业账目表等专门档案辅助工作。[22]档案工作者需针对差异化需求推出针对性再利用服务形式,方便用户进行个性化查询阅览操作。基于改善用户体验的目标,档案工作者可充分依托数字媒介,改善用户需求解析实效,及时调整服务重点,营造新颖的体验环境,以精准服务实现工业遗产档案再利用质量提升。在优化配置方面,应形成工业遗产档案资源集中和分散的可控模式,通过网络平台和数据库实现信息组织对象微观化,从工业遗产档案实体管护转为逻辑集成,实现更高层次的集中统一利用。新旧动能的消长、转化伴随着服务思维的转变,强化服务导向可减少工业遗产档案信息组织和利用的不对称,使资源和服务有效整合,为中国工业记忆构筑重生的场域。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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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2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