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阴云笼罩下的欧盟
张可
纵观2016年，反精英、反体制、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浪潮席卷欧洲，深刻影响了欧盟的政治生态、社会思潮、一体化进程和对外关系等方方面面。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01.017
经济的不景气与社会的不稳定助推民粹主义思潮泛滥
2016年欧盟经济进入温和复苏通道，第三季度同比增长1.8%，但仍面临动力不足的挑战；容克投资计划、欧版“量宽”、再工业化等经济提振措施距政策目标仍有较大差距；法国新劳动法引起大规模抗议等事件表明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阻力重重；失业率虽有所下降，但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仍在40%的高位徘徊。总体看，欧洲社会贫富差距与地区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级萎缩、未来前景黯淡，社会草根阶层对自身经济状况和欧盟既有政策日益不满，经济“参与感”和“获得感”缺失。
得益于严格边境管控、欧土难民协定、与中转国加强安置合作等措施，2016年前10个月穿越地中海进入欧盟的难民总数降至30多万，较2015年有较大回落。但是难民问题对社会稳定、福利和就业产生的负面效应却持续放大，难民分配、安置和融入面临众多具体难题。在德国，默克尔“敞开大门”的难民政策饱受质疑。在法国、希腊等国，难民群体与本地居民冲突频发。继2015年巴黎后，2016年布鲁塞尔、慕尼黑、尼斯又遭不同程度恐怖袭击，社会恐慌情绪蔓延。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各种民粹主义思潮借题发挥、乘势兴起。
民粹主义政党强势崛起，
冲击欧洲政治生态
第一，民众对传统政党政治失望不满情绪加重，政治参与热情明显下降。爱尔兰众议院选举投票率创历史上第二低。塞浦路斯议会选举，投票率比上届下降11个百分点，创历史新低。西班牙在经历两次大选和近10个月看守政府状态后，主要政党几经博弈终于达成妥协，人民党艰难组阁，民众对选举政治厌倦，不满党派争斗罔顾民生福利的做法。
第二，民粹主义政党在多国选举中表现不俗，政坛地位提升。以反移民、反体制、反欧盟等为旗号，民粹主义政党搅动欧洲多国政局。意大利“五星运动”赢得罗马、都灵等重镇执政权，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英国独立党在威尔士地方议会选举中首次入选，在英格兰地方议会中议席翻倍。德国另择党成为政坛“新常态”，在2016年多场州选中表现抢眼，成功进入第10个州议会，2017年进入联邦议院可能性大幅增加。奥地利总统选举一波三折，第二轮投票因此前联邦宪法法院裁决无效，时隔半年多后重新举行，自由党候选人虽受主流政治力量和舆论围堵败选，但仍获得近半选票。
第三，主流政党控局能力削弱，“公投时刻”频繁上演，凸显代议制民主困境。因应对危机不力、政策日益趋同、选民求变心理加剧等原因，欧洲主流政党选票不断分流，政坛格局呈“大党不大”、“小党不小”之势。爱尔兰议会选举，统一党、工党议席锐减，小党和独立候选人表现不俗。塞浦路斯议会选举，两大传统政党选票和议席均有减少，且在门槛提高的情况下，议会政党从六个增至史上最多的八个。立陶宛议会选举中，农绿党从几年前边缘小党跃居第一大党，而社民党惨败，失去组阁权。此外，在保加利亚总统选举、捷克参议院换届选举中，中左政党均败于中右政党，欧洲社民主义跌入低谷。在民粹主义裹挟下，全民公投被频繁当作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使用，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困境，如英国公投脱欧、荷兰公投否定欧乌联系国协定、匈牙利公投反对欧盟难民强制分摊政策，而意大利宪法改革公投在社会民粹情绪上涨的大背景下，演变成迫使伦齐政府辞职的运动，导致意大利政局动荡。
英国公投脱欧
深刻影响一体化进程
第一，公投脱欧反映了英国社会分化加剧、政治精英同草根民众日益脱节。公投投票结果在年龄、教育背景和地域分布上差异显著，凸显在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英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移民涌入、发展机会不均和民生福利下降等问题对不同阶层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执政核心欲借全民公投这种直接民主的形式化解党内争斗和自身政治压力，却误判形势，弄巧成拙。这一方面反映了执政精英对社会尤其是草根阶层诉求的忽视，民众借机发泄反精英、反体制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草率付诸公投罔顾普通民众对这一重大问题复杂性和深远影响的认知能力，以及在民粹思潮盛行下全面理性判断的可能性。
第二，英国脱欧重创欧洲一体化进程，促使政治精英对一体化未来走向展开反思，并积极推进改革。英国脱欧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首开倒车，发出了一体化进程并非不可逆的消极信号。这一结果让英国独立党欢呼英国迎来“独立日”，荷兰、法国、捷克等多国疑欧反欧政党也跃跃欲试。面对困境，欧洲政治精英一方面对外展现团结，重申推进一体化的决心，一方面开始反思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民主赤字”、“认同赤字”等问题，推动欧盟从“更多欧洲”向“更成功欧洲”转变，在继续推动经货联盟、数字单一市场、基础设施和防务等“硬环境”一体化的同时，加大对人文、宣传、青年教育等“软环境”的投入，并推动从制度安排上应对“民主赤字”挑战。但今后一个时期，欧盟将面临内部权力结构变化调整，核心大国和边缘小国差异进一步加大，次区域国家“小圈子”兴起，众多结构性、深层次矛盾将使欧盟改革进程阻碍重重的局面。
欧盟外交安全战略更加内顾务实，对华关系上的两面性有所上升
第一，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持续壮大。在民粹主义蔓延的背景下，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成为就业、福利和行业竞争力等困境的替罪羊。欧盟更多从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转向双边安排，但有关谈判在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也困难重重。2016年，欧盟几经曲折才艰难完成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谈判，但与美国《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因各方矛盾难以调和，进展远远落后预期。且受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2017年德法大选等因素影响，谈判恐将在一段时期陷入停滞。
第二，对外政策更多关注自身关切，重视维护自身利益。受周边动荡、恐袭频发、乌克兰局势和难民危机久拖不决等问题困扰，欧盟不安全感和焦虑感日益上升。欧盟2016年更新的全球战略，重新审视内外环境复杂变化带来的新挑战，聚焦重点、统筹资源，在对外关系中更加强调“有原则的实用主义”、在多边机制下分摊国际责任，如积极利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全球治理机制推动解决在难民等问题上的关切。
第三，对华合作意愿增强，但亦有摩擦。欧盟2016年出台新版对华政策文件，提出进一步加强对华关系的政策举措。中方“一带一路”倡议日益得到欧方积极回应，在与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共同投资等务实合作上，中东欧国家热情高涨，西欧国家不甘落后，英欧双方在脱欧后时代对华合作意愿均有上升。在反恐安全、难民危机、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欧方期待与中方进一步深化合作。但中欧合作大局也受到民粹主义盛行的干扰，比如在经贸领域双方在钢铁产能过剩、市场经济地位、市场准入和营商环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和摩擦。对此，双方应携手管控、积极应对，重点加大中欧合作“软环境”建设，通过议会、政党、民间、公共外交等多种渠道，为中欧关系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氛围、夯实民意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欧局）
（责任编辑：徐海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