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要终与学贯中西的理论寻绎

    陈士部

    【摘要】姚文放教授的《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感应晚近中西文学理论变局而动，既有相关文学理论知识范型的梳理与开掘，又有人文学科浓厚的价值论诉求，两者相得益彰，势必会对当前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建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

    【关键词】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中西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的学科焦虑与当代重构是世界性的学术现象，学科焦虑与学术困境、突破困境与重构理论相伴而生，共同表征着中西学者知难而进、勇担学术使命的心灵历程。由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层面的断裂与交杂，以及中西古今文化观念的超时空汇集与扭结，中国当代学者面临更为复杂的学术语境，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要想实现浴火重生、华丽转身，谈何容易。

    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发行了姚文放教授《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以下简称《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一书，该书在这方面取得了积极的建树。《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入选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全书共40余万字，除引言外，共设18章，分别探究了晚近文学理论由形式主义向历史主义“外转”所显露的九大“面相”，即问题、观念、概念、论争、理论、方法、基础、动向和宗旨等。

    晚近以来，中西文论均存在由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思想转向，《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立足于文学理论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的学术语境，原始要终，兼顾中西，深度剖析了此转向的内在机理，有力回应了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建问题。该书既展示了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清晰图景，又指认了新潮理论学说间的隐秘牵连，还评估了其潜在的学理意义和未来的学术走向，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启悟颇多。笔者认为，该书在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上有以下特色。

    一、作者将文学理论学术史的整体观照与文学理论思想格局的具体呈现结合起来，在经纬交织的学术态势中寻绎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总图貌

    作者抓住“文学性”这个关键词，描绘了百年文学理论追寻现代性的学术历程，并经由这个学术历程本身所显露的文学理论“向外转”的趋势，来具体分析此种转向所带来的真容。如在概念上，作者描画了文化政治的诸种形态与精神表征，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由此造成的“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同时，作者还注意到“向外转”的大势所牵动的文学理论思想变局的复杂多样性，并给予多维的具体呈现，而不是做简单化的處理。又如在文学经典的论争上，作者在探析了文学经典之争所体现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交替嬗变的迹象之后，指出“约翰·杰洛瑞、哈罗德·布鲁姆和乔纳森·卡勒都表达了在经典建构问题上回到文学和美学、保持一个文学和美学焦点的诉求”，由此展开具体的个案剖析。如此一来，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整体观照与具体呈现得到辩证统一，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语境上的宏大视野，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细节上的学案支撑，两者相融合确保了话语表述的论证力量。再如，《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在探讨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哲学和美学基础时，既揭示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种审美文化的逻辑进路，又以此为背景，具体探究了伊格尔顿、舒斯特曼和韦尔施对经典美学的三次挑战及其学理价值。正如作者概括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不长的时段内，这三位不同国度、不同学术背景、不同理论追求的学者的美学研究发生了交集……其中必有道理在，必有规律在，必有其留驻当代美学史的学术意义在”。读罢作者对此的异同辨析，笔者受益颇多。

    二、在晚近中西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学术语境中注重彰显中国针对性问题

    文学理论的学科焦虑与重构；中动是中西学人的共同境遇，在全球化语境中，中西学界有了更多的思想交集、更大的对话空间。对中国文艺学界来说，《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表达了鲜明的中国经验，“这也正是本书的立意所在和着力之处”。该书不仅在中西思想资源的辉映中分章节探讨了“文学性的变异”“‘理论的横空出世”“文化政治的兴起”“文学经典之争”以及“话语理论的新视野”等九大“面相”的文论议题，而且针对相关度与紧要度，从“文化政治的中国问题”（第六章）、“文学经典之争在中国”（第七章）和“中国当代文论中的话语问题”（第九章）等角度做出了具体深入的研讨。特别是对“中国当代文论中的话语问题”，作者判断话语理论在中国文论界的回响是对“失语症”问题的争论，通过分析，作者指出争论各方的“共同之处”，“即它们基本上未涉及话语的权力问题，虽然讨论后期也有学者关注相关问题，也试图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来加以阐释，但总体上并未深入话语深层的权力问题做进一步的审视和考量，所以这场争论只是停留在是否‘失语、如何‘重建之类操作层面上，而未进入本体层面，故入理未深”。笔者一直关注“失语症”问题的讨论，认为作者的判断与分析是令人信服的。稍加反思可以发现，西方话语理论衍生于语言学与文化政治的学术语境中，得益于福柯由知识话语“考古学”向权力话语“谱系学”的理论拓展，而中国话语学说往往胶着于“失语症”的诊断与疗救，一味苛求民族文论话语的重建使命，故而漠视了话语背后的权力宰制。如果说，作者上述拟设的节题是对文学理论“向外转”所触发的具体论题的针对性分析，那么，全书的最后一章即第十八章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理论诉求及其嬗变”为题则是统观全局，总结性探析了“政治理想诉求”“审美理想诉求”和“文化理想诉求”等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的生成背景与价值诉求。带着中国问题走进西学语境，再从西学回归中国问题，应该是中国人文学者基本的思维路线。

    三、在学术研讨的方法上，《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学理内涵与相应的学术方法是密切关联的，特定的学理内涵需要特定的学术方法使其浮出水面，厘清其特有的“深层隐蔽的知识密码”，恰如福柯提出的“知识型”概念。由于《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探究对象是晚近中西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及其学术意义，因此，该书的学术方法——历史与意义的双重还原方法也值得关注。任何重大的理论转向必然有其深远的文化背景，其转向的微妙思想信息必然深潜在历史的根系上，只有探知理论转向的深邃历史文化语境，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其思想脉动与内在精义，否则就会因远离历史的整体性而丢失了思想的逻辑性。进而言之，唯有建立在历史还原基础上的意义还原，才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本义与引申义，并因此判定理论转向的现实意义与学术启示价值，也唯有如此，中西古今的文论对话才可能是建设性的学术建构，否则，就会因“所指”的淡出、走失而沦为“能指”的语言狂欢。虚假的语言狂欢本质上只是“独自”。

    作者在探究文学理论“向外转”深层机理这个总论题时，始终将历史还原与意义还原结合起来考察，由前者引出后者，由后者回应前者，因而在学理意义上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得到多维时空的聚焦。这里举一例来说明。在探究文学性的问题时，作者先是在学术史的意义上厘清了百年文论追求现代性的思想图景，接着探讨文学性与百年文论的现代性内涵与理路之间的思想关联，然后另起一章引入问题的缘起，联系“两种‘文学性”以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说”，讨论文学性变异造成的对文学本质再认识而产生的学术意义。这样一来，长期困扰我们的文学性、文学本体论等问题便豁然开朗了。

    四、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

    晚近文学理论的诸种新变均涉及中西学界的学术动向，作者在中西相关的文艺思想之间穿梭，注重中西文论的关联性分析。如“中国针对性”问题就是中西比较分析的运用，联系中西方不同的社会状况、时代潮流来讲述中国经验。该书有很多地方展开了这种中西比较解读，显示了丰富的理论想象。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作者在研读西方当代理论文本时，往往运用《周易》《老子》《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曲藻》以及大量古典诗文等去做“格义”与“反向格义”的中西互释互证，并得出许多会通中西的学术观念。比如，在论述“症候解读”时，作者指出：“问题在于，西方現代流行思想学说往往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中寻觅知音，特别是那些非正统、非主流的派别如道家、周易、佛家、禅宗等成为其心中的最爱，例如海德格尔受惠于老庄、佛学和禅宗思想就是显例，在后现代语境下，兴起的新潮理论更是如此。尽管道、易、佛、禅的影响不小，但与儒家正统、主流的地位相比却只是‘异端‘末流而已，而正是这种异质性、边缘性使得各种后现代新潮理论与之心有戚戚焉。”

    五、《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行文话语具有思辨性与诗性相融合的特色

    该书把深层机理的探究与思想景致的诗意表达巧妙地融为一体，显示了作者的话语智慧。例如，文学理论话语更新有“有循于旧名”与“有作于新名”两个途径，而后者又有“旧瓶装新酒”和“概念大换班”两种情况。针对“旧瓶装新酒”，作者这样表述：“知识话语的更新并不总是在旧概念的硬壳内‘带着镣铐跳舞，它的意义内涵不断增值和丰富，使之有朝一日终究要突破旧概念的硬壳，在更高水平上熔铸适合自身需要的新概念，像寄居蟹一样丢掉旧的螺壳，去寻找新的更大的螺壳。”这种妙趣横生的表述凝聚着作者对文学理论话语更新的深层机理的独特体认。

    总之，姚文放教授的《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感应晚近中西文学理论变局而动，既有相关文学理论知识范型的梳理与开掘，又有人文学科浓厚的价值诉求，两者相得益彰，势必对当前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建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钱中文先生曾提出以熔铸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新理性精神”来建构当代文学理论，“在当今欧美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情况下，我国文学理论应面向现代性诉求、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与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可以吸取某些后现代因素，但不会被主要建立在后现代性基础之上的文化研究所取代”。由此可知，姚文放教授对晚近文学理论的变局了然于心，并已迈出矫健的步伐行走在重建的路途之上。在《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后记中，姚文放教授表露了心迹：“只要大脑还在运行，它就得思考、辨析、甄别、判断、取舍、推理、演绎、概括、综合、总结，它就得阅读、检索、整理、求证、书写、修改、调整、推敲、润饰、完善。”既然已将“眼中之竹”“胸中之竹”与“手中之竹”联动为精神生命的一体，那么，姚文放教授后续更丰硕的学术成果问世就不会迟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