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伯之亡”看人才选拔

    刘江

    以现代观点来看，司马光将复杂的人性作了过于简单化、标签化的处理，评价人物显然不可落入非君子即小人的窠臼。但司马光对德的强调并不为过，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春秋末期，晋国国势转衰，韩、赵、魏、范、中行、智等六卿掌控军政大权。公元前497年，智、韩、赵、魏四家结盟，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当时，智氏实力强于韩、赵、魏，最终反被三家打败。按司马光的观点，智氏之亡，肇端于智瑶（即智伯）被立为继承人。

    《资治通鉴》记载，智宣子将立其子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极力劝阻，认为智瑶虽有五方面的贤能，却行之不仁，并断言“如果立智瑶为后，则智氏一族必遭灭亡”。智宣子不听其言，仍固执己见，为后来智氏败亡埋下祸根。

    紧接着，《资治通鉴》又选取赵氏立后之事作为对照。赵简子（即赵鞅）有二子，长子名伯鲁，幼子名无恤。赵简子不知该立谁为后，于是分别授予两人书有训诫之辞的竹简，以为测试。3年后，赵简子问两人是否还记得竹简的内容，伯鲁早已忘得精光，连竹简也找不到了，而无恤则将训诫之辞熟记于心，脱口而出。赵简子问及竹简何在时，无恤当即从袖中取出进上。赵氏二子孰贤，立见分明，于是赵简子立无恤为继承人（即赵襄子）。智、赵两家在选立继承人的问题上一暗一明，影响了两家乃至晋国的历史命运。

    智宣子去世后，智伯掌控晋国朝政。一次，智伯在与韩康子、魏桓子的宴会中戏弄韩康子，并侮辱其相段规。家臣智国劝其切勿与人为恶，以免招致祸患，智伯不听其言。此后，智伯向韩康子索取土地。段规认为智伯好利又刚愎自用，建议韩康子顺从其要求，一方面以求自保，另一方面促使智伯贪婪之心膨胀，变乱必生。

    果不其然，智伯在得到韩康子的土地后，又无故向魏桓子索地。魏桓子之相任章也主张满足其要求，并认为智伯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恐惧不已，正是助长智伯骄横轻敌之气、联合诸大夫的大好时机。智伯并不知道自己正引火烧身，又向赵襄子索地。赵襄子不允，智伯一怒之下联合韩、魏两家攻赵，赵襄子只得暂避晋阳。

    晋阳是赵简子在世时一招未雨绸缪的妙棋。他曾派人驻守此地以为保障，并告诫赵襄子：有难之时，勿嫌晋阳路远，一定要来此地。赵襄子逃到晋阳后，智伯率领的大军随之而来，将晋阳城团团围住，并引水灌城。智、韩、魏联军胜券在握之际，智伯身边的谋士却注意到韩康子、魏桓子面无喜色，预言韩、魏必反，因为赵若亡，韩、魏必不保。智伯听后，将原话转告二人；二人拒不承认，智伯竟然信以为真，就没去深究。

    此时，赵襄子暗中派人与韩、魏谈判，晓之以唇亡齿寒之理，最终三方结盟。赵襄子使人决河堤，水淹智伯军，韩、魏于军中策应，与赵军夹击，致智伯大败被杀。

    在对此事发表的史论中，司马光从才德关系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智伯之亡，即是“才胜德”。追根溯源，在于智宣子选立继承人时没有处理好才与德的关系。在才德关系上，司马光一向以德为重。早在宋仁宗庆历五年，司马光便写过一篇《才德论》，提出“为国家者，进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虽然才、德各有其用，但德是手掌、才为手指，“掌亡则指不可以用矣”。

    至《资治通鉴》论智伯之亡，司马光对才、德的定义及其相互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他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不再是各有其用，而是以德统才，才与德的关系已是高下分明。司马光还按照才德之有无、相胜的关系，将人分为四等：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以现代观点来看，司马光将复杂的人性作了过于简单化、标签化的处理，评价人物显然不可落入非君子即小人的窠臼。但司马光对德的强调并不为过，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理想的情况当然是选拔德才兼备之人，但很多情况下，当管理者不得不面对选择时，就需要考察主事者是否具备敬德爱才的特质和智慧，避免“蔽于才而遗于德”。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