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一位慈悲为怀的长者

    尹晴

    此时，我在东北这座小镇怀念先生。

    春天的柳芽嫩得如初生的小婴儿，天空如水洗，我望向窗外，心凛凛的。西北古城，那位人如其名的老汉走了，“圪蹴在黄土高原上的老汉”走了，一座矗立于高山之巅的文学丰碑，轰然倒下了！陕西一位文友题曰：“慷慨悲歌泣天地，凛然浩气壮河山！”

    真的，还没有哪位名家的死，如此令我悲伤。

    4月29日早晨，上班打开电脑，还没有完全投入工作，右下角便弹出一个消息：《白鹿原》作者陈忠实今晨病逝，享年73岁。我顿时呆住了。随后，在好友马慧青口中得到确切消息：老汉真的走了！此前，她便在电话中告诉过我，老汉病了，是不好的病，遭罪呢。没想到走得如此快。

    一段时间以来，我所关注的纪念文章几乎都是字字泣血，句句含泪，从朋友们的文字中，我感受到西北那座古城的春天，凄风冷雨；摆满花圈挽幛的灵堂，笼罩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忧伤。

    我没有忍住哀痛，伏在桌子上哭了。

    得知慧青前往省作协吊唁先生，我说替我鞠个躬吧，她说，鞠了。沉吟一下，她又说，写篇文字吧，纪念咱心中的好老汉。

    内心的痛是不能伪装的。微信朋友圈原创及转发的悼念文章，把我的心堵得沉沉的。我无从下笔。在我的心目中，陈忠实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更是一位慈祥的长者。与他交往，我感受不到其耀眼的作家光环，他更像老父亲，不苟言笑，却是令人感受到厚诚的爱。

    打开互联网，每一则消息都配着照片，布满沟壑的面孔，依然是慈父般。这张面孔，曾经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在异乡的航程。那段黯淡无光的日子，是陈忠实先生给了我力量，他激励我跨入陕西的文化圈子，给灵魂找到了归宿。

    2000年4月，我到了西安。从黑土地来到黄土地，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气候干燥，饮食不习惯，听不懂满街吼的秦腔。初春的沙尘暴，呛出了我思乡的眼泪。

    把8岁的儿子送进学校，我想找事情做。经朋友引荐，我到一家创编书院做了文字编辑。在那里，我接触到了陈忠实先生的文稿，被他平实、质朴的语言所吸引。其后，我阅读了《白鹿原》，这部描写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浑史诗震撼了我，我脚踩着这块土地，渴望由某一个缝隙，走进这厚实的文化土壤。

    2001年初冬，陕北一位基层干部拿着书稿来到书院寻求出版，又奔走于陕西文学界，呼吁文学界前辈及媒体给予支持和帮助。这期间，我和她成为朋友。陈忠实先生是她拜见的作家之一，于是，我跟陈先生结识，有了交往。

    西安城南的荞麦园，是文人雅士的常聚之地。和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荞麦园。

    记得是深秋的一天傍晚。电话约好，我和朋友赶到时，先生已经点好菜端坐在椅子上，抽着雪茄在等我们。先生穿着一件深色西装，三颗扣子扣着两颗，里面是一件衬衫罩着马夹。见我们到了，他才把外衣脱下，挂在衣帽架上。

    “坐，坐，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我就做主了。”先生呵呵笑着，将半支雪茄掐灭，塞进烟盒，“来来，先吃饭，边吃边谝。”

    是陕北小吃。有洋芋叉叉，荞面饸饹，抿节儿，剁荞面，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小菜。这是我第一次见识正宗的陕北小吃，但气氛很沉重，我的这位陕北朋友几乎没动筷子，整个晚上她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自己写书的艰难历程，讲到悲凉处，声泪俱下。我想，她可能是压抑得太久了吧，面对先生，她没有控制住情绪。

    朋友是陕北革命老区的乡镇干部，她胆量滔天，用纪实手法记录了发生在贫瘠土地上的丑恶：管计划生育的大夫，贿赂她的礼物竟可以车载斗量；一个无德无才的女子，凭漂亮脸蛋征服贪色的官僚，当了县委书记；村官竟将扶贫款用来放高利贷中饱私囊……

    陈忠实先生默默地听着，时而蹙着眉头，用浓重的关中口音问上几句。但大多时候他在聆听，对来自基层的普通作者，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和关怀。

    从作品又谝到了生存。在生涩难懂的方言里，我第一次听到了“水窖”这个词。朋友说，上面拨款修水窖了，但到了基层就变了味，水泥不达标，偷工减料，多数水窖成了地漏，存不住水。听到这里，先生的眉头蹙得更紧了，他叹口气，摸出烟盒里的半支烟，划根火柴点燃，粗壮的雪茄在他嘴上一抖一抖的。

    先生一直在关注陕北的饮水工程。陕北是中国缺水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0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高达1500-2000毫米以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夜想水、盼水、哭水、梦水。“半夜出门去翻山，翻过一山又一山，鸡叫天亮找到水，回家太阳快落山。”是陕北广为流传的一首民谣，诉说着山区百姓缺水的无奈，也道尽了山区人民饮水的艰辛。

    后来我有机会到陕北采访，亲见了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裸露的沟坡，枯涸的河岔，干裂的渠道。站在寸草不生的圪梁梁上，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先生的悲苦面孔。是的，不关注民生，作家的笔下怎会融涵良知、责任、真挚的爱和巨大的悲悯。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先生得知我是东北人，话题转到东北的文化、民生。因语言障碍，交流不是很顺畅，朋友在一边不时地充当翻译，但她的话也蹩脚，我很尴尬。先生宽厚地笑了。

    第二次见面，还是在荞麦园。随行有我的朋友杨先生，摄影师。他是摄影界极少数拍黑白照片的摄影师了。他给先生拍了肖像，给我们拍了合影。

    这次我们聊得比较多，先生怕我听不懂，每句话都说得很慢，并尽量少用方言。没有了初见的拘谨，我和先生聊得很开。他问我怎么来的西安，问娃娃，问家庭和工作。我把苦恼一一吐出，对没有目标的异乡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困惑。

    先生沉吟了一会，说，“喜欢写东西就不要放弃，安下心来，想咋走就咋走，人能享福也能遭罪，要活得坦然，别一条路撞死在墙上就行了。”朴实的话却蕴含着大道理。

    先生给我留了电话，叫我有事找他，能帮忙决不推辞。我存在手机里一次都没有拨打过。

    在西安十几年，我的路走得异常艰辛。无论多难，每次想起先生的话，便有一股力量促使我走下去，直到我走进省委一号楼，坐在明亮的办公楼里当上杂志编辑。

    “好好活着！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心软一下熬不过去就死了，死了一切就都完了。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再读《白鹿原》时，我看到这段话觉得很熟悉，记得当年我们聊天，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

    先生走了，那座看似倒下的丰碑其实早已经在人们的心灵之巅伫立。因为他不仅仅属于文学，也属于忠厚真实的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