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近代报刊媒介与清末社会思潮关联互动的新成果

    【摘 要】 李卫华著的《报刊传媒与清末立宪思潮》一书，把近代报刊视同文献史料的历史文本并开展学术探讨，可看作史学研究领域的一次延伸。这本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研究目的，尽力接近历史事件的本质描述，使人感受到书中明显的厚重和有力。书中运用传播学的方法和计量分析法，为人们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和清政府的迅速垮台提供了新的视角，并通过揭示报刊传媒与立宪思潮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报刊传媒、立宪思潮对清末社会变迁的影响与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 键 词】报刊传媒；立宪思潮

    【作者单位】王圆圆，大连工业大学。

    在中国社会变迁最激烈的历史时期之一——清末，深重的民族危机唤醒了中国人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意识，一些有识之士迫切地探寻化解危机的出路。那时的知识分子想要变革中国社会，消除民族危机，便要把自己的声音广布于社会，以唤醒普通民众。实现上述目的之最佳途径就是运用和掌握最有效的舆论工具——报刊媒介。于是，近代报刊媒介在这一历史背景中迅速崛起，中西文化开始在剧烈碰撞中趋向融合，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也开始被仁人志士学习、引介并努力嫁接于中国社会。报刊与立宪，成为清末社会变革的两个新因素，都与清末社会的变迁产生了极密切的关系。报刊传媒把立宪思想演变成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再借助立宪思潮对社会个体所产生的影响，催发全国性的社会变革；立宪思潮在近代报刊传媒这一重要平台中兴起，反过来又促进了报刊传媒的进一步发展。毋庸置疑，如果要全面揭示立宪思潮推动社会变迁的前因后果，报刊传媒是很好的切入点之一。李卫华的《报刊传媒与清末立宪思潮》以报刊传媒为主要的考察对象，通过揭示报刊传媒与立宪思潮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深受报刊传媒影响的立宪思潮对清末社会变迁的影响与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学界很早便开始研究清末报刊传媒，也产生了较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影响很大。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赖光临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小野秀雄的《中外报业史》（正中书局，1979年），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和《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从新闻史的角度，或略或详地考察了清末不同性质报刊的发展概况，介绍了一些主要报刊的性质与影响，梳理了清末报刊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唐海江的《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就是以清末报刊传媒中的政论性报刊为重点研究对象，把新闻学与政治学相结合，采用政治文化动员理论来解读近代中国报刊在社会变局中的民众动员功能，落脚于新闻传播和政治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新闻学界对于清末报刊個案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不过主要是对清末某一种报刊开展专门研究，其中的一些研究着重于分析各报刊的立宪思想，却很少纵向地分析各时期不同报刊立宪思想的差异，更没有深入地剖析立宪的传播效果及其深层历史意义，从而无法动态地呈现清末立宪思潮发展的完整脉络。诚然，清末社会舆论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进步，与部分报刊的鼓吹、宣传关系甚大。但是，某一种报刊未必会与特定历史事件产生内在的因果关系，因为社会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而整个报刊群体却能够覆盖、影响到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社会阶层，因而其所产生的力量则要强大得多，故而我们探究清末报刊传媒对于当时社会变迁的影响，必须着眼于报刊群体。李卫华的《报刊传媒与清末立宪思潮》，不是立足于大众传播学或报刊本身的立场，而是以历史学为本位，把研究的重心置于近代报刊媒介与清末社会思潮的互动关系上，考察报刊媒介对于清末社会变迁巨大而深远的作用与影响。这本书把近代报刊视同文献史料的历史文本开展学术探讨，无疑是史学研究领域的一次延伸。

    二

    这本书研究方法独特，在探讨社会思潮时引入了传播学的方法。书中探讨了政论报刊在立宪思潮形成与发展中的核心引领地位、非政论立宪报刊在宣传立宪思潮中的作用、清末官报对于该思潮发展的意义、白话文报刊及其他报刊的辅助性力量等；研究了清末报刊传播立宪思潮所依赖的铁路、航运等基础设施，报刊埠外的发行渠道及该思潮的传播路径等；考察了清末影响受众阅读报刊的种种因素以及国民的阅报习惯与风气等。显然，这本书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立宪思潮的传播文本、传播者、传播渠道及受众等传播要素，进而探究了清末立宪思潮的传播机制，力图全方位地呈现报刊传媒激荡起的该思潮的历史面貌及其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途径引起当时中国社会的哪些变迁。这本书的另一重要研究方法是计量分析法。本书从期号、栏目、题目、作者、内容等方面统计分析了《清议报》各期文章对西方民主思想的介绍，用表格的形式统计分析了立宪思潮初步形成时期《时报》的740篇次“论说”文章中关于“立宪”“时局、政治”“路矿、邮政”“教育、学界”“经济”“社会、风俗”类的具体篇次，用表格的形式统计分析了清末官报中“谕旨、宫抄、辕抄”“章奏”“论说”“新闻” “公文” “新知、实业” “艺文” “广告”等各类内容所占篇幅的百分比。书中量化分析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等相关问题，把原本抽象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大大具体化，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

    这本书在研究中充分利用了清末民初报刊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报刊媒介是清末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新事物。报刊的社论、消息、时评、专栏时文等，能够及时反映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习俗风气等方面的变化，是详细记录清末社会变迁的原始资料，它们蕴含重要的史料价值，往往能够补充历史研究中其他史料文献的不足。这本书充分利用了从维新运动开始的1895年到中华民国成立的1912年这一时间跨度中的各类报刊资料进行系统研究，包括《清议报》《时务报》《政论》《新民丛报》《时报》《大公报》《国风报》《东方杂志》《湘报》《知新报》《国闻报》《万国公报》《中外日报》《宪政新志》《中国新报》《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循环日报》《南洋官报》《国民日日报》《苏报》《婴报》《汇报》《浙江潮》《警钟日报》《京话日报》《江苏》《河南》《民立报》《新闻报》《开智录》《刍言报》《民报》《政治官报》《北洋官报》《河南官报》《报学杂志》《直报》《黄帝魂》《山西白话报》《河南白话演说报》《安徽俗话报》《演义白话报》等。上述报刊，既有主张立宪的，也有主张革命的；既有官办的，也有民营的；既有文言文的，也有白话文的；既有面向国内的，也有面向国外的；既有学界熟知的，也有研究者较少利用或尚未利用的。此外，作者还尽量查阅了其他原始文献，以便与近代报刊相佐证。这本书对当时的报人日记、书信、言论等相关资料的缕析条分，研究与挖掘出立宪思潮对受众个体的深刻影响及其影响清末社会变迁的深度和广度。李卫华根据原始资料分析了清末各报刊在全国各地所设立的代派的分布情况，大体勾勒出了立宪思潮影响所及的区域。本书通过丰富、多元、翔实的史料的运用，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过往政治思想史研究容易流于空疏之不足。大量一手资料的使用，增强了研究的学理性，彰显了这本书的厚重感。

    三

    这本书为人们理解清政府的迅速崩溃和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引人思考的新视角。研究历史不是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而是重在对社会历史事件的解释和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随着鼓吹立宪思潮的报刊不断加强对欧美政治制度发展史及西方民主思想的宣传，中国人民对西方的认识不断深入，对国内种种问题的看法也日益深刻。在立宪思潮逐渐兴起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达成了共识：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社会事实上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专制必然导致亡国，政府的专制是当时的一切社会弊端滋长、蔓延的总根源。从此，专制的清政府开始受到舆论的猛烈抨击，且直至垮台都无法摆脱民间舆论对其专制和腐败的批评。作者李卫华在解读立宪思潮对专制制度的毁灭性冲击时指出：“舆论中宣传的民主价值观与政府在事实上专制的矛盾，助长了民众对清政府存在合理性的严重质疑与行为上同政府的疏离。”[1]简言之，报刊舆论对专制政府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深深的质疑，这实际上是把报刊传媒视作冲击君主专制制度的锐利武器。李卫华敏锐地观察到近代报刊和立宪思潮之间的重要关联性，使得这本书的研究具备了立论的基础。在国家完全沦为列强半殖民地后不久，不少知识分子都期望清政府能够主动变更政体。在清末立宪运动兴起之前，报刊舆论的重心在于呼吁清政府推行君主立宪制度，甚至对清政府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一方面，它们积极制造立宪舆论，对清政府施加无形的压力；另一方面，它们努力向民众灌输君主立宪的常识，为今后实行君主立宪创造条件。当时，清政府开始实施新政，作势欲行立宪之制。但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却迟迟没有宣布召开国会的具体年限，这引起报刊舆论的极大不满。报刊舆论对清政府实行立宪的诚意再三地表示怀疑，指责它故意拖延实施宪政的进程。掌握舆论的知识分子立宪政治理想的丰满与清政府反动顽固现实的骨感产生了巨大的落差。知识分子们深深忧虑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进而把这种失望的情绪转变为对清政府的讽刺、揭露与批判。当时报刊中屡屡出现“亡国”“大乱”等字眼，就是对这种失望情绪的极端性表达。这种不满逐渐成为清末整个报界的共同诉求。作者李卫华据此强调，清末崛起的报刊成为立宪政治动员的有效载体，立宪思潮也为报刊舆论新增了民主立宪的政治内涵，“报刊传媒与近代立宪民主这两者本身，都是肢解专制制度的刑具，两者的结合及相互作用，加速了专制制度的结束”[1]。显然，李卫华在探讨近代报刊传媒与社会政治思潮关联互动的基础上，就二者的互动关系对当时社会政治秩序提出的挑战问题，表达出了比较有新意的观点。

    四

    作为研究者，在治学的过程中不能让学问总是停留于前人的水平上，而应该具备怀疑的眼光，在怀疑中发现并解决同题，不断进行学术创新。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陈献章曾说过：“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2]即是说，问题意识是治学的主要动力之一。细读《报刊传媒与清末立宪思潮》，就可发现全书充满了问题意识。清末的中国已经开启了由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研究者应该怎样来解读那个激荡的年代，从哪个角度出发才能弄清种种乱象之下清末社会变迁的基本脉络，当时社会变迁的动力来自何方，这些都是需要引起研究者们思考的问题。报刊作为大异于传统书籍的新式媒介，成为清末社会变迁的见证者。清末报刊的迅速崛起对当时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哪些影响，立宪思潮对清末社会变迁产生哪些影响，清末报刊或立宪思潮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有哪些联系，又该怎样去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是这本书重点关注与研究、论述的问题。这本书既从清政府和地方官对报业发展的重视和推动、报刊成为知识分子言论救国的有效工具、改进报刊内容质量获得受众的支持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清末报刊传媒迅速发展的原因，又从办报者的主体力量在民间、内容的政治化、地域分布的不平衡等方面全面总结了清末报刊传媒的鲜明特点，为解决上述研究难点问题做了很好的铺垫。在问题意识的驱动下，这本书既从横向的角度细化研究各种近代报刊，又从纵向的角度把近代报刊媒介传播立宪思潮的机制逐步呈现在读者面前，多维度地揭示了清末立宪思潮与近代报刊的互动与关联。通观全书，贯穿了两条主线。一条是清末立宪思潮的萌生、发展及演变过程，另一条是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崛起历程。这两条基本同步发展的主线相互交织，从而深刻揭示出近代报刊与立宪思潮之间的紧密关系及其对清末民初社会变迁的深远影响。作者明显地意识到政治环境对报刊传媒和社会思潮发展的种种制约，特地从清末政府对报界及思想的控制入手来探讨二者发展的自由空间。李卫华的这一思考对舆论环境与政治环境的互动关系有现实的借鉴作用。“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价值的关键因素所在”[3]，本书中强烈问题意识的出现，源于李卫华具有的相当明确的研究目的，使得相关学术研究尽力接近历史事件的本质描述进而使人感受到其明显的厚重和有力。

    报刊传媒和立宪思潮的互动对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产生了重要作用。参与维新变法的王照在清政府灭亡后曾经发出感叹：“骆宾王之笔，胜于徐敬业之戈矣！”[4]这句话充分肯定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思潮的引领人物借助报刊传媒以否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产生的深远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给予近代社会思潮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涉猎清末立宪思潮的研究，但总的说来，把报刊传媒作为切入点，探讨近代报刊影响受众的传播方式以及清末立宪思潮的传播机制等方面的成果尚不多见。李卫华这本书因为这方面的探索得到了学界肯定，被认定为厦门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成果，并被列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青年学术文库。

    参考文献

    [1]李卫华. 报刊传媒与清末立宪思潮[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61.

    [2]白寿彝，王毓铨. 中国通史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53.

    [3]王吉成. 新常态背景下供给结构转型的逻辑解读[J].出版广角，2016（10）.

    [4]夏晓虹. 追忆梁启超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