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众参与流域环境协同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陶建蓉 赵建彬
[提 要]流域环境治理需要协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天人合一思想是社会公众的一种行为态度,群体绿色认同是他们的一种主观规范,绿色生活方式是他们的一种行为知觉控制。以赣江流域的442位居民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数据,结果发现:天人合一思想、群体绿色认同和绿色生活方式会正向影响社会公众参与流域环境的协同治理意愿,且协同治理意愿会正向影响他们的协同治理行为。
[关键词]公众参与;流域环境;协同治理;计划行为理论
[作者简介]陶建蓉(1981-),女,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流域环境治理;赵建彬(1982-),男,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流域环境治理。(江西南昌 330013)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公众参与流域环境综合治理的协同机制研究”(18GL22)
一、背景与问题
江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延续的自然资源,也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我国的流域环境问题不断恶化,除自然因素外,更多是人为原因,表现在江河流域乱占乱建、乱排乱倒、乱采砂、乱截流等问题,严重影响河流健康生命。在流域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如何充分协调好各利益方的利益,提高他们的积极参与性,是目前流域环境治理亟需解决的问题。
江河流域的环境治理主体是政府,但是,就流域环境的生态利益和需要而言,社会公众可以从良好的流域环境获得生态价值,也可能从糟糕的流域环境损失生态价值,意味着社会公众是流域环境的享受者,也可能是环境破坏的直接承受者,他们对环境状况最关心、最了解、最有体会。江河流域环境治理,社会公众可以拥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但也需要承担参与环境治理的义务。因此,江河流域的环境治理需要广泛调动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需要政府与社会分工协作、良性互动和共同治理[1]。
实际上,江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最初原动力就来源于社会公众,社会公众参与成为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力量,但目前相关研究表明一般社会公众参与流域环境治理积极性不高[2]。对此,需要分析社会公众参与流域环境协同治理的意愿和影响因素,了解社会公众参与流域环境综合协商治理的意识和能力,为制定社会公众协商治理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将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计划行为理论,从社会公众的环保行为态度(天人合一),主观规范(群体绿色认同)以及知觉行为控制(绿色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分析社会公众参与流域环境综合治理的意愿,并通过实证验证天人合一、群体绿色认同和绿色生活方式会积极影响社会公众参与治理的意愿。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是Ajzen和Fishbein在1980年提出的合作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一个理论[3]。合作理性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向是社会公众实施某项行动的愿意程度,它决定了公众的社会行为,而社会公众的行为意愿会受到他们的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共同影响。行为态度是社会公众对某项行为的认知和情感的综合体,主观规范是社会公众在做某项行为决策时,感受到诸如社区、同事、朋友等周围群体的影响程度。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公众行为意愿不仅仅由主观规范和行为态度决定,它往往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因此,Ajzen在1985年提出,生活中绝大部分行为不仅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意愿,还会受到自身能力和环境条件的影响,社会公众所具有的社会资源或专业技能经验,在实施某项行为时,会对实施行为的难易进行主观感知判断,即知觉行为控制的社会公众在实施某项行为中所获得的预期收益也会作用于该行为意向[4]。因而社会公众的理性行为需要加入知觉行为控制变量,最终,理性行为理论衍生为一个新的行为理论模式,即计划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认为,社会公众的某项行为会同时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共同影响,即,社会公众对某项行为的态度越积极,其实施该行为的意愿越强;对某项行为的主观规范越强烈(即感知周围群体的压力越大)时,其实施该行为的意愿越强;对某项行为控制的感知越强时,其实施该行为的意愿越强。
大量实证研究验证了计划行为理论在解释和预测个体社会行为方面的效力与作用。一项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的研究发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变量对行为和行为意向的解释力度很强,对行为意向的解释力度可以达到27%,对实施行为的解释力度达到了39%,很大程度上验证了计划行为理论的信度和效度[5]。在社会公众参与方面,计划行为理论的适用性也是得到了很好的验证,Hagger和Chan就在对电子化公共服务公众使用意愿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发现,公众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认知行为控制对公共服务的使用意愿(如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社区自治意愿、政府改革意愿等行为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6]。在社会公众参与绿色环境保护行为上,计划行为理论也有很强大的解释理论,郑栋使用计划行为理论探讨政府对民众信任与地方政府公务员推动公众参与意愿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认知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5],贾鼎发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认知行为控制是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意愿的重要的三个影响因素[7],张晓杰和杜泽发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认知行为控制对城市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意向存在积极影响,且环境行为意向对环境行为有着显著正向影响[8]。
(二)研究假设
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本文选择天人合一思想为社会公众的行为态度,群体绿色认同为社会公众的行为规范,绿色生活方式为社会公众的认知行为控制。根据計划行为理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向存在正向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天人合一思想、群体绿色认同和绿色生活方式对公众参与环境的协同治理意愿和协同治理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天人合一主要指绿色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思想。中国有许多传统文化,如道教、佛教文化,一直强调有生命之物皆平等,人要顺从自然环境,实现天人合一,因此,天人合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李志明提出“天人合一”生态文化是传统基层社会环保意识的文化底色,就是要加强广大民众生态文化修养,培养人类的生态道德人格,恪守人与自然的“统一、互补、和谐”[9]。研究表明,天人合一文化思想对公众的环境保护的意识,绿色环保行为、环境责任意识都存在积极影响[10-11]。因此,流域环境协同治理作为环境保护的行为方式之一,社会公众的天人合一思想会对环境协同治理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1:天人合一思想对社会公众参与流域环境协同治理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群体绿色认同会影响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行为。社会公众为了获得群体绿色认同,会向相关群体传达积极的、对环境负责的态度。因此,如果社会公众的日常社会行为能够体现绿色、环保、有社会责任心,就能够获得周围群体的认同。一些研究也表明群体绿色认同会影响社会公众的环保行为。高键等人实证了群体绿色认同是影响社会公众实施绿色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12],刘光富等实证了社会认可对再生资源产品购买意愿存在积极的影响[13]。李苑艳和陈凯则实证了社会群体认同会影响消费者环保态度和环保行为[14]。因此,群体绿色认同能正向影响社会公众的环境协同治理意愿.
假设2:群体绿色认同对社会公众参与流域环境协同治理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绿色生活方式是社会公众的一种生活规范,是一种认知行为控制,反映了社会对绿色、环保、生态的态度、看法和感受。生活方式渗透了社会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积极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行为。拥有绿色生活方式习惯的社会公众,往往会采取环境友好性的行为,对环境有更严格的要求。赵万里和朱婷钰认为绿色生活方式的社会公众会积极认同自己的环境保护义务[15],一些实证也发现绿色生活方式对社会公众的环保行为、绿色购买以及社会责任心存在积极的影响[16-17]。因此,本文认为绿色生活方式正向影响社会公众的环境协同治理意愿。
假设3:绿色生活方式对社会公众参与流域环境协同治理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行为意向对行为存在积极影响,因此,本文认为社会公众参与流域环境协同治理意愿对协同治理行为存在积极影响。
假设4:社会公众参与流域环境协同治理意愿对协同治理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赣江为研究样本,赣江是江西省第一大河流,发源于赣南境内的武夷山南段,在赣州市由章江和贡江汇合而成,流域面积占鄱阳湖水系流域面积一半以上,流经四十多个县(市、区),其中有两个地级市(赣州和吉安)和省会南昌市,江西省半数以上人口和GDP都集中在赣江流域,赣江被江西人称为“母亲河”。因此,赣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在江西是非常有代表性
调查对象为赣江流域周边的居民,主要离流域越近的居住民,与流域的关系越密切,流域生态对其的影响越大。调查时间为2018年7-8月,共调查478份问卷,有效问卷为442份,有效率为92.47%。调查对象的年龄段相对比较平均,每个年龄段调查的人数都超过10%;男性对象有255人,占57.69%;学历主要为高中及以下学历,包含了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占76.24%;收入在3000元以下居多,有164人,占37.10%,具体人口统计特征见表1。
(二)变量测量
本文研究的变量有社会公众参与协同治理意愿;社会公众参与协同治理行为;天人合一思想、群体绿色认同以及绿色生活方式。所有变量的原始量表均为本文所使用过的量表或根据本研究而设计的量表。变量测量均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另外,控制变量包含户籍、性别、年龄、文化水平、收入情况等。
社会公众参与协同治理意愿的测量量表,自行设计量表,编制了3个测项:希望通过正式渠道与其他主体共同治理流域环境;我愿意投入时间参与流域环境治理问题;我愿意与其他流域环境治理主体合作,共享信息。
社会公众参与协同治理行为的测量量表,自行设计量表,编制了3个测项:在现实生活中,我会协同其他治理主体监督流域环境;在现实生活中,我会提出治理流域环境的建议和对策;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流域环境治理需要我参与,我一定参与。
天人合一思想参考汪兴东和杨蓉的测量量表[10],编制了4个测项:我们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应该理解和崇尚自然;我们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主宰自然而不是适应自然。
绿色认同参考了高键等人测量量表[12],3个测项:我的绿色观点和想法能得到其他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很多场合我都会清楚地意识到绿色行为的重要性;我认为其他人对绿色行为的评价很高。
绿色生活参考了陈转青等人的测量量表[17],包含3个测项:我喜欢绿色生活;我偏爱有益自己健康的产品;我喜欢有新奇的事物。
四、数据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检验
首先,使用spss20.0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提取所有测项主成分,结果显示,每个测项的载荷只在一个公因子上大于0.5,在其余公因子上的载荷小于0.5,说明每个测项都存在对应的公因子,也说明测量量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
其次,使用amos20.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让5个变量相互关联,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评价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的重要指标有:卡方值=117.4,自由度=63,RMSEA=0.01,GFI=0.96,AGFI=0.93,CFI=0.98,NFI=0.91。这些指标值高于模型要求的最低标准值,表明结构方程模型获得了很好的拟合。表2列出了5个变量的同质信度(α)和组合信度(CR)指数,这些信度的最低要求值是高于0.7,很明显,5个变量的同质信度和组合信度均高于0.7,另外,5个变量的AVE(用来检验量表是否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的统计指标,要求高于0.5),都高于0.5,因此,各变量通过信度检验。区分效度检验方法是比较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和变量AVE平方根,如果相关系数绝对值小于變量AVE的平方根,表明变量通过区分效度检验。表3表明,相关系数绝对值的最大值为0.56,变量AVE平方根(表中对角线黑体的数字)的最小值0.73,0.56<0.73,通过效度检验。
(二)模型检验
使用amos20.0统计软件对研究模型进行路径分析和假设检验。首先,对研究模型的适配性进行检验,模型检验的几个重要的拟合指数分别为:卡方值=165.32,自由度=87,RMSEA=0.02,GFI=0.94,AGFI=0.91,CFI=0.97,NFI=0.93,都高于最低适配标准,表明模型拟合较好。然后,对研究模型的路径系数进行检验。潜变量之间结构关系的标准化路径系数的估计值、T值和假设检验结果见表4。天人合一对社会公众参与协同治理意愿有显著性影响,影响路径系数为β=0.37(p<0.001);群体绿色认同对社会公众参与协同治理意愿有显著性影响,影响路径系数为β=0.32(p<0.001);绿色生活方式对社会公众参与协同治理意愿有显著性影响,影响路径系数为β=0.29(p<0.01);协同治理意愿对社会公众参与协同治理行为有显著性影响,影响路径系数为β=0.26(p<0.01),所有研究假设得到验证。另外,就控制变量看年龄、收入和学历对社会公众参与协同治理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性别和户籍对社会公众参与协同治理意愿的影响显著,相对于男性居民,女性居民参与协同治理的意愿强烈;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参与协同治理的意愿强烈。
五、研究结论
流域环境治理是全民共举之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公众的共同努力,需要我们采用新思路、新举措、新方法,明晰政府职责、整合主体力量、重视社会诉求,确保社会公众在流域环境资源治理过程中能够健康、有序的进行。流域环境治理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参与,流域环境管理部门需要协同社会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知觉控制会积极影响行为意向。本文认为在流域环境治理中,社会公众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他们的一种行为态度,群体绿色认同是他们的一种主观规范,绿色生活方式是他们的一种知觉行为控制。实证结果表明,天人合一思想、群体绿色认同和绿色生活方式会正向影响社會公众参与流域环境的协同治理意愿,而协同治理意愿会正向影响他们协同治理行为。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为了提升社会公众参与流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积极性,需要相关流域环境管理部门采取以下措施。首先,相关流域环境管理部门需要加强宣传人与自然环境和平共处的思想意识,可以通过广播、电视、传单等,让流域附近居住的居民产生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其次,相关流域环境管理部门可以在农村、城市社区等地方举办环境教育学习竞赛或环境保护宣讲会,让农村和城市居民认同绿色行为,相互监督,相互产生群体间的绿色压力。最后,农村和城市居民倡导绿色生活方式,衣食住行尽量保持环保,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熊孟清.环境治理需社会参与[N].中国环境报,2014-04-02(02).
[2]徐建华,薛澜,寿明佳.环境社会治理中的公众风险认知:半个世纪研究的回顾与未来展望[J].公共管理评论,2016,(2).
[3]Ajzen I, Fishbein M. 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ur[D]. Preventiv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1980.
[4]Ajzen I. 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 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M]//Action control.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1985.
[5]郑栋.信任对地方政府公务员推动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2018,(5).
[6]Hagger M S, Chan D K C, Protogerou C, et al. Using meta-analytic path analysis to test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in health behavior: An illustration based on meta-analyses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Preventive medicine,2016,(4).
[7]贾鼎.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公众参与环境公共决策意愿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8,(1).
[8]张晓杰,杜泽.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城市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意向影响因素分析[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9]李志明.“天人合一”生态文化理念对构建美丽中国的启示——以传统基层社会中的环保实践为例[J].林业经济,2018,(7).
[10]汪兴东,杨蓉.农村居民生态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鄱阳湖区972个样本的调查[J].财贸研究,2016,(1).
[11]苗泽华,卞娜,杨琛子.从“天人合一”到企业生态责任[J].经济与管理,2012,(12).
[12]高键,盛光华,周蕾.绿色产品购买意向的影响机制:基于消费者创新性视角[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2).
[13]刘光富,张士彬,门成昊.再生资源产品消费者购买意向与市场营销策略研究[J].预测,2015,(4).
[14]李苑艳,陈凯.消费者绿色购买意向的影响因素——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企业经济, 2017,(5).
[15]赵万里,朱婷钰.绿色生活方式中的现代性隐喻——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17,(1).
[16]宋亚非,于倩楠.消费者特征和绿色食品认知程度对购买行为的影响[J].财经问题研究,2012,(12).
[17]陈转青,高维和,谢佩洪.绿色生活方式、绿色产品态度和购买意向关系——基于两类绿色产品市场细分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14,(11).
[责任编辑:朱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