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译传人”，世上唯有罗新璋

    邓郁　余子奕

    

    罗新璋。图/朱穆提供

    2022年2月22日下午，翻译家、《红与黑》经典中译本作者罗新璋因病离世，终年85岁。

    在法国文学翻译界，罗新璋不属于最耀眼和着作等身的译者，但圈内人都称，他只要出手，皆为精品，其简洁古雅的译文颇有傅雷之风，被誉为“傅译传人”。

    罗译《红与黑》迄今被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达四十多个版本。罗新璋主编的《翻译论集》和《古文大略》也给后世留下丰厚和精当的学术遗产。而更令人们感怀的，还有罗新璋近乎极致的严谨、令人莞尔的幽默、对后辈与友人的情深意切。

    翻译家施康强在《后傅雷时代》一文中曾说，他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

    这当中，罗新璋的表现更为特别。

    在北大上学时，他读了傅译作品，惊为天人，便将傅雷译作全部研究了一遍。

    “傅雷对翻译的要求是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讲究色彩变化，而且他讲究用字不重复。伏尔泰有一句话：Il y a du divin dans une puce;傅雷译成‘一虱之微，亦有神明’，这‘之微’两字加得好，反衬（神明）至大。”罗新璋总结。

    他极爱傅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大二看了第一卷原文，接着顺下去，从中文看全书，“相见恨晚”。傅雷在此书中融进了自己的朝气与生命激情，克里斯朵夫雄强的个性，也对自认“性格偏弱”的罗新璋形成很大的激励，觉出“尤其在青年时代，宜于培养一种崇尚坚忍的斯多葛精神（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强调人要把痛苦视为人生的一部分，必须直面并且克服这些痛苦）”。

    毕业后他工作的国际书店，前院办公，后院就是宿舍。他定出一张作息表，保证一星期40小时纯学习时间，四年不看电影不看戏，“有所为就只能有所不为”。

    法语逻辑缜密，语法复杂。翻译家郑克鲁当时是从背诵两万六千生词的《法汉词典》开始入门。罗新璋的自学法，则是——抄。

    

    9个月里，他抄完了傅雷翻译的《高老头》，整部《约翰·克利斯朵夫》、两篇梅里美、五本巴尔扎克，且是把傅译的中文写在原文的字里行间，一一对照品读。傅雷在1949年后译有274万字，罗新璋足足抄了254万字。抄《约翰·克利斯朵夫》前，他理了个发，下了决心，“灭此朝食”，等全书抄毕，两个半月，头发已长得像囚犯。

    罗新璋曾说，有时看了下一句法文，回头看傅雷的译法，好像是从自己脑子里迸出来一般。抄写期间，《世界文学》杂志约他翻一篇八千字的小说，他三晚就完成了。用香港翻译学会会长、学者金圣华的话来说，这正如“‘观千剑则晓剑，读千赋则善赋’，说‘傅译传人’，世界上不作第二人想，唯有罗新璋才当得起”。

    1962年底，罗新璋拟信把翻译上的疑难困惑向傅雷请教。次年1月初誊写寄出，傅雷两天后就回了信，提出：“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要求将原作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迻译。

    金圣华回忆，她准备有关傅雷的博士论文时，从傅聪傅敏兄弟那里得到很多宝贵的一手资料、手稿。再版《傅雷家书》时，他们托付她把其中的法文和英文信函翻成中文。“罗新璋把傅雷先生和罗曼·罗兰的信件也翻成中文。我心里感觉，他才是翻译傅雷家书最棒的人选。我们算是研究傅雷的同道中人，但他跟我之间绝对没有同行如敌我的排挤、猜忌，反而是终生的默契、尊重和欣赏。”

    抄写“傅译”，不只是一个学子自我造血的传奇，也是他面对人间不公的某种抵抗。

    1957年秋，罗新璋从北大西语系毕业时，正遇上“反右”，原本他和德文专业的樊益佑一道被分配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因樊成了右派，出版单位不能去，上头草草了事，就把两人一起派去国际书店。主要的工作是汇集和核对全国各地的订书订单，再统一寄给外国经销商。

    西语系和国际书店说明情况，希望调整;法语教研室主任郭麟阁推荐罗新璋去商务印书馆，商务要，但书店不肯放。同学柳鸣九对罗新璋说，只好靠自己努力，将来叫社会承认吧！

    1963年，罗新璋父亲去世，他微薄的薪水要养六个人，实在力不从心。为节省京沪两地开支，他申请调回上海，书店依然不准。人事处后来还通知有关出版部门，勿发表罗新璋的译稿。多年后，罗新璋和中法同文书舍创始人朱穆说起这段“阳光永远也照不进来”的往事，依然愤愤不平。

    直到后来对外刊物《中国文学》筹备法文版，罗新璋调入外文局，去这本杂志做编辑，命运才见转机。然而每每读到黄景仁的诗“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仍有“劲儿没使对”的感触。

    在《中国文学》他工作了17年，把中国文学的经典译成法文，后期担任编委和法文组组长，看似“稳定上升”。但在和金圣华对谈时，他自认“中国法文到法国法文，这一关过不了。光靠努力，还不够，缺少环境，先天不足”。

    采访时我问金圣华，这样的认知是否主要出于罗新璋的自谦。

    “不，这关乎翻译的本质。”电话那头金圣华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回答。

    “外界似乎有种观点，一个人可以两种语言双向翻译，才是大翻译家，实则不然。目前在翻译界，中译外基本还是由那些汉学家来完成。像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是双剑合璧，妻子戴乃迭是英国人。因为翻译是件极其艰苦和困难的事情，除非你在双语环境长大。依靠后天学习所得，在某些点上仍然无法完全涵盖翻译中遇到的问题。罗新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法译中的高度远远超过中译法。他这样认识自己，除了他谦逊的美德，要求完美，也是因为他透彻地了解翻译的本质。”

    

    1981年，罗新璋总算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拜访钱锺书时，罗新璋说，搞了17年翻译，结果走得还很不愉快（外文局不肯放）;钱锺书答，（1950到1960年代）他也搞了17年翻译，建议罗新璋好好翻几本自己喜欢的书。

    于是，从莫洛亚的《栗树下的晚餐》开始，到法国中世纪作品《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当与伊瑟》，罗新璋终于在知天命之年，启动了法译中的事业，还以一己之力校订了二十卷《傅雷译文集》。

    1992年，罗新璋接受浙江文艺出版社邀约，着手翻译《红与黑》。试稿的几个月，他觉得上班回来译书，进度太慢，遂调整为每日凌晨4到7点潜心译书，无任何干扰——这每每让至交施康强赞叹不已。

    公家书，不便做记号，罗新璋每天就翻千把字。细细读，重在领悟，不认得的字字典也不查了，脑子里边看边翻，有时凭imagination et fantaisie（奇思遐想）能得意外句;“（这样做）不好的地方则是意义不确。”

    初稿译了一年，第二年一章一章修改。改时由放而收。“二稿倘或有可取或可译之处，或许得益于清晨平旦之气。”在罗新璋，这已是难得的自诩之辞。

    当时《红与黑》已有赵瑞蕻、罗玉君、郝运和闻家驷等多个译本，且流传甚广。许渊冲的译本也在1993年出版。柳鸣九说：“我生平有一志，只想译出《红与黑》来，但得知他（罗新璋）在翻译后，我心服口服，从此断了这个念想。”

    在世界范围内，直译与意译间的冲突是永恒的争议。反映在《红与黑》的多个译本上，许渊冲、罗新璋等人成了“归化派”的突出代表。得傅雷思想精髓的罗新璋一直牢记：外译中，是将外语译成纯粹之中文，而非外译“外”（译成外国中文）。这点颇深入人心，但他认为文学翻译也是艺术创造，而在翻译上，“精确未必精彩”，则激起了不同的声音。

    另一方面，受利益的驱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面上外国名着滥译、抄袭现象频出。当时在南京大学外语学院任教的许钧有感于此，希望能铸造一个既科学又艺术的尺度，促成积极健康的理论发展和高质量的译本出现，因而发起了有关《红与黑》中译本的大讨论，不料却激起了一次中国范围最广、影响深远的翻译争鸣。

    

    1996年4月，罗新璋、余光中、金圣华和许钧，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外文中译学术研讨会上。图/许钧提供

    在许钧撰写的《是否还有个度的问题》这篇文章里，他指出罗译不拘泥于原文，句子短而句式精，词汇色彩浓烈（有的甚至比较华丽），“朝译夕改，孜孜两年，恐怕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花在用语‘求工’上。”

    他以“Placécomme sur un promontoire élevé， il pouvait juger， et dominer pour ainsi dire l’extrême pauvreté et I'aisance qu'il appelait encore richesse.”这句为例——

    郝运译为“他好像是立在一个高高的岬角上，能够评价，也可以说是能够俯视极端的贪困，以及他仍旧称之为富有的小康生活”，罗新璋则译成“他仿佛站在高高的岬角上，浩魄雄襟，评断穷通，甚至凌驾于贫富之上”。

    许钧认为，“浩魄雄襟，评断穷通”这八个字虽然气势不凡，但用于传达似乎有些失度，与原作质朴的文字不甚相符。

    翻译家罗国林也曾问过罗新璋：这句未免过分雕琢了吧？罗新璋回答说：“那是为了避免与以前的译本雷同。”罗国林则认为这恐怕是一种刻意的追求。

    但参与各方都能开诚布公，就事说理，来来回回中并不“夹枪带棒”。罗国林记得，在北京参加亚洲翻译家论坛会议之余，许钧约他去许渊冲家聚会，罗新璋和施康强也在。“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聚会，因为许钧公开批评过罗新璋、许渊冲所译的《红与黑》，尤其撰专文批评过罗译本，而这一次他带着尚未发表的新批评文章来，请许罗二位过目，当面征求意见。批评者和被批评者聚在一起，有友好诚挚的倾谈、严肃认真的探讨，也有慷慨激昂的争论。（殊为难得）”

    当时许钧和团队还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向社会发出了一份调查问卷，询问读者对于不同译本的喜恶和看法。回收的316份问卷结果显示，大多数读者比较喜爱与原文结构较为贴近的译文。对于许渊冲把《红与黑》结尾的Elle mourut（直译“她死了”）译成“魂归离恨天”，读者给的票数为零。

    在多个场合，个性张扬的许渊冲都对许钧直言，舆论引导在先，读者调查在后，有“误导”之嫌，对“化派”不公。许钧坦承，自己虽没有“误导”，但内心确实主张译文不要离原文太远。

    “是夸大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赋予自己以更大的‘创造'自由，还是实事求是地对待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尽可能采取既不背叛原作，又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的手段……达到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的一种动态平衡呢？ 这是我希望带给大家的思考。”

    较之许渊冲一贯的“大炮”做派，罗新璋相对温和。“我们相差十几岁，但他对我们非常平等。有什幺观点都摆到桌面上来说，少有那种文人相轻的酸味。”许钧说。

    不过，从罗新璋1995年致许渊冲的一封信里，也可见他的心境：

    没有创造力的译文，总没有生命力。生命就是创造，创造，才是生命。“魂归离恨天”，曲终奏雅，译得好，我就没想到。想到，我也会用上。但据许钧说，这句得票等于零！不得票，难道就不好？！求le plaisir du travail bien fait（凡事精益求精），心安理得，自得其乐，可也！

    笔名“槐荫诗话”的读者卫建民曾当面告诉罗新璋，“读您的翻译，好像是读典雅的中国小说，外国味全蒸发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翻译家余中先也表示，自己和罗新璋在“怎幺化”这点上有分歧，但丝毫不影响两人交流。许钧慨叹，那样热烈而纯粹的全民学术交流，现在很难重现，但在法语文学翻译界，这种平等开放、没有门第资历之忌的氛围却一直沿袭至今。

    罗新璋常笑言自己“一事无成”，屡屡说“我是一个没有什幺译作的译者”（un traducteur sans traductions）。而熟知他的人都说，他把精力全花在了已有作品的精打细磨上。

    他喜欢莫洛亚，行文也力求“简练、贴切、明晰”。主张“惟pléonasme（同义迭用）之务去”，对新词俚语从严把关，宁用正宗的 au contraire（介词短语，意为“反之”），而不赶时髦，取par contre之类习语，抵制barbarisme（不规范），以致法国人都称其为语言使用上的“纯正派（le puriste）”。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黄荭说，自己是个“大而化之”的人。罗新璋既欣赏她的文采，也会毫不留情地挑她文中的错漏，并一一记下来，叮嘱她有机会再版务必修订。他感慨现在的年轻人“的的不休”，语言平淡且拖沓啰唆。在他看来，作家也好。译者也罢，语言凝练是一种基本美德。罗新璋对自己也如此。他寄给年轻一辈的本人译作，常常会用铅笔标注出自己改动的地方，或把法文原文写在旁边，注明为什幺这样翻译、有怎样的心得。

    “我写文章喜欢一气呵成，喜欢保持灵感降临时最初的样貌。但罗先生认为，再‘灵’的灵感也需要打磨抛光才会臻于完美。”黄荭说。

    上世纪8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编辑陈应年请罗新璋编一本《翻译论集》。罗新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里泡了四个月，从《周礼》中的象胥诵训、支谦的“因循本旨”、经道安的“案本而传”， 到鸠摩罗什的“文虽左右，旨不违中”，结合傅雷“神似说”和钱锺书“化境说”等，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对中国传统译论做出了线索性、规律性的总结。许钧指出，这本《翻译论集》明确提出我国自成一体的翻译理论，具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比他人至少早30年。目下，这本书依然是各高校外语和翻译专业学生的案头必备之物。

    

    

    罗新璋与袁莉

    此后兰州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请罗新璋去讲学，也正因此书是他们必读参考书。罗新璋感慨：自己“在社科院外文所16年，兢兢业业，广读法国作品，却治学无成，不意偶然编了一本《翻译论集》，却成了安身立命的依凭”。

    在他看来，自己1979年“偶然”写了一篇谈傅雷翻译的文章《读傅雷译品随感》，被陈应年偶然看到，才促成《翻译论集》项目。而那篇随感能写出，最硬的凭证是傅雷谈文学翻译的那封信犹存。“而原信真迹（在1960年代的）瞬息之间几乎就要毁去。这偶然却仿佛在冥冥中铸就了我的命运。蝼蚁浮生，一辈子无非也像做翻译那样，在‘过’与‘不及’之间做人、做事、做文章”。

    在台湾师大担任客座教授期间，罗新璋又一次沉浸在图书馆，专为青年外语学人编了一本《古文大略》，收入180篇经典之作，其中特别收录了一些有利于增强人格涵养的文章。“或不及孔明之能见其大，不逮靖节之能得其深，但略知粗解，依旧能览而有得，诵而有趣。”

    他对这本书投入心血，因此在把书稿交给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宋文涛时也比较自信。宋文涛读稿时指出了一些错处，没想到罗新璋非常高兴，还向他表示感谢。宋文涛叹服道，“真的应了韩愈那个话，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法语书编辑黄凌霞说，“老爷子一辈子向往人文社，却终不能至”。他常常会对她说，“我羡慕你在这儿工作呀”。罗新璋不仅鼓励她做好编辑，介绍她听古典音乐，还时常分享教育孩子的体会，向她推荐卢梭的《爱弥儿》。

    《红与黑》罗译本问世后，盗版层出不穷。罗新璋坦然以对。“他说‘人生五十愧无功’。我也没什幺知识产权可言，让他们去盗，无所谓的啦。君子成人之美，人生里谁没有un mauvais quart d’heure（一时的低潮）？”复旦大学法文系教授袁莉从罗新璋那里获益良多。“他教育我不要争名逐利，安于淡泊。也不要泄气，尽力把自己的事做好。”

    爱听浪漫派的罗新璋，曾经寄给袁莉他录制的傅聪弹奏肖邦的磁带。

    “他在信里提到，今天晚上难得有闲，关灯听音乐。可是他生命中，悠闲的时刻太少，日常的生活太琐碎。”

    在谈及健康、金钱、荣耀和享乐这些问题时，罗新璋告诉袁莉，做学问和做翻译一样，要有才，不仅是才气的才，“傅雷家有四百亩良田，都败光了才培养出一个翻译家和一个钢琴家。”

    虽是笑谈，却也带着一丝生活的苦涩。

    

    2003年，罗新璋与杨绛合影。图/金圣华提供

    罗新璋的夫人高慧勤是资深日语翻译家。2008年她去世后，罗新璋除了不时和女儿罗嘉见下面，基本是一人独居。袁莉觉得，罗新璋多少是有点受家务所累的。他多次表达过对柳鸣九家中雇有保姆，能够心无旁骛投身翻译的羡慕，还劝袁莉在生子之后也要请保姆，认为这才是明智之举。“他把自己比作家中男仆，还笑说，（一般保姆）哪有L’Academie chinoise的男仆干得细致？”

    罗新璋喜欢旅行，认为真正的学问要从生活中来，常劝人能走路就不要坐地铁。曾经走路健步如飞，还常跑到年轻人前头，“趁人不备”偷偷抓拍许多张照片，回头洗了寄来。十多年前，武汉大学开加缪研讨会，会后罗新璋颇有些难为情地向袁莉承认，自己是被轿夫抬上武当山顶的。“他说，唉，人老了真是先老腿。对他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

    2017年，罗新璋骑车摔了一跤。再过两年，状况更差，终于请了保姆。

    一次袁莉从上海去北京，给罗新璋打电话没打通，回去后给他发消息。不久收到回信：“在京，动手术成废人，接电话慢，勿电，无言可告。”

    “我想他心里头很苦。”收到短信的袁莉，难过了许久。

    以前一到秋天，罗新璋去上海看弟弟，都会找机会和老友们聚会，一起品尝大闸蟹。2019年秋，袁莉给罗新璋寄了一筐大闸蟹。罗嘉回信，表示父亲希望好转后，能到上海面谢。

    不料，再无重聚机会。

    罗新璋素来欣赏他的好友李恒基。李恒基翻译过法国诗哲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名作《狼之死》，诗中公狼为保护母狼和幼崽，中弹之后，依然保持着坚忍与高傲，不吭一声，默默死去。

    “《红与黑》里的于连内心崇拜拿破仑，其实那份豪情、少年意气乃至狷狂，在罗先生身上也是有的。拿破仑说，人是为荣誉而生。罗先生也说，如果没有这种dignité（尊严），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死亡。”袁莉说，“我不知道罗先生最后的两年是什幺状态，但我们绝对尊重他。他虽然感叹自己曾遭命运不公，但从不向命运低头，也没有过怨戾之气。”

    据袁莉和朱穆透露，晚年的罗新璋曾计划研究钱锺书杨绛夫妇，想过编写类似《傅雷翻译二百句》、《钱锺书杨绛翻译××句》这种给高校学子的教材。“他还在信中表达过，他读过法国最好的一个《拿破仑传》的版本，说希望和我合作翻译，因为他从零开始有点吃不消了。”袁莉说，很遗憾罗新璋的这个心愿没有达成，看起来他已经无力再去接手大部头的翻译工作了。

    在接受采访的中青年译者眼中，罗新璋、许渊冲、周克希这一代的老翻译家，坦诚直白，有什幺说什幺，都是心口如一的谦谦君子，“从来没把自己当专家权威，而是和我们真诚地对话。”许钧、余中先等人强调，“这一辈人的逝去虽然让我们感伤，罗新璋这样古文造诣极高的翻译家也很难再复制，但欣慰的是，法语翻译界从未断层，年轻译者亦有自己的优势。许多人能译，能写，能评论。他们也会奉献出符合当下读者趣味、有个人追求的好译本。”

    （参考资料：罗新璋着《罗新璋译文自选集》《译艺发端》《艾尔勃夫一日》《翻译论集》《古文大略》，许钧主编《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金圣华对罗新璋的访谈等。感谢所有受访者对本文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