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回：“过去”的梦魇

    康宁　曹际昂

    

    《一念无明》改编自香港真实的新闻案件，在现实与回忆的纠结博弈中呈现一个焦虑症患者的生存困境。这部影片在2013年入围了“创意香港首部剧情电影计划”，获得电影发展基金拨款资助200万港币，尽管拍摄只用了16天，却斩获很多重要奖项。2016年获得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男配角；2017年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新晋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等多个重要奖项。

    影片最明顯的特征，是通过闪回的手法让“过去”像岸边的潮水一样一次一次涌上沙滩冲刷着并不牢固的现实堡垒。现实的堡垒不断重建又不断被摧毁，终于在巨大的仇视排斥的负面浪潮中放弃搭建，背离人群。

    一、 父亲的故事、母亲的故事、阿东的故事

    电影《一念无明》中，一次次闪回着“过去”这个梦魇，毫不留情地展示给观众“过去”对“当下”造成的毁灭而不可逆的伤害。“过去”与“当下”始终存在着种种隐喻与关联，“过去”是一场噩梦、是枷锁与心魔、是所有痛苦的源头，它始终消极影响和破坏着“当下”，从而阻挡人物去重建现在与未来。

    对于主人公阿东来说：过去是“母亲的故事”，当下是“父亲的故事”。

    母亲的形象作为过去故事中的主体，始终存在于每一幕闪回中。母亲与过去，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隐喻与互文。母亲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生命的源头，是血脉相连、不可改变、不可消灭的。如果母亲不曾存在，我们也不会存在。若在影片中将母亲与“过去”对应起来，便很容易分析出“过去”对于主人公的意义。“过去”是主人公血脉与生命的源头，他的生命便是由“过去”赐予的，就算他弑母，杀掉了母亲的肉身、杀掉了“过去”的意象，可“过去”的精神却仍旧通过回忆一次次侵蚀着他，他无法逃避。母亲与“过去”正是他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当主人公试图否定与杀死过去时，也正是在杀死自己。所以从根源上来说，“过去”在影片故事中以母亲的形象出现，从根本上就不可能被“消灭”或“忽视”。

    “当下”的时空是“父亲的故事”。在主人公阿东生命中一直缺席的父亲，成为了“当下”故事的主体与意象，父亲与阿东几乎没有共同的过去，他在阿东幼年的生命阶段是空白的，对阿东情感上是理亏与愧疚的，父子间脆弱的联系也才刚刚开始建立。当父亲的形象与“当下”对应起来时，看到了“当下”的脆弱与苍白。至于父亲从结婚起就一直被母亲怨恨、责怪，最后不得不一走了之，可以说正是“过去”对于“当下”的打压与驱赶，以及卑微的“当下”在强大的“过去”面前的无能为力，最终落荒而逃。通过母亲与父亲形象的对比，可以清楚看到“过去”与“当下”的力量悬殊，以及两者对主人公生命层面上不可同日而语的影响力。当下在过去面前始终微弱，甚至不值一提。

    主人公阿东作为父亲与母亲结合的产物，亦成为这两个故事即过去与当下的纽带。他身上的躁郁症正是过去与当下割裂的体现。导演将过去与当下的分裂和冲突，直接表现为一种真实的精神上的疾病。阿东在精神病院中治疗的这一年，是这个故事中过去与当下的过渡时段，而它在影片的能指时间即讲述本身中未曾表现，呈现出的只是空白。影片开头，父亲询问阿东是否痊愈后，得到的医生模棱两可答复：“留院已没作用，医院病床也有限……”也让观众明白了阿东的躁郁症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治愈。显然，从一开始，过去与当下的割裂就未曾接合，它成为了一个伤口、一个鸿沟，始终横在那里，让人物无法迈过。之后的一次次对过去的闪回，不过是主人公数次想跳过这个鸿沟的尝试，可均以失败告终。

    在这个故事中，“过去”作为一场噩梦，既作为美好的回忆，又作为痛苦的源头，几乎就是整个故事的命脉。而如何去面对“过去”，也成为了导演抛出的一个命题。影片后半段，我们看到能解决“过去”这个心魔的途径一一被摧毁：医院、宗教、爱人、社会，他们都对此都无动于衷，亦或是无能为力。最终，只有作为“当下”意象的父亲勇敢站了出来，与主人公一同去面对“过去”，面对这场噩梦。“当下”成为了唯一的解药，也是导演给出的唯一解决途径。

    二、 闪回：开启“过去”的开关

    《一念无明》影片的叙事结构呈现着“过去”与“当下”并行，两者分别完成了各自独立时空的叙事，同时又合并成一个相互观照且有互文关系的完整影片叙事。整部影片由将近60个叙事段落构成，其中闪回的“过去”段落有10个。这10个段落成为了某种“机关”，不仅开启和连接着“当下”的叙事，更成为了故事叙述与人物心理的双重高潮点。具体的10次闪回详见下图：

    通过上图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主人公每一次跳进“过去”，都是在“当下”受到了攻击或冷遇。无论是从刚开始阿东屡屡陷入了孤立的环境中，以至于他为了逃避“当下”而躲进“过去”；还是后来他受到来自父亲及未婚妻的攻击、怀疑与仇恨，使他在“当下”重重碰壁，他都是被“当下”打击后，躲进了“过去”这个避风港。

    而“当下”有所好转时，也就是影片进行到40%到60%的这个阶段，阿东开始尝试去重建“当下”。他与父亲达成了初步的和解，二人一起去给母亲扫墓。扫墓可以看作一个意象，即阿东选择与“过去”告别、埋葬过去。至此的一段时间内，“过去”不再闪回到电影的叙事中。阿东专注于“当下”，排除了“过去”的干扰，获得了短暂的幸福。在这段时间内，是电影中难得平静温馨的时光，阿东努力找工作、在露台上种西红柿、与父亲和睦相处，甚至找到了未婚妻Jenny，似乎他正一步步回归正常生活，躁郁症也没有复发，仿佛迎来了新生。可以说是“当下”的稳定与平静让阿东不再回忆“过去”，也可说是阿东选择埋葬“过去”，使“当下”回到了正轨。

    然而，幸福的“当下”是那么短暂。当未婚妻Jenny充满仇恨对着阿东大喊“我真的很恨你”时，现实再一次急转直下变的糟糕时，阿东意识到“过去”无法被忽视、无法被原谅。于是，“过去”的闪回段落开始再次频繁出现于叙事中。影片后半段，每一次“过去”的闪回结束，“当下”的情况只会变得更加冷酷而沉重，现实在我们眼前不断恶化着。“过去”每每成为了压垮“当下”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对“当下”的摧毁是致命的。而“过去”不仅阻挡着人物去重建“当下”，还同“当下”一起挤压、折磨着人物的心理空间。主人公阿东也终于在这样的步步紧逼中旧病复发，彻底崩溃。至此，“当下”由于“过去”的不断强行插入，全面崩塌。

    而“过去”作为碎片化的存在，对于人物的影响也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主人公遭到现实攻击后期望回到“过去”，以获取短暂的温存与安慰。另一方面，“过去”也是主人公噩梦的源头。每当回忆到了“过去”中的痛点，多半即阿东与母亲冲突的最高潮，叙事便会戛然而止。这个属于“过去”的痛点，由最初母亲不断叫嚷“我真的很痛啊”；到其对阿东的责骂、殴打；再到最后阿东弑母的那一刻，痛的情绪不断累积、攀升。影片通过不断重复一个缓缓从门缝中流出血水的特写镜头，间接表现了对这个痛点峰值的不断攀爬与触碰。而那个痛点的峰值——“弑母”，正是阿东一直试图回避，最终使阿东旧病复发、精神崩溃的临界点。从前文的分析中，若将“母亲”作为“过去”的意象，显然，使得阿东精神崩溃的根本原因正是自己曾亲手斩杀、消灭了“过去”。他为了“当下”，曾经杀掉“过去”。可杀掉“过去”的这个动作，如今却成为了阻碍着他能活在当下的最大心魔与梦魇。

    三、 回忆即伤害

    阿东从精神病院出院之后，不得不直面的是亲情扭结以及由此引发的痛苦打击。幼年缺席尽管回归却处处无措的父亲、病态偏执跋扈暴虐的母亲、被父母偏爱却选择遗弃父母和故土的弟弟，对于精神重压之下陷入遭遇的哥哥阿东而言，都是血脉相连撕扯的痛。对于他而言，每一次回忆，都是伤害。

    每个人都来自过去的岁月，“我们曾经是谁”决定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将会成为谁”，永恒的消逝的时间除了证明曾经真真切切实实地拥有过，也展示出成长的痕迹、始终支撑着我们的传统和每个个体历史的根源。过去是我们唯一把握得到、也永恒存在的东西。[1]记忆在瞬间生成，又绵延久远，它使过去澄明于现在，又将未来置放在现实中考量。[2]

    一般情况下，对于过去的叙述是重新体验时间，试图在现实与过去的碰撞、缓冲和协调之中找回自我发展的统一性、连续感。然而，影片中并非如此，让人倍感遗憾的是，主人公的经历——在过去的崩坏和破碎，直接导致了现实的混乱和无序，更无法承诺一个正常的未来。现实与过去的碰撞加剧了主人公的负面情绪，无法帮其找回自我发展的统一性，而人群的反应又助推了这种割裂，演变为主人公本身发展的最大障碍。

    当对过去的缅怀无法成为一种救赎，那不可避免地便成为一种伤害。旧日里没有梦想，更没有别人所拥有的单纯安逸，怀旧的主题每一次回到过去都是加重伤害。不仅加深了伤口，而且增强了与当下现实的疏离。一次一次的返回，直接加重了現实世界对自身的异己感。当紧张疲惫的身体游移于过去和现实之间，加重了紧张和伤害，更无法拥有未来。

    怀旧的时间意识和认同功能在主人公的世界里在现代矛盾的催逼下，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被进一步深化，与真实的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产生了更大的距离，使得怀旧者本身更排斥当下，更无法进入一个可能平和的未来。

    影片中主人公最大的问题是，回忆所带来的伤害如此强大，以至于无法克服“对本体的安全和存在性焦虑”，无法在充满冲突与排斥的现实社会中对自我重新定位，不断地反复地重新回到过去，一次一次地重新受到伤害，回忆对现实是切割般的破坏。破坏的是现实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残存的只有一丝与过去痛苦深渊中的自己的统一性，无法挣脱与救赎。

    四、“我”与“我城”的困局

    影片中身陷困局的“我”，既是一直被过去与回忆牵绊纠缠的香港人，更是在“当下”这个语境下仍处于探索与迷茫期之中的香港。影片特殊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是创作者理解和展现社会的方式，它呈现出某种潜在于其文化结构中的矛盾，并提供了想象性的解决。很显然，《一念无明》的导演黄进选择用“过去”与“当下”这一对相互对照且互文的时空概念建构起整个故事，展现着故事中的世界，审视与理解着真实的香港社会。

    香港，长久以来就是一个迷失的地域。“在这个明显缺乏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的异己性空间里，逼仄的旧楼棚户和拥挤的车流人流并置，喧嚣的舞厅赌场与纷乱的街道市井并存，一系列的歌女、浪子、侠客、阿飞、弃儿、疯妇形象出现在银幕上，用他们的歌声、身体、感情和泪水见证着香港社会的巨大变迁，表现出香港民众深藏于心的无母之痛、失家之恨与去国之哀。”[3]

    这样的迷失，在CEPA签署之后的香港本土电影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尤其合拍片盛行，香港本土电影在面对巨大生存压力的今天，香港性与本土性的坚守和港味身份的保持，成为香港本土电影内在的叙事动力。现实题材成为本土电影最易选取与提炼的根基和来源。这些影片“大部分都是关于香港的题材，呈现出了以个体关怀为主的港式人文理念，且关注当下香港社会中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的真实心态，意图从生活方式或文化身份的角度观照香港社会及变迁历史，抒发本土情怀”。[4]

    《一念无明》拍出了一种封闭、没有出路的氛围，不止关注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更是着眼于整个城市的悲凉现实，反映的不单是唯利是图的社会冷漠无情，不单是公众对于病患的歧视与排挤，不单是住房、医疗、社会保障与单亲家庭中的各种问题，更是年轻一代对当前香港困境的焦灼与思虑。[5]影片整体的调子哀愁，折射出对香港的缩影和香港人的身影。

    更难能可贵的，影片同样展开了对于香港“过去”的思考，亦或是港人该如何面对这份“过去”的思考。香港的过去混乱而漂泊，其中既有耻辱也有辉煌，港人对于自己的“过去”情感之复杂，与影片中人物对于过去的情感何其相似：一方面沉浸在过去的美好中无法自拔，一方面又被这个沉重的枷锁困住而无法前行。香港社会面对现在这样一个后九七的、全新的“当下”环境，究竟是该完全割断自己的过去，还是任由过去将自己吞噬折磨？影片似乎给出了答案，即与“当下”并肩战斗，勇敢面对和治愈“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