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的由来

    况兴芬

    在丰台区档案馆馆藏中，有两册由孙宝权先生捐赠的藏书——《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第七册和第十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为明代董其昌所编辑。董其昌是明代的书画名家，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官至礼部尚书，卒于崇祯九年（1636）。

    明万历皇帝庙号神宗，天启二年（1622）董其昌负责编修《神宗实录》。当时的董其昌很想有所作为，报效朝廷，于是埋头于先朝的奏疏中，广搜博采精心编辑出《万历事实纂要》三百卷。其后，又把《万历事实纂要》三百卷中凡是关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的留中之疏汇集成《神廟留中奏疏汇要》。这部书在完成之初广受好评，董其昌认为所选的都是议论时政的精鉴，具有很高的借鉴参考价值。作为身历四朝的老臣，董其昌亲眼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他认为《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可为后事师。”然而，这部书的命运多舛，在明朝一直未曾刊行，到了清朝，由于其中的很多地方称女真为“东夷”，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忌讳，更是惨遭禁毁，被隐没三百多年，直至民国才得以面世。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书名中的“留中”是什么意思？“奏疏”又为何要“留中”？让我们走进历史细微处，解读《神庙留中奏疏汇要》背后的故事。

    奏疏是中国古代文书的一种，又称奏议，是封建社会臣僚向帝王进言使用的文书的统称。奏疏文种的名称在各个朝代有不同的称谓，明清两代有题本、奏本、表、笺、启等，康熙朝后普遍使用奏折。各个衙门以本衙门名义呈送的称为“题本”。题本中的内容大多属于例行公事，很少引起争执。以个人名义呈送的称为“奏本”。奏本所呈奏的事项在呈奏者的本职之外，因为属于个人的批评或建议，所以事先不必通知自己的上级，也不必另备副本。奏本由呈奏者自己送到会极门，由管门太监接收。因此，奏本的内容在皇帝批示并送交六科廊房抄写公布以前，别人是无从知晓的。而能在全体臣僚中引起震动的奏疏，就属于奏本这一类。

    所谓“留中”，就是皇帝把臣下的奏疏留于宫禁中，不交议，也不批答。关于留中制度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三王世家》：“四月癸末，秦未央宫，留中不下。”汉武帝刘彻“留中不下”似乎是故作姿态的需要，但留中的作用却不止于此。对皇帝而言，对那些不能批答、不宜批答、不想批答的奏疏，留中就再合适不过了。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中那些被留中的奏疏，却是明神宗朱翊钧消极怠政的产物。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年号万历，庙号神宗，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10岁的朱翊钧年幼登基，张居正辅政，万历前十年创造了明朝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军事较为强盛的时期。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此时，年轻的万历皇帝也曾想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可现实却让他越来越厌倦，渐渐变得消极起来。在其执政后期更是荒于朝政，为了免受“黎明即起，万机待理”的早朝之苦，竟将日复一日的早朝改为三日一次，每逢三、六、九日早朝，后来仍觉麻烦，索性再不早朝。这样一个懒皇帝，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自然头疼，一些官员为投其所好，当皇帝报怨奏疏看得头疼时，就趁机建议将臣子的奏疏留中不发，说什么奏折其实看看就行了，没必要什么都拿来出示外廷。万历皇帝听后，正中下怀。从此，他就把那些地方官员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奏疏和颜悦色地收上来，然后理也不理地搁在一边，日复一日，奏疏堆积如山，他却在一旁乐得清静快活。这些奏疏出示外廷往往会引起争论，而留中搁置不回复就会减少许多麻烦；而且上疏的地方官一心惦记着他们的奏疏，惴惴不安地等着答复，也不敢生出别的事来。这就是万历帝“留中奏疏”的由来。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万历皇帝消极怠工或许不仅仅是懒惰这么简单，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对现实的不满。无论是因群臣反对其废长立幼的不如意，还是在张居正事件之后对官员之间种种告讦争斗已经不感兴趣，且其优柔寡断的性格又使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采取对一切漠然置之的态度。

    明万历朝奏疏留中萌发于神宗初政时期，万历中期以后越发严重，因而万历后期社会矛盾重重，整个明王朝也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万历皇帝死后24年，李自成攻破了京城，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明史·神宗本纪》指出：“明之亡，实亡於神宗。”

    作者单位：丰台区档案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