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下《奇葩说》的多元价值狂欢
摘 要 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众多综艺节目涌现。《奇葩说》自播出以來，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的追捧和喜爱，一度成为网络现象级话题的制造者。文章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解析该节目的网络文化特征，通过分析其儿童化语境、对严肃辩论的解构，以及辩题意识形态的传递等来实现精英主义的解构和多元价值的狂欢。
关键词 网络综艺；《奇葩说》；后现代主义；多元价值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5-0144-02
娱乐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文化，是沉淀的结果。把文化当作目的去追求，是崇高的，但在网络综艺节目制作上是本末倒置的。在数字化生存模式的今天，网络综艺节目作为一种新型文化媒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符号化的方式展现时代的情绪。
《奇葩说》是中国首档说话类真人秀节目，作为一档创新型的语言类节目，自开播以来就烙上了网络化的特征，无论是在场景布置、话题制造、广告宣传上都掀起了广泛的热议。
1 儿童化语境带来的狂欢
在网络文化中，儿童化语境成为了一种趋势。人们在说话时把自己设定为口无遮拦的儿童，言语任性、缺乏规范、不讲究分寸。儿童情绪化、易喜怒的特征在《奇葩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1 狂欢的辩论
在《奇葩说》中，严肃辩论里夹杂着诙谐的成分，仿佛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而诙谐是狂欢节的本质，巴赫金在“狂欢化”理论中解释了这一点。
他表示狂欢节中的诙谐要符合三种特征：首先，它要是全民性的，需要“普天同庆”；其次，它要以万事万物取笑，包括笑自己本身；最后，这种诙谐是自我矛盾但正反同体的“它是欢快狂喜的，同时也是冷嘲热讽的，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幼稚化的表达和儿童化的语境更容易引起众生狂欢。这种狂欢反映着后现代的文化特征“颠倒文化的原有定义，反对传统标准文化的各种创作原则，通过各种眩目的符号、色彩和光的组合去构建使人唤不起原物的幻象和影像，满足感官的直接需要。”《奇葩说》的现场构建了儿童化语境，提供了狂欢的场地。
1.2 儿童化语境
《奇葩说》的场景造型、主持人嘉宾的服装，都带有明亮的色彩，卡通的形象和夸张的造型仿佛回到了学龄前儿童的幼稚园。
男嘉宾肖骁、姜思达，甚至“马晓康”全都穿上了裙子，中年女嘉宾头上的少女发饰，中二风格的西装搭配领结，现场标志性“张杨的大嘴”等，节目中的一切都被符号化了，而符号化的过程就是新兴文化传播的方式。
现场布满丰富的线条，180度半包围的形式下包含了直线、曲线、斜线、波浪线等，如同一个幼稚园的活动场所。在明亮的色彩下，从嘉宾到主持人都沉浸于童言无忌的说话和行为状态，时而悲伤哭泣，时而兴奋跳脚，也并无违和感，更容易达到狂欢的境界。每一期节目都是围绕某一主题的狂欢。这种狂欢带着对高雅、对权威、对中心的解构，将人的审美心理还原到一种最本真、最原始的状态，大众传播带给人们生活的这种狂欢，是一种消解和宣泄。
2 辩论的多元价值体现
传统严肃辩论的传播大多是通过现场和录像，很难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除了参与和欣赏的智力门槛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竞技比赛，忽略了选手个性，缺乏共情。
2.1 对严肃辩论的解构
《奇葩说》以辩论为核心，它的优势和突破都在于它强调个性化，和情感化，将严肃辩论和综艺感十足的怪咖相结合，用逻辑作为主线，将情感（泪点、笑点、痛点）作为火花穿插其中。允许和鼓励选手充分展现个人特征，而个人的优势和弱点也一览无余。
传统严肃辩手拥有强大的智力和知识储备，他们严格遵守规则和套路。但在《奇葩说》中，规律被打破，用脏话手舞足蹈地辩论，使得“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毫无意义。后现代语境下，《奇葩说》表达了对抗现实主义的文化精英主义的观念，这与“坚决反对将高雅文化与群氓文化对立起来的话语”不谋而合。
2.2 辩手的多重身份
《奇葩说》中，不同的辩题也针对了不同个人背景和经历的辩手。
百亿公司女总裁刘楠“贵气逼人”，被称为“活的名媛”，她的学历显赫，同时也是一位母亲。节目中“是否愿意做单身妈妈？”“在职场要不要做邀功精？”辩题中，她便分别从母亲的和总裁的角度阐释。
臧鸿飞，是一位四十多岁未婚的愤怒追梦摇滚歌手，一头脏辫和朋克装，说话紧张就口吃。他对于“婚礼真的有必要吗？”以及“不靠谱的梦想该劝阻吗？”等关于婚恋、梦想类辩题拥有着强烈的倾诉欲望。“婚礼是一个大型、尴尬、荒谬、自相矛盾、自嗨的私人举办的庙会。”，节目中臧鸿飞脱口而出的这句话赢得无数跑票。
不同的人携带的价值观被公之于众，自己的性取向、价值立场、人性中的善恶都被拿到台面上来说。其多元价值观的冲撞，便是当下后现代语境下网络综艺节目的缩影。
在脱下绝对价值面纱之后，多样的价值观念被大众所喜欢。在辩手中，有女团成员，年轻能歌善舞的傻白甜马剑越；有民生单身女记者，接触最多的男人是市民王先生的董静；有大学教师，爱和正能量的代言人陈铭；有黑暗系女王，犀利毒舌的马薇薇……辩手多重的身份，也真实地象征着不同种类的人从不同角度带来的价值观冲撞，建构了新秩序，促进人的思想的自由流通，成为节目的意义。
2.3 多重主体立场
《奇葩说》里无论是范湉湉煽情动人的故事演绎，马薇薇直接而冷酷的发问，周玄毅的脑洞与哲学思维，还是黄执中的理性与深度，都是用不同话语技巧的阐释来获得意义的，海报宣传语“不是什么人说什么话，而是说什么话是什么人”也将话语放置于高位。
从受众的角度而言，“高学历年轻人”是《奇葩说》的目标受众，这与绝大多数网络综艺节目的目标受众不同，其“60、70后请在80、90后陪伴下观看”的标语也打破常规认知。如同马东所说，网络综艺节目的作用不是追求最前沿，最精端，那是精英感兴趣的问题。网综起的作用则是传播，让没有接触的人接触到，让所有不同的观点在同一平台上表达，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消解，将高雅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消解。
包括评判胜负的规则也是对于权威的颠覆。与传统严肃辩论比赛相比，辩论的胜负并非由专家评审决定，而是将现场观众的跑票数成为衡量标准。随机的变动解构了以往传统的规律性，一切的决定被娱乐和游戏化。这与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不谋而合，“因果性和规律性为偶然性和机遇性所取代，休闲和消费优于生产，娱乐和游戏取代规则化的组织化的活动，生活形式日益多元化，社会风险性增高。”
现如今，随着网络综艺节目受众的迅速增长，不单一而封闭的文化环境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后现代大背景下人们对于娱乐的需求，对差异和个性的推崇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奇葩说》的出现与网络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理念异曲同工。
多元的内容和价值观念使得大众传媒的强大和受众的软弱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在网络传播中渐渐消失，解构了传统的传媒观念，让多元价值在网络平台中狂欢。
参考文献
[1]Storey，John.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2009.
[2]Morris， Meagha， The Pirates Fiancee： Feminism， Reading， Postmodernism， London：Verso，1988.
[3]冯俊.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M].佟景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董彦君.媒介建构观下《奇葩说2》的意义与阐释[J].青年记者，2016（5）：81-82.
[7]王珩宇.网络自制剧的受众使用与满足研究——以《奇葩说》为例[J].新闻研究，2017（2）：65-67.
作者简介：张琳悦，硕士研究生在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
关键词 网络综艺；《奇葩说》；后现代主义；多元价值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5-0144-02
娱乐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文化，是沉淀的结果。把文化当作目的去追求，是崇高的，但在网络综艺节目制作上是本末倒置的。在数字化生存模式的今天，网络综艺节目作为一种新型文化媒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符号化的方式展现时代的情绪。
《奇葩说》是中国首档说话类真人秀节目，作为一档创新型的语言类节目，自开播以来就烙上了网络化的特征，无论是在场景布置、话题制造、广告宣传上都掀起了广泛的热议。
1 儿童化语境带来的狂欢
在网络文化中，儿童化语境成为了一种趋势。人们在说话时把自己设定为口无遮拦的儿童，言语任性、缺乏规范、不讲究分寸。儿童情绪化、易喜怒的特征在《奇葩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1 狂欢的辩论
在《奇葩说》中，严肃辩论里夹杂着诙谐的成分，仿佛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而诙谐是狂欢节的本质，巴赫金在“狂欢化”理论中解释了这一点。
他表示狂欢节中的诙谐要符合三种特征：首先，它要是全民性的，需要“普天同庆”；其次，它要以万事万物取笑，包括笑自己本身；最后，这种诙谐是自我矛盾但正反同体的“它是欢快狂喜的，同时也是冷嘲热讽的，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幼稚化的表达和儿童化的语境更容易引起众生狂欢。这种狂欢反映着后现代的文化特征“颠倒文化的原有定义，反对传统标准文化的各种创作原则，通过各种眩目的符号、色彩和光的组合去构建使人唤不起原物的幻象和影像，满足感官的直接需要。”《奇葩说》的现场构建了儿童化语境，提供了狂欢的场地。
1.2 儿童化语境
《奇葩说》的场景造型、主持人嘉宾的服装，都带有明亮的色彩，卡通的形象和夸张的造型仿佛回到了学龄前儿童的幼稚园。
男嘉宾肖骁、姜思达，甚至“马晓康”全都穿上了裙子，中年女嘉宾头上的少女发饰，中二风格的西装搭配领结，现场标志性“张杨的大嘴”等，节目中的一切都被符号化了，而符号化的过程就是新兴文化传播的方式。
现场布满丰富的线条，180度半包围的形式下包含了直线、曲线、斜线、波浪线等，如同一个幼稚园的活动场所。在明亮的色彩下，从嘉宾到主持人都沉浸于童言无忌的说话和行为状态，时而悲伤哭泣，时而兴奋跳脚，也并无违和感，更容易达到狂欢的境界。每一期节目都是围绕某一主题的狂欢。这种狂欢带着对高雅、对权威、对中心的解构，将人的审美心理还原到一种最本真、最原始的状态，大众传播带给人们生活的这种狂欢，是一种消解和宣泄。
2 辩论的多元价值体现
传统严肃辩论的传播大多是通过现场和录像，很难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除了参与和欣赏的智力门槛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竞技比赛，忽略了选手个性，缺乏共情。
2.1 对严肃辩论的解构
《奇葩说》以辩论为核心，它的优势和突破都在于它强调个性化，和情感化，将严肃辩论和综艺感十足的怪咖相结合，用逻辑作为主线，将情感（泪点、笑点、痛点）作为火花穿插其中。允许和鼓励选手充分展现个人特征，而个人的优势和弱点也一览无余。
传统严肃辩手拥有强大的智力和知识储备，他们严格遵守规则和套路。但在《奇葩说》中，规律被打破，用脏话手舞足蹈地辩论，使得“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毫无意义。后现代语境下，《奇葩说》表达了对抗现实主义的文化精英主义的观念，这与“坚决反对将高雅文化与群氓文化对立起来的话语”不谋而合。
2.2 辩手的多重身份
《奇葩说》中，不同的辩题也针对了不同个人背景和经历的辩手。
百亿公司女总裁刘楠“贵气逼人”，被称为“活的名媛”，她的学历显赫，同时也是一位母亲。节目中“是否愿意做单身妈妈？”“在职场要不要做邀功精？”辩题中，她便分别从母亲的和总裁的角度阐释。
臧鸿飞，是一位四十多岁未婚的愤怒追梦摇滚歌手，一头脏辫和朋克装，说话紧张就口吃。他对于“婚礼真的有必要吗？”以及“不靠谱的梦想该劝阻吗？”等关于婚恋、梦想类辩题拥有着强烈的倾诉欲望。“婚礼是一个大型、尴尬、荒谬、自相矛盾、自嗨的私人举办的庙会。”，节目中臧鸿飞脱口而出的这句话赢得无数跑票。
不同的人携带的价值观被公之于众，自己的性取向、价值立场、人性中的善恶都被拿到台面上来说。其多元价值观的冲撞，便是当下后现代语境下网络综艺节目的缩影。
在脱下绝对价值面纱之后，多样的价值观念被大众所喜欢。在辩手中，有女团成员，年轻能歌善舞的傻白甜马剑越；有民生单身女记者，接触最多的男人是市民王先生的董静；有大学教师，爱和正能量的代言人陈铭；有黑暗系女王，犀利毒舌的马薇薇……辩手多重的身份，也真实地象征着不同种类的人从不同角度带来的价值观冲撞，建构了新秩序，促进人的思想的自由流通，成为节目的意义。
2.3 多重主体立场
《奇葩说》里无论是范湉湉煽情动人的故事演绎，马薇薇直接而冷酷的发问，周玄毅的脑洞与哲学思维，还是黄执中的理性与深度，都是用不同话语技巧的阐释来获得意义的，海报宣传语“不是什么人说什么话，而是说什么话是什么人”也将话语放置于高位。
从受众的角度而言，“高学历年轻人”是《奇葩说》的目标受众，这与绝大多数网络综艺节目的目标受众不同，其“60、70后请在80、90后陪伴下观看”的标语也打破常规认知。如同马东所说，网络综艺节目的作用不是追求最前沿，最精端，那是精英感兴趣的问题。网综起的作用则是传播，让没有接触的人接触到，让所有不同的观点在同一平台上表达，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消解，将高雅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消解。
包括评判胜负的规则也是对于权威的颠覆。与传统严肃辩论比赛相比，辩论的胜负并非由专家评审决定，而是将现场观众的跑票数成为衡量标准。随机的变动解构了以往传统的规律性，一切的决定被娱乐和游戏化。这与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不谋而合，“因果性和规律性为偶然性和机遇性所取代，休闲和消费优于生产，娱乐和游戏取代规则化的组织化的活动，生活形式日益多元化，社会风险性增高。”
现如今，随着网络综艺节目受众的迅速增长，不单一而封闭的文化环境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后现代大背景下人们对于娱乐的需求，对差异和个性的推崇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奇葩说》的出现与网络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理念异曲同工。
多元的内容和价值观念使得大众传媒的强大和受众的软弱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在网络传播中渐渐消失，解构了传统的传媒观念，让多元价值在网络平台中狂欢。
参考文献
[1]Storey，John.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2009.
[2]Morris， Meagha， The Pirates Fiancee： Feminism， Reading， Postmodernism， London：Verso，1988.
[3]冯俊.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M].佟景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董彦君.媒介建构观下《奇葩说2》的意义与阐释[J].青年记者，2016（5）：81-82.
[7]王珩宇.网络自制剧的受众使用与满足研究——以《奇葩说》为例[J].新闻研究，2017（2）：65-67.
作者简介：张琳悦，硕士研究生在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