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的社会矛盾及特征分析
姚亮 吕东霞 林永强
[摘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日益增多。但来自于社会结构层面的社会矛盾是基础性、深层次性的风险，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本文立足于社会结构视角，详细阐述了社会层面的各类社会矛盾，深入剖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矛盾所具有的独特性。文章最后指出改善民生是化解现阶段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矛盾；社会结构；特征；民生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6－0056－04
一、现阶段中国社会步入矛盾的凸显期
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政治体制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调整、文化价值重构等多重发展目标摆在中国面前。这些多重目标的交叉使得各种社会利益结构出现重新分化和组合，必然又会造成大量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导致社会冲突的增多。同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现阶段的中国已进入社会的高风险期，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中国都存在。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社会自身所特有的种种社会矛盾。陆学艺等指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由此引发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成为当前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
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矛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社会矛盾：
(一)社会阶层结构矛盾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就是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和精英群体间利益结盟的矛盾。
一方面，社会主要群体逐步弱势化。这些群体主要包括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等。据估算，当前全国居民低收入者以及中低收入者约占全部居民的80％多。他们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生活状况不容乐观；政治上话语权越来越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渠道有限，对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他们的政治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民主权利意识较为缺乏。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意味着三大严重后果：削弱党和政府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加政治风险；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削弱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即出现“短板效应”，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否并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状况，而是最终取决于社会底层群体的风险承受力和生活改善状况。这些群体对经济下行、生活水平下降的承受能力最为敏感脆弱，易产生消极、失望等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特定情景、特殊事件的刺激，就可能爆发较大的社会危机。
另一方面，精英群体之间开始利益结盟。精英群体主要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大群体。具体来说，它主要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人群，所占比例大约为4.7％左右。当前，精英群体利益结盟的风险已经日益凸显，“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和“官员博士化”都是利益结盟的一些具体表象。一项调查显示，有28.8％的私营企业主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为迫切。精英群体结盟的后果之一就是降低社会的流动。改革之初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相当频繁，“精英循环”的可能性较高。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变化之一就是权力阶层的优势依然保持，新兴的经济精英要么来自于“再分配”时期的权力阶层，要么与权力阶层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即出现精英的再生产。而一旦社会成员在体制内得不到正常的向上流动，就可能寻求体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来达致目的。如亨廷顿所言，“由于缺少流动机会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会挫折同政治不稳定之间便产生了联系。”精英群体结盟的另一严重后果，就是导致垄断利益和以权谋私利益的出现，并形成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垄断。这些会直接损害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引发广泛的公愤，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
(二)社会分配结构矛盾
从社会分配结构层面来看，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社会矛盾。
其一，贫富差距矛盾。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产物，但可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置来调节收入差距，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矛盾问题。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尼系数越来越高。按照许多学者的测算，中国现在实际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6，甚至超过了0.5。二是城乡和区域差距逐步拉大。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达到6:1。三是区域差距明显。近年来，各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也相当明显，东部地区的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平均是西部与中部的2.03倍和1.98倍。这种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引起了广大公众强烈的不满。据《人民论坛》的千人问卷调查显示：68.45％的受调查者表示目前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例。对目前社会贫富差距现象。公众表示难以接受。总之，贫富差距问题已成为引发各类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因素，它削弱了社会成员对于经济增长的认同，容易引起心理不平衡，潜伏社会动荡的危险。
其二，劳资矛盾纠纷增多。劳资矛盾纠纷主要是由于一些企业因经营不善破产或濒临破产，无力支付工人薪酬或辞退职员而引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原有计划经济下相对稳定的劳动用工关系被新型的劳资关系所取代，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因减员增效、工资福利、劳动保险等问题引发的劳资纠纷日益增多，群体性事件总量逐年攀升，成为影响稳定的突出问题。据统计，2004年全国因企业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25171起，占全国群体性事件73879起的34％。目前因企业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出现了参与人行为激烈，参与主体多元化，处置难度加大的情况。《瞭望》新闻周刊从有关部门获悉，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经济困难加剧、社会保障问题严重的情况下，企业裁员破产、劳资争议等矛盾纠纷显著增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上升之势。同时，经济压力影响社会各群体心态。尤其是弱势群体在生存压力下，所累积的不满情绪容易借“非直接利益相关事件”，引发群体性冲突。
其三，征地和拆迁矛盾。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对土地的需求急剧增加，土地的征用和旧城改造进行的拆迁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在土地征用和拆迁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违法、违规甚至暴力征地和拆迁，不能给农民和居民恰当的补偿，导致各种冲突和矛盾日益突出，引起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的不满，出现大量因征地问题和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据统计，在全国土地信访案件中，因征地引发的约占60％。另据国家信访局统
计，近些年来，在国家信访局投诉中反映城市拆迁问题的信件逐年增加。2001年拆迁信件数量8516件，占信访总量的3.97％；2002年拆迁信件数量13513件，占信访总量的3.65％，同比上升58.68％；到2003年8月31日为止，拆迁信件数量11641件，占信访总量的4.43％，同比上升50.34％。近年来，这些数据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这些数据可反映出拆迁问题的严重性。
(三)社会制度结构矛盾
其一，社会保障矛盾。社会保障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和减振器。它可以保障每个公民最基本平等的生存权，消除或缓解现代社会每个社会成员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我国重经济政策而轻社会政策，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人的基本权利的发展状况，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投入比例过小。200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532美元，已基本与西方发达国家1960年的水平大致相当，而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仅占GDP总量的4.16％，远远低于这些国家1960年的支出水平。近几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在不断增加，但社会保障的总量依然不足，且还存在不公平之处，例如大部分农民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这种社会保障的缺失会使得民众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民众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
其二，腐败问题严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腐败已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它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一方面，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中国官方数据统计，腐败所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竟高达14.5％－14.9％。近年来腐败涉案金额出现直线上升趋势，2006年统计案件中，涉案金额平均值为835.66万元，2007年涉案金额平均值为3506.43万元。另一方面，加剧社会的不公。目前因权力所造成的不公现象越来越多，造成了人们的极大不满。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显示：96.11％的受调查者表示“由权力造成的不公平”是当前社会不公平现象最为突出的表现。可见，腐败问题如果不能真正从制度上加以妥善解决，就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诱因，危及社会的稳定。
(四)社会文化心理矛盾
其一，民族宗教矛盾。所谓民族宗教矛盾是指发生在民族地区，因各种利益冲突、宗教信仰问题引起的民族纠纷的集中反映，其原因各种各样，既可能因经济权益、媒体违反民族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人员流动，还可能因为历史原因、宗教因素、民事纠纷等因素。民族宗教矛盾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成员间因具体的经济权益而引发的矛盾和纠纷；因出版物、广播影视作品和互联网上出现违反民族、宗教政策，伤害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感情的内容而引发的矛盾和纠纷；由于民族间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多样性、差异性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各民族交往过程中及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中发生的摩擦和纠纷；因涉及宗教方面的问题处置不当引发的事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民族、宗教感情，挑起不同民族公民之间的纠纷，或煽动、制造的事端；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进行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活动等。近年来，民族矛盾问题频频发生，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如拉萨暴乱事件、新疆“七五”事件等。
其二，环保矛盾纠纷。近年来，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污染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环保纠纷成为继征地、拆迁矛盾之后又一影响社会稳定的新的因素。根据统计，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2005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5万起。2007年6月，厦门市PX项目事件、北京六里屯垃圾发电项目风波，成为最典型的年度群体性事件。
此外，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剧，许多社会矛盾开始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如物业矛盾纠纷、大学毕业生就业矛盾等。以物业矛盾纠纷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单位制”的解体，“社区人”开始告别福利分房时代，住进了成片开发的新型住宅小区。新式小区和物业管理在城市迅速扩展，同时，物业问题也在各地大量出现。物业纠纷和劳资、征地拆迁等问题已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几大重要因素。目前，我国70％以上的物业服务企业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派生，或由房屋管理局原房屋管理所转制演变而来的，其中1／3从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房屋交易中，商业欺诈现象屡见不鲜，如房屋质量隐患、销售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共摊面积重复销售、更改规划增加销售面积、种种承诺未按时兑现或根本不兑现，等等。这些商业欺诈导致的物业纠纷层出不穷。
二、现阶段中国社会矛盾的特征分析
一般而言，社会矛盾具有一些共有的基本特征，如潜伏性、突发性、利益性等。然而，中国现阶段所进行的社会转型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转型，使得现阶段中国的社会矛盾除了具有社会矛盾的一般性特征之外，还具有一些中国自身的独特性。归纳起来，当前我国社会矛盾有以下几个独特性：
(一)特殊的根源性
纵观西方国家，它们社会层面的社会矛盾主要是由劳资关系和贫富差距等问题所引发。而对于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而言，社会矛盾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干群关系，其次根植于社会阶层结构，贫富差距是其表象形式。
1根源之一：干群关系
现阶段中国相当一部分的社会矛盾是由干群关系所致，其实质问题是国家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民生问题。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在全国城市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样本5894份)，社会上官员与老百姓是第一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高达44.1％：而社会上穷人与富人则是第二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仅为17.3％。可见，干群关系的紧张程度已非同一般。另外，城乡居民对受益群体的判断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向。当问及“哪些群体10年来获得的好处最多”时，排在前三位的群体是：国家干部(68.8％)、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60.4％)和私营企业老板(52.3％)。这些数据说明，在目前中国社会，“官”与“民”之间关系已经出现了某种紧张状况。在发展中国家中，由腐败现象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这是一件必须引起人们高度警惕的事情。毋庸置疑，处理好干群之间的关系已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2根源之二：阶层结构
现阶段中国社会矛盾的另一重要根源在于社会阶层结构。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对于前者，就是指畅通
的社会流动，保持精英的循环；对于后者，就是确保每个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基础性、深层性的特征，它的发育健康与否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和庞大的底层社会，上层精英的社会资本可以互相交换，而下层群体则是一盘散沙，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型”，社会张力加大，十分脆弱。这就容易造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缺乏互惠互利，出现上层精英的结盟和底层群体的弱势化、边缘化的矛盾，由此潜伏着社会冲突的隐患。
(二)社会矛盾的高发性
现阶段中国的社会矛盾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矛盾的大量存在，导致社会矛盾演化成社会危机的比例高。这给我国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再以信访为例，信访量日益增多，仅全国民政部门，2007年为81万人次，2008年升至90万人次。究其原因，既有我国社会规模庞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数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社会矛盾分摊难度；也有社会矛盾种类多、数量大的因素，大量的社会矛盾存在意味着更多的爆发可能性；还有双重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效应，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个时期的社会问题都同时出现，如经济畸形发展、技术片面发展、贫富差距拉大、环境的破坏和社会结构的畸形化等，这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危机的多发性。
(三)社会矛盾的并发性
现阶段中国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之间互相影响，密切相关，潜藏着巨大的并发危险性，如若处理不当，某种社会矛盾一旦恶化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其他社会矛盾的全面爆发，形成冲击波，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危机，从而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甚至会使国家的发展出现方向性转变，对整个国家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我国社会矛盾的并发性来自于国际矛盾与国内矛盾，政治矛盾、经济矛盾、文化矛盾和社会矛盾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社会结构层面的矛盾更具有连带和并发性，可能会造成整体社会的转型风险，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影响最为严重。
(四)社会矛盾的集聚性
所谓矛盾的集聚性有两层含义：社
会矛盾主要涉人群体集中在社会基础阶层；社会矛盾指向客体主要集中在与民众密切相关的基本民生问题。
从主体上看，社会矛盾的涉入群体主要是社会的基础阶层与群体，包括工人和农民。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最少、相对被剥夺感比较强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社会矛盾的集聚性与社会财富的集聚性正好成负相关，“社会财富在上层集聚，而社会矛盾在下层集聚。从对我国各种已发生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分析来看，社会基础阶层成员较大规模的卷入，特别是以“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居多，如下岗失业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出租车司机等群体。究其原因，几乎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同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对待有着直接的关系。据江西省公安厅统计，在1998年至1999年江西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以企业工人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有507起。占总数的51.4％；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有217起，占31.2％。2005年，在江西省的群体性事件中，农民参与事件的比例上升至34.6％。
从客体上看，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与基本民生密切相关的部位。换言之，社会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生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产生的，涉人群体的需求主要是民生诉求而非政治诉求，如就业难问题、社会保障不足问题、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等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最为严重的前五项分别是“物价上涨”(63.5％)、“看病难、看病贵”(42.1％)、“收入差距过大”(28％)、“就业失业”(26％)和“住房价格过高”(20，4％)，“养老保障”排第七位(17.7％)。显然，这些基本的民生问题对于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状况和发展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大。据公安部统计，2004年上半年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因工资福利等基本生活费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综述的23.8％，因征地搬迁及补偿费等引发的占18.1％，因企业改制、改组、兼并、破产等问题引发的占10.6％。
(五)无直接利益性
所谓“无直接利益性”就是指不少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其本身与事件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受过不公平对待，借机宣泄一下长期积累下来的不满情绪。在现阶段中国，一些社会矛盾开始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毫无疑问，这种无直接利益性的社会矛盾日益增多，既极大地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又造成了人们严重的恐惧心理。据了解，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如重庆、安徽，都发生过普通的街头小纠纷引发大规模冲突，而参与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在“无直接利益性”中，特别要注意两种现象：一是参与者除了一般的弱势群体以外，包括私营企业主、机关干部、执法者、知识分子、工程师等一些社会公认的强势群体也会参与其中。二是多以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或权力机关为主要的攻击对象，如冲击派出所、焚烧警车、打伤民警、围攻党政机关办公所在地等。据统计，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逐年上升，2000年为2700起，到2003年达到3700起，当年发生堵公路、卧轨、拦火车的事件就达3100起。
三、结语及对策建议
(一)社会结构层面的矛盾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为严重
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既受到来自自然、技术、国际等风险因素的影响，如生态环境恶化、国际金融危机等，这一类矛盾因素可称之为诱因变量；更为重要的是受到来自社会结构层面矛盾因素的影响，如腐败、贫富差距、弱势群体、利益结盟等，这类矛盾因素可称之为本因变量。相对而言，本因变量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一个社会的稳定最主要是取决于社会结构的稳定状况；而诱因变量会加速或延缓社会危机的发生。一旦社会结构层面的矛盾迅速恶化，就可能演化为较大的社会危机，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造成严重的、持续的、广泛的社会危害。因此，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既要防范来自于诱因变量的社会矛盾，更要
注意防范社会结构层面的矛盾，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现阶段中国的社会矛盾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中国现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中国社会矛盾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既造成民众过分依赖政府，又容易造成官本位思想，使得官民之间的关系维系在一个比较复杂和紧张的状态；二是中国的社会规模庞大，使得现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的矛盾种类多、高发性强、并发率高等特点；三是社会转型所造成的时空压缩效应。大大增加了社会矛盾转化为社会危机的可能性。
(三)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之道
如果在简单现代化阶段，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那么，在晚期现代化阶段，风险处理也将成为一个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在一个民生状况较差的社会里，最大的社会矛盾就是人们基本生存状况的恶化。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改善民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也是国家繁荣富强、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和睦、人民幸福安康的基础条件。对此，孙中山曾说过，“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改善民生的着力点在于民众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切实维护。具体而言，一是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各种非法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扭转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趋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每个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二是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现阶段我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依然处于十分短缺的状态，因此必须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三是解决历史遗留的民生问题。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由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制度不衔接、不完善等问题，产生了一些历史遗留的民生问题，如改制企业职工费用补偿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问题等，要采取有力措施，逐步妥善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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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福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