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内外：论南阳教案中的教堂选址问题

    赵子伟

    所谓教案，指的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西方宗教势力进入过程中，与我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进而引起当局介入的案件。从道光年间，国门被打开以后，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教案也就呈上升趋势。诸如北京、天津、山东、南京等沿海地区自不必说，包括重庆、湖南等内陆地区，也发生多起教案。本文所讨论的南阳教案是河南省南阳市近代史上，西方宗教与当地世俗冲突事件的一件大事，时间从1861年开始，到1895年结束，跨越清朝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双方围绕天主教教堂的选址问题，反复博弈，极力争夺，甚至惊动了中央政府。法国传教士坚决主张要进入城内立堂设教，而当地官员、士绅、乡民坚决阻止，不让传教士进入城内。结果持续了35年，教案才最终尘埃落定。

    天主教传入河南南阳由来已久。早在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法国传教士恩利格就首次深入南阳传播天主教，落脚于南阳靳岗村。靳岗村是在南阳城西北12里外的一个小村庄，离南阳城不远，依山傍河，环境幽静。恩利格在这里设立教堂，开展天主教活动。清康熙五年（1666年），教堂被清朝政府没收，南阳天主教活动中断。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法国教士刘方济自广西辗转来到南阳，在靳岗借用民房三间作为教堂，偷偷进行传教活动，结果遭到了当地村民的抵制。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二款规定：“耶稣教、天主教教士得以自由传教，得在各通商口岸任意租地盖房、设立教堂、医院、坟地、仓库等；中国人如有触犯，毁坏教堂、坟地，地方官应加严惩” 。同年10月，中法《北京条约》第三款规定，“天主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款”。

    为进一步发展天主教的势力，扩大在南阳城内的影响，传教士们想方设法进入城内传教。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北京条约》，都为传教士进入南阳城内提供了法律的依据，更为传教士同南阳官府的斗争提供了法律的保障。“南阳教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围城内外双方为立堂设教选址问题展开博弈。

    选址一：南阳县丞旧署

    1861年6月，安西满以河南主教的身份，通过法使哥士耆向总理衙门提出，南阳县丞旧署是天主教旧有产业，应退还给天主教，率先提出了在南阳城内旧有产业基础上立堂设教的主张。

    针对南阳县丞旧署是否为天主教旧有产业的问题上，南阳县知县针锋相对，据理力争，驳回安西满主张。南阳县认为，南阳县丞衙署早在1833年移驻荆紫关，当时该衙署仅有房屋18间，墙坍柱朽。直至1842年，南阳县令遵饬将旧署以价银208.1两卖给陈书堂等，改为江浙会馆。并有碑记为凭：“原买奉文召变南阳县丞旧署房屋地基一座，遵照估价增添价银二百零八两一钱六分？？西至会馆墙，南至大街，北至袁姓，东至袁姓山墙。？？统计用钱八千五百余串，始建成会馆一座，共计瓦草房一百二十四间。除细账另有账簿存查外。特立碑文，以垂久远。此记。浙绍山阴陈书堂等公立”。南阳县认为，安西满要的县丞旧署，如今已有业主，随意让给教会，情理不符。

    其次，天主教开始解禁不久，从前城内是否设立教堂，毫无凭据。证据有三：第一，南阳城内刘崇玉、钱献琮、杨宣、张桐林等共152名士绅供称，城内东北角江浙会馆，是江浙商民承买县丞旧署改建，并未听说是天主教堂旧址。况且原买县丞旧址的时候，仅有破烂房屋十八间。他们都亲眼看到陈书堂等商民添买房地修成会馆。现总共有屋一百二十四间，花费工料价值不少，如果只凭毫无证据的言语，将会馆给与法国安主教，江浙商民不会服从判决。第二，江浙会馆地邻沈继善、李炳温等供称，他们都是在北门内居住多年，附近的江浙会馆，只知道会馆是买县丞旧署改建而成，从没听说是天主堂旧址。天主教开始解禁时间不长，从前城内是否设立教堂，并不知道。第三，城内东北角地保周成章供称，他详细查阅了当地资料，江浙会馆地基确实是县丞旧署改造，是否天主堂旧址，没有任何资料证据。

    南阳县县令由此认为，江浙会馆过去是否做过天主教堂，经查实没有任何证据。应该选择一个清净的地方，买地建立教堂。既符合条约，又可顺应民情。

    选址二：城内废旧的县署或旁边老盐田地址一片

    1863年9月至11月，法国使馆两次照会总理衙门，称天主堂旧址案不再议论，应将南阳府城内废旧的县署及旁边老盐田地址一片，随给一处，并由安主教筹资建造天主堂。在教堂选址上再次提出了在南阳城内立堂设教的主张。

    针对天主教强要城内废旧的县署或旁边老盐田地址一片问题上，南阳县态度坚决，不能送给天主教。一是县署房屋现在正作为监狱、仓库使用，若送给天主教，犯人、物品无处安置。同时，南阳县正筹措资金，改造旧署，仍作为公署使用。因此废旧的县署不能给天主教。二是经过详查，发现旧署旁边压根没有传教士所说的一片老盐地。只有城东门内有老盐店一座，是历任县令居住办公的地方。现准备作为阅兵行台及往来的信使差役居住。而且，这里四周有很多居民居住，不方便建立教堂。因此老盐店不能送给与天主教。三是城内人稠地密，无处可以建堂。南城外有个高真观，地基宽敞，又极清净，倒是可让给天主教。

    由此可见，南阳县对待天主堂选址一事，是非常认真的，勘察了地形原址，也提出了驳回的理由。但是因为事关外交，而且总理衙门严格要求，南阳县不好违抗，只能另外想办法。一番苦思冥想之后，南阳县率先提出，把堂址从城内改为城外，既不违反条约规定，也不得罪洋大人，一举两得，从而根本性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难题。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传教士对高真观并不满意，不愿认领，于是天主堂选址一事只好再度拖延下去。

    选址三：周姓祖遗公宅

    在南阳东关，有一座崇正书院，久为兵火毁坏。它是周祥岐、周宗耀祖遗公宅，属于共同房产，包括瓦房35间，草房13间。1866年9月，天主教主教安西满以4200串价格购买下这座位于城内的周氏祖遗公宅，想通過自置方式购得房产，进城立堂设教。没有想到，这一次他的努力，再次遭到了南阳当地官绅的反对。

    原来，这座周氏祖宅，此前已经被举人曹学彬承买，曹学彬在先，天主教议在后，时间确切。1866年6月6日，举人曹学彬通过中间人张桐霖等议价3800串，购买了周祥岐、周宗耀共同房宅，用来改建书院，当天立契，报税报官。1866年9月，周宗耀听从舞阳教民刘清波教唆，增涨房价到4200串，一房两卖，卖给安西满。中间人刘清波，立契后并未报税报官。而且房产共有人周祥岐、原购买人曹学彬被蒙在鼓里。

    更糟的是，安西满的买房与签订的条约不符。“以定例而言，无论是民是教，应断给承买在先已经税契者管业。且查和约内载：教堂置买房地只得书写教堂公产，不准书写教士私名。又前奉明文，嗣后卖业之人必须先报地方官请示，应否准其卖给，由官酌定。贺教士既写立己名，该卖业人又未报地方官，均与条约不符。”

    也就是说，安西满购买周氏祖宅，晚于曹学彬，而且订立的契约上，署具的是安西满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条约中规定的教会公产，是个无效契约，自然遭到南阳绅、民极力反对。南阳城内士绅高树序等144人联名状告天主教，对天主教无凭无据抢夺江浙会馆、强要县衙旧署、强买周氏房宅，表示激愤。1868年11月南阳人民散发传单，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张贴告示，强烈反对天主教在城内置产设教。

    最终，清政府根据事实，按照中国法律及中法议定章程，宣布安西满的买契作废，房产断归给举人曹学彬。

    选址四：南阳靳岗村

    为缓和同法国传教士的紧张关系，同时也为了缓解民众的对立情绪，更害怕长期下去，造成更大的事端，1867年7月，南阳府县向河南巡抚等呈报了在南阳城外靳岗村立堂设教的主张，再次提出讓天主教在城外传教的主张。南阳靳岗村在城外12里，是明朝末年法国传教士恩利格传教的地方。如果能够在靳岗村立堂设教，一方面能够解决长期以来同天主教的纠纷，缓和关系，也能安抚民意；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民事纷争，符合条约无论城内城外都能够自由传教的规定。

    南阳府县的呈报得到了总理衙门的批准，正式将靳岗村借给天主教堂，允许他们在那里建造教堂，进行传教。1867年，天主教在靳岗建立大教堂，作为总堂，统领河南教区事务。1875年，靳岗教堂建成，大经堂规模巨大，可容纳千人，堂内祭台上方横匾上写着“上天之门”四个大字。大经堂为古罗马式建筑，蔚为壮观，一时之间，享有“东方梵蒂冈”美称。

    教堂虽然落成了，但是南阳各界对教会的反感却没有消除。南阳绅民始终想把天主教从南阳驱逐出去，这让教会感到很大的压力，缺乏安全感。而且通过长期跟清政府打交道，教会也明白清政府不会轻易改变态度，于是慢慢放弃了以城外为根据地，徐图进城传教的想法，反而安于固守靳岗村。而且为了自卫，教会希望可以在靳岗筑寨浚池，以防不测。

    1893年12月，主教安西满通过法使李梅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筑寨交涉，遭到清政府断难允准的答复。1894年，安西满为筑寨事亲赴北京。9月13日，法使向总理衙门提出南阳教案的结案办法。第一，河南南阳教堂旧有南阳城内房地，永远不索；第二，清政府应该准许教会在靳岗村自己出资修建教堂，而且还应该准许教会参照河南省当地村寨规模修筑围寨。安西满威胁，如果清政府不批准，将索回南阳旧署，而且要收回周姓房产。清政府无奈之下，同意了传教士的筑寨要求。但为了防止各国教会纷纷效尤，要求河南地方官府出资代筑。1895年12月，河南巡抚从河南盐务附加税中提取10210两白银，筑起了南阳靳岗圩寨。围寨周长四百七十丈，高一丈二尺，厚约八尺到一丈不等，非常坚固，在南阳首屈一指。

    自此，“凡随教者，皆可结族同居，安静传习，城内既不相安”，南阳教案终于尘埃落定。整个过程，长达三十余年，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也不多见。从教会的角度来看，传教士当然希望进城宣教，以取得最好的效果，扩大影响。但是其间使用的手段，却不无可鄙之处。最后落址靳岗以后，还以围寨自保，其实已经可以看出，教会已经丧失了不少民间基础，某种程度上也是传教使命的失败。从清政府角度来看，南阳府县基本上还是以绅民利益为先，外交条款在后。南阳府县明白，洋人不好得罪，但是保民安境也是职责所在，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断送政治前途。事实上，也确实有多任南阳地方官员因为此事遭到解职。而在总理衙门看来，南阳教案首先要遵从的是外交条款，至于地方给予教会哪片土地，总理衙门本不关心。然而，看到地方呈报情况之后，总理衙门才知道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教会咄咄逼人，但是如果随意给予，恐怕会激起民愤，使事态恶化。也正是因为如此，南阳教案才延宕不决长达三十余年。从中可以看到晚清政府的推诿无能，行政效率低下，而这种形态，也是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后，处于被西方文明冲击后的无所适从。城内城外，看似小事，其实兹事体大，反映了中西方在交汇中的迷茫，直至今天，仍值得我们反思。

    参考文献

    [1]《南阳民族宗教志》《南阳民族宗教志》编辑部编，198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