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孟加拉语人才培养
于秋阳
摘 要：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回顾国内孟加拉语专业的发展历程、办学现状，阐述了“一带一路”语境下孟加拉语人才培养的战略意义，针对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对策探讨，以期为非通用语研究提供“抛砖引玉”的参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孟加拉语；人才培养
孟加拉语专业人才培养之路
中国与孟加拉语通行地区的往来源远流长。《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对印度古代摩揭陀有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菠萝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柞渖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印度学大师季羡林撰文推断制糖技术从东印度经海路传入中国，即中国向印度学习了制糖法。孟加拉文中“Cini”意为“白砂糖”，“Cina”意为中国，从词源学的观点来看，正是因为制糖技术的传播才会使两词在词形上有如此巧合。《明史》三二六卷也提到“榜葛剌”，文字记载“官司上下，亦有行移。医卜、阴阳、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入也”，“榜葛剌”音同“Bangla”，指的正是孟加拉。史料记载郑和七下西洋，其中至少有两次到过今日的孟加拉国。古文献记载侧面印证了中国与孟加拉语通行地区之间的往来可追溯至一千年以前。
孟加拉语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在南亚的流行度和中心度仅次于印地语。孟加拉语是孟加拉人民共和国的国语和官方语言，也是印度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等地区的官方语言，是印度的第二大区域性通用语。全世界使用孟加拉语的人口超过2.7亿人，孟加拉语和孟加拉文化所覆盖区域的总人口约达3亿人。若以母语使用者数量为统计标准，孟加拉语是世界上第七大语言。在我国，孟加拉语被归类为“非通用语种”，区别于英、俄、德、法、西、日、阿拉伯语这七种“通用语种”。“非通用语种”是教育界为加强教学的组织和管理而被国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语境广泛采用的概念（丁超，2016）。从语言文化的本质来看，语言是没有大与小、通用与非通用之分的。
我国的孟加拉语人才培养始于中国传媒大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培养亚非语种翻译人才。1963年，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响应国家教育部门关于逐步扩大多语种办学的精神，率先开办孟加拉语专业学习班，之后又于1974年开设孟加拉语定向学习班。学校63级和74级的孟加拉语人才培养体现出那个时代非通用语事业的生机勃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外语专业设计模式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孟加拉语人才。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一些外事用人单位从编制上减少了原为非通用语人才设置的岗位，英语等大语种人才逐渐取而代之（陈元猛，2002），多年积累起来的非通用语人才储备呈现出虚弱之势，非通用语人才培养事业暂时陷入历史低谷。20世纪8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主导、价值选择多元的情况下，孟加拉语作为一个较为边缘的学科语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遭遇了发展困境，这一时期的人才培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95年，北京广播学院开设了定向培养的本科四年学位制孟加拉语专业课程，遗憾的是学校99届毕业生毕业后去向不一，可谓人才流失严重。20世纪后半期，中国传媒大学作为国内孟加拉语专业教育的标杆，首创专业人才培养之先河。这是一条困难重重、披荆斩棘的先行者之路。虽然整个语种的发展处于办学定位不明确、办学体系薄弱的摸索阶段，但在这一历史阶段，孟加拉语界的前辈学人积累了办学经验，为进入21世纪后专业建设的前行打下了不可忽视的基础。2000年起，北京广播学院开始有计划地招收四年制专业本科生。此时，在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非通用语组的领导下，非通用语教育事业迎来了新气象。2004年，中国传媒大学被评定为教育部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孟加拉语被评定为基地语种，其人才培养迎来了历史转折点。此后，孟加拉语的办学条件和专业建设逐渐得到了改善，收获了稳定的成长。2006年，招收专业本科生15人。2011年，结束自主面试招生，实行高考录取统一招生，招收专业本科生20人。2015年，招收孟加拉语专业本科生16人。迄今为止，孟加拉语专业已在中国传媒大学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为对外宣传、文化传播、经济贸易等领域培养了一批批专业素质过硬、语言优势明显的语言人才。从中也不难看出，孟加拉语的专业办学之路标记着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非通用语种办学发展历程的缩影。
目前，国内开设孟加拉语本科专业课程的高校有中国传媒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了孟加拉语选修课程，也有其他京内外高校正积极筹划建设此专业。已开办和拟开办本专业的高校在办学定位、教学理念、招生规划、师资状况等方面有较大差别。总体而言，近年来，孟加拉语的专业规模呈快速发展的趋势，不过，人才储备量尚不能满足社会之急需。首先，与传统外语学科相比，孟加拉语专业在完善学科建设、优化教学体系方面还有相当漫长的历史道路要走。例如：除语言技能和实用知识外，如何加强通识教育，使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避免扁平化、向精深化发展，仍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其次，人才培养的理念、目标、内容也急需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从培养层次看，孟加拉语教育在国内只有本科层次，学科领域内尚未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最后，与其他外语学科相比，目前的师资储量仅能基本满足现实办学需求，教学资源、教材建设在量与质上均需大幅度改善。解决专业发展的实际问题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积累必备条件，借鉴国内外的有效经验。
孟加拉语人才培养的战略意义
在全球战略布局和利益拓展中，很多国家都把非通用语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006年，美国正式发布“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大力资助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国家关键语言项目”，以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日益增多的威胁与挑战，满足海外军事、外交、情报等方面的需要（王建勤，2010）。俄罗斯国防部确定了国防领域关键外语语种，高校储备外语资源多达145种，基于语言资源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等也取得很大成果（聂丹，2015）。相比之下，我国非通用语语种资源储备明显不足，历史上的语言规划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政策导向，语言资源建设大都停留在语言教学阶段，在国别与区域研究等方面相对滞后，难以充分满足当前的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我国的非通用语种战略建设在21世纪步入嶄新的历史阶段。教育部设立了“全国非通用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特色专业建设点”等扶持计划，提出了“为了服务国家开放战略，针对中国非通用语种人才储备不足问题，优先支持高校开设与中国建交国官方语言的88个非通用语种专业，培养一批精通非通用语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培训既懂外语又懂专业、既熟悉国际规则又掌握交流技能的各类人才”的政策。“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非通用语事业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离不开语言支持和文化互信，储备语言人才成为“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核心内容，语言规划方略的推进对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和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在于互联互通，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在于语言互通。语言通则文化通，文化通则民心通。作为“一带一路”沿线上的战略语种，孟加拉语的交流互通关乎我国与对象国地区间的文化了解、认同与互信，孟加拉语人才培养将为构筑睦邻友好、架设人文沟通铺垫必要的桥梁，孟加拉语言资源建设将为互联互通提供根本保障。在印度有超过9，000万的人口使用孟加拉语，孟加拉语在西孟加拉邦等地区的教育、法律、行政领域被广泛使用。印度宪法中没有“国语”这一概念，而是用“官方语言”来指称国家语言，并把一些主要民族的语言写进宪法称其为规划语言，以避免引起各民族为语言主权而起的争端（司玉英，2007）。孟加拉语是最早被写进印度宪法的规划语言之一。印度的孟加拉族群有着引以为豪的文化传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就是用孟加拉语从事文学创作。对于印度的孟加拉族人而言，孟加拉语是其道德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载体，更是传统文化和民族自信的象征。在孟加拉国，孟加拉语是唯一官方语言。20世纪50年代初，巴基斯坦的东巴基斯坦省兴起了捍卫母语权利的“语言运动”。“语言运动”的星星之火演化为如火如荼的独立战争，这种由争取语言权利唤起民族身份认同，最终导致国家诞生的民族历史是非常罕见的。孟加拉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认同感在对母语的热爱中得到了无限升华。孟加拉文化是一种能够燃起孟加拉人跨越阶级、区域、宗教界限而紧密团结的集体资源（威廉·冯·申德尔，2011），孟加拉语正是这种文化的核心符号。
非通用语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与策略
随着本科专业设置审批权的下放，为了更好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可以预见会有更多院校开办非通用语种专业。虽然人才的需要是当务之急，但是不能忽视供给和需求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会影响对供需总量的把握。如果不能根据就业形势变化和人才需求周期作出同步反应、科学调配，那么很可能出现人才过剩的现象。从宏观的角度看，需要国家和相关教育部门进行通盘思考和顶层设计，建立有效的语言人才培养、使用、储备机制，需要各高校对招生进行统筹规划去布局专业（文秋芳，2016）。一方面，要了解人才储备状况，在政策层面制定好语种规划，避免大起大落、时冷时热；另一方面，要把控人才供需变量，认真调研和论证，调控招生节奏，不能一味追求办学效益。此外，非通用语人才的数量成为“流量”而不是“存量”的现象也值得高度重视。学以致用本应是莘莘学子追求的目标，可相当多的毕业生并未选择专业对口的工作。虽然衡量就业不能以专业对口作为唯一标准，但人才流失确实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非通用语专业的本科学习多为零起点的学习，考虑到外语学习本身的规律和特性，毕业后倘若放弃专业，超过一两年不学习语言后便很难重拾，导致基础人才资源储备的缺口。
除了合理布设教学点、稳步扩大人才培养，建立高层次人才储备也是当务之急。人才短缺并非字面意义上的绝对人数短缺，而是关键性优质人才的短缺。优质人才应当“满足国家的需求、媒体的需求、企业走出去的需求、新兴智库的需求”，应当主动“走出去”，有能力成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和中国精神的传承者。以孟加拉语为例，最缺乏的是精通孟加拉语、对对象国地区有深入研究且具备经贸、政治、法律、金融、传播等某一门专业知识背景、能够从事某一专业领域的研究、协调、管理甚至是决策的国际性人才。因此，可以考虑在时机条件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将本科学位教育培养系统化，将双学位机制常态化，兼顾学生的发展愿景为他们创造本硕连读、本硕博连读的机会，打造出一条可持续性发展的人才培养道路。
全新的“一带一路”时代背景召唤全新的人才类型，人才培养无法再固守以往单一的 “经院式”语言人才模式，灵活多样的人才培养路径成为各高校探索的走向。以中国传媒大学的孟加拉语专业为例，专业制定了“复语型、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生除主攻专业语种外，还要精研英语并参加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力争成为“复语型”人才。不过，“复语型”培养方式在实施过程中也要考虑适切性的问题。成功的外语学习既需要强度又需要密度（文秋芳，2016）。如果不能在专业语种中投入足够强度和密度的学习，就无法把一门外语从零起点学好，更谈不上用这种语言去工作和做研究。“双语+某一专业技能领域”的培养模式使学生可以选修新闻传播、电视编导等具有传媒特色的辅修专业，修满辅修课程学分并通过考核的学生毕业时可获得辅修学位证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复合型”人才。事实上，“复合型”人才培养需要解决机制方面的障碍，其实施过程涉及到打破院系、校际间的壁垒，实现跨学科、跨学院，甚至校际联合培养。目前，为非通用语学生提供的学习平台仍不够多样化、系统化，进一步加强通识教育以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涵养是“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必要条件。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第一批非通用语教师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已陆续淡出一线教学岗位，目前在职的一部分非通用语教师学历职称处于中低层次，教学科研潜力还有上升空间。如果能切实地鼓励支持这些教师尽早成为高水平、高学历的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那么非通用语教育就能相应地提升办学层次，打破很多语种只有本科教育的局面。要培养合格的“复合型”人才，教师应当首先成为具有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非通用语教师不仅需要夯实语言教学业务素质，而且要具备对象国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广博知识；不仅要精研语言文学，而且也应在其他学科领域具备一定底蕴。积极搭建校际合作交流和创造学术进修机会可以从整体上提升师资队伍的素质，提高教学质量和教育水平。
就学习主体而言，一些非通用语学生专业信心不坚定，时常产生功利思想和厌学态度，对这些不良现象要细致调研，反思教學中的症结和培养模式中的弊端。在教育过程中，应注重培养学生对专业语言及文化的欣赏和热忱，及时为学生提供专业帮助和思想引导。在招生和生源方面，一些学生在选报专业时对非通用语学习缺乏基本认知，也缺乏专业认同感。还有学生因高考调剂被动地选择了非通用语，学习兴趣和动力明显不足。很多学生和家长对经济发展落后的对象国语种持有负面印象，不愿意去报考。基于此，高校可以考虑在招生前加大宣传力度，或在招生录取时增设面试环节进行适当遴选，让广大学生更了解非通用语学习的神圣使命和时代责任，鼓励对外语学习有热情的学生积极报考。
“一带一路”的大好形势为非通用语教育带来光明前景。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风雨洗礼和岁月磨砺，孟加拉语人才培养事业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只有明確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加强特色探索，整合教育资源、丰富学科内涵，才能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蓝图。这是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系统工程，前进道路上也会遇到诸多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奋发图强，力争为“一带一路”战略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季羡林. 论中印文化交流[M]. 王树英选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2]威廉·冯·申德尔. 孟加拉国史[M]. 李腾，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3]文秋芳. “一带一路”语言人才的培养[J]. 语言战略研究，2016（2）.
[4]王建勤. 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5]米良. “一带一路”下培养复合性非通用语人才的思考 — 以亚非学院“亚非地区研究”学科建设为例[C]. 亚非论丛第一辑.
[6]张日培. 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7]毕俊峰. 南亚国家语言政策与我国面向南亚的外语教育规划研究[J]. 外语教学，2016（9）.
[8]杨学义.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造就高端国际化人才[J]. 中国高等教育，2010（19）.
[9]苏莹莹. 小语种 大作为—以北京外国语大学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沿革与发展为例[J]. 北京教育（高教），2016（4）.
[10]陈元猛. 非通用语教学改革的尝试与探索[J]. 现代传播，2002（6）.
[11]聂丹. “一带一路”亟需语言资源的互联互通[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22）.
[12]孙晓萌，曾琼. 语言为文化理解之翼[J]. 神州学人，2016（1）.
[13]秦夕雅. “一带一路”小语种人才结构性短缺 高校培养急需顶层设计[N]. 第一财经日报，2016 -07-08.
[14]李宇明. “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N]. 人民日报，2015-09-22（7）.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于 洋]
摘 要：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回顾国内孟加拉语专业的发展历程、办学现状，阐述了“一带一路”语境下孟加拉语人才培养的战略意义，针对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对策探讨，以期为非通用语研究提供“抛砖引玉”的参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孟加拉语；人才培养
孟加拉语专业人才培养之路
中国与孟加拉语通行地区的往来源远流长。《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对印度古代摩揭陀有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菠萝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柞渖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印度学大师季羡林撰文推断制糖技术从东印度经海路传入中国，即中国向印度学习了制糖法。孟加拉文中“Cini”意为“白砂糖”，“Cina”意为中国，从词源学的观点来看，正是因为制糖技术的传播才会使两词在词形上有如此巧合。《明史》三二六卷也提到“榜葛剌”，文字记载“官司上下，亦有行移。医卜、阴阳、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入也”，“榜葛剌”音同“Bangla”，指的正是孟加拉。史料记载郑和七下西洋，其中至少有两次到过今日的孟加拉国。古文献记载侧面印证了中国与孟加拉语通行地区之间的往来可追溯至一千年以前。
孟加拉语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在南亚的流行度和中心度仅次于印地语。孟加拉语是孟加拉人民共和国的国语和官方语言，也是印度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等地区的官方语言，是印度的第二大区域性通用语。全世界使用孟加拉语的人口超过2.7亿人，孟加拉语和孟加拉文化所覆盖区域的总人口约达3亿人。若以母语使用者数量为统计标准，孟加拉语是世界上第七大语言。在我国，孟加拉语被归类为“非通用语种”，区别于英、俄、德、法、西、日、阿拉伯语这七种“通用语种”。“非通用语种”是教育界为加强教学的组织和管理而被国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语境广泛采用的概念（丁超，2016）。从语言文化的本质来看，语言是没有大与小、通用与非通用之分的。
我国的孟加拉语人才培养始于中国传媒大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培养亚非语种翻译人才。1963年，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响应国家教育部门关于逐步扩大多语种办学的精神，率先开办孟加拉语专业学习班，之后又于1974年开设孟加拉语定向学习班。学校63级和74级的孟加拉语人才培养体现出那个时代非通用语事业的生机勃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外语专业设计模式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孟加拉语人才。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一些外事用人单位从编制上减少了原为非通用语人才设置的岗位，英语等大语种人才逐渐取而代之（陈元猛，2002），多年积累起来的非通用语人才储备呈现出虚弱之势，非通用语人才培养事业暂时陷入历史低谷。20世纪8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主导、价值选择多元的情况下，孟加拉语作为一个较为边缘的学科语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遭遇了发展困境，这一时期的人才培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95年，北京广播学院开设了定向培养的本科四年学位制孟加拉语专业课程，遗憾的是学校99届毕业生毕业后去向不一，可谓人才流失严重。20世纪后半期，中国传媒大学作为国内孟加拉语专业教育的标杆，首创专业人才培养之先河。这是一条困难重重、披荆斩棘的先行者之路。虽然整个语种的发展处于办学定位不明确、办学体系薄弱的摸索阶段，但在这一历史阶段，孟加拉语界的前辈学人积累了办学经验，为进入21世纪后专业建设的前行打下了不可忽视的基础。2000年起，北京广播学院开始有计划地招收四年制专业本科生。此时，在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非通用语组的领导下，非通用语教育事业迎来了新气象。2004年，中国传媒大学被评定为教育部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孟加拉语被评定为基地语种，其人才培养迎来了历史转折点。此后，孟加拉语的办学条件和专业建设逐渐得到了改善，收获了稳定的成长。2006年，招收专业本科生15人。2011年，结束自主面试招生，实行高考录取统一招生，招收专业本科生20人。2015年，招收孟加拉语专业本科生16人。迄今为止，孟加拉语专业已在中国传媒大学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为对外宣传、文化传播、经济贸易等领域培养了一批批专业素质过硬、语言优势明显的语言人才。从中也不难看出，孟加拉语的专业办学之路标记着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非通用语种办学发展历程的缩影。
目前，国内开设孟加拉语本科专业课程的高校有中国传媒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了孟加拉语选修课程，也有其他京内外高校正积极筹划建设此专业。已开办和拟开办本专业的高校在办学定位、教学理念、招生规划、师资状况等方面有较大差别。总体而言，近年来，孟加拉语的专业规模呈快速发展的趋势，不过，人才储备量尚不能满足社会之急需。首先，与传统外语学科相比，孟加拉语专业在完善学科建设、优化教学体系方面还有相当漫长的历史道路要走。例如：除语言技能和实用知识外，如何加强通识教育，使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避免扁平化、向精深化发展，仍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其次，人才培养的理念、目标、内容也急需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从培养层次看，孟加拉语教育在国内只有本科层次，学科领域内尚未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最后，与其他外语学科相比，目前的师资储量仅能基本满足现实办学需求，教学资源、教材建设在量与质上均需大幅度改善。解决专业发展的实际问题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积累必备条件，借鉴国内外的有效经验。
孟加拉语人才培养的战略意义
在全球战略布局和利益拓展中，很多国家都把非通用语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006年，美国正式发布“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大力资助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国家关键语言项目”，以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日益增多的威胁与挑战，满足海外军事、外交、情报等方面的需要（王建勤，2010）。俄罗斯国防部确定了国防领域关键外语语种，高校储备外语资源多达145种，基于语言资源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等也取得很大成果（聂丹，2015）。相比之下，我国非通用语语种资源储备明显不足，历史上的语言规划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政策导向，语言资源建设大都停留在语言教学阶段，在国别与区域研究等方面相对滞后，难以充分满足当前的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我国的非通用语种战略建设在21世纪步入嶄新的历史阶段。教育部设立了“全国非通用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特色专业建设点”等扶持计划，提出了“为了服务国家开放战略，针对中国非通用语种人才储备不足问题，优先支持高校开设与中国建交国官方语言的88个非通用语种专业，培养一批精通非通用语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培训既懂外语又懂专业、既熟悉国际规则又掌握交流技能的各类人才”的政策。“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非通用语事业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离不开语言支持和文化互信，储备语言人才成为“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核心内容，语言规划方略的推进对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和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在于互联互通，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在于语言互通。语言通则文化通，文化通则民心通。作为“一带一路”沿线上的战略语种，孟加拉语的交流互通关乎我国与对象国地区间的文化了解、认同与互信，孟加拉语人才培养将为构筑睦邻友好、架设人文沟通铺垫必要的桥梁，孟加拉语言资源建设将为互联互通提供根本保障。在印度有超过9，000万的人口使用孟加拉语，孟加拉语在西孟加拉邦等地区的教育、法律、行政领域被广泛使用。印度宪法中没有“国语”这一概念，而是用“官方语言”来指称国家语言，并把一些主要民族的语言写进宪法称其为规划语言，以避免引起各民族为语言主权而起的争端（司玉英，2007）。孟加拉语是最早被写进印度宪法的规划语言之一。印度的孟加拉族群有着引以为豪的文化传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就是用孟加拉语从事文学创作。对于印度的孟加拉族人而言，孟加拉语是其道德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载体，更是传统文化和民族自信的象征。在孟加拉国，孟加拉语是唯一官方语言。20世纪50年代初，巴基斯坦的东巴基斯坦省兴起了捍卫母语权利的“语言运动”。“语言运动”的星星之火演化为如火如荼的独立战争，这种由争取语言权利唤起民族身份认同，最终导致国家诞生的民族历史是非常罕见的。孟加拉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认同感在对母语的热爱中得到了无限升华。孟加拉文化是一种能够燃起孟加拉人跨越阶级、区域、宗教界限而紧密团结的集体资源（威廉·冯·申德尔，2011），孟加拉语正是这种文化的核心符号。
非通用语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与策略
随着本科专业设置审批权的下放，为了更好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可以预见会有更多院校开办非通用语种专业。虽然人才的需要是当务之急，但是不能忽视供给和需求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会影响对供需总量的把握。如果不能根据就业形势变化和人才需求周期作出同步反应、科学调配，那么很可能出现人才过剩的现象。从宏观的角度看，需要国家和相关教育部门进行通盘思考和顶层设计，建立有效的语言人才培养、使用、储备机制，需要各高校对招生进行统筹规划去布局专业（文秋芳，2016）。一方面，要了解人才储备状况，在政策层面制定好语种规划，避免大起大落、时冷时热；另一方面，要把控人才供需变量，认真调研和论证，调控招生节奏，不能一味追求办学效益。此外，非通用语人才的数量成为“流量”而不是“存量”的现象也值得高度重视。学以致用本应是莘莘学子追求的目标，可相当多的毕业生并未选择专业对口的工作。虽然衡量就业不能以专业对口作为唯一标准，但人才流失确实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非通用语专业的本科学习多为零起点的学习，考虑到外语学习本身的规律和特性，毕业后倘若放弃专业，超过一两年不学习语言后便很难重拾，导致基础人才资源储备的缺口。
除了合理布设教学点、稳步扩大人才培养，建立高层次人才储备也是当务之急。人才短缺并非字面意义上的绝对人数短缺，而是关键性优质人才的短缺。优质人才应当“满足国家的需求、媒体的需求、企业走出去的需求、新兴智库的需求”，应当主动“走出去”，有能力成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和中国精神的传承者。以孟加拉语为例，最缺乏的是精通孟加拉语、对对象国地区有深入研究且具备经贸、政治、法律、金融、传播等某一门专业知识背景、能够从事某一专业领域的研究、协调、管理甚至是决策的国际性人才。因此，可以考虑在时机条件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将本科学位教育培养系统化，将双学位机制常态化，兼顾学生的发展愿景为他们创造本硕连读、本硕博连读的机会，打造出一条可持续性发展的人才培养道路。
全新的“一带一路”时代背景召唤全新的人才类型，人才培养无法再固守以往单一的 “经院式”语言人才模式，灵活多样的人才培养路径成为各高校探索的走向。以中国传媒大学的孟加拉语专业为例，专业制定了“复语型、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生除主攻专业语种外，还要精研英语并参加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力争成为“复语型”人才。不过，“复语型”培养方式在实施过程中也要考虑适切性的问题。成功的外语学习既需要强度又需要密度（文秋芳，2016）。如果不能在专业语种中投入足够强度和密度的学习，就无法把一门外语从零起点学好，更谈不上用这种语言去工作和做研究。“双语+某一专业技能领域”的培养模式使学生可以选修新闻传播、电视编导等具有传媒特色的辅修专业，修满辅修课程学分并通过考核的学生毕业时可获得辅修学位证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复合型”人才。事实上，“复合型”人才培养需要解决机制方面的障碍，其实施过程涉及到打破院系、校际间的壁垒，实现跨学科、跨学院，甚至校际联合培养。目前，为非通用语学生提供的学习平台仍不够多样化、系统化，进一步加强通识教育以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涵养是“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必要条件。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第一批非通用语教师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已陆续淡出一线教学岗位，目前在职的一部分非通用语教师学历职称处于中低层次，教学科研潜力还有上升空间。如果能切实地鼓励支持这些教师尽早成为高水平、高学历的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那么非通用语教育就能相应地提升办学层次，打破很多语种只有本科教育的局面。要培养合格的“复合型”人才，教师应当首先成为具有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非通用语教师不仅需要夯实语言教学业务素质，而且要具备对象国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广博知识；不仅要精研语言文学，而且也应在其他学科领域具备一定底蕴。积极搭建校际合作交流和创造学术进修机会可以从整体上提升师资队伍的素质，提高教学质量和教育水平。
就学习主体而言，一些非通用语学生专业信心不坚定，时常产生功利思想和厌学态度，对这些不良现象要细致调研，反思教學中的症结和培养模式中的弊端。在教育过程中，应注重培养学生对专业语言及文化的欣赏和热忱，及时为学生提供专业帮助和思想引导。在招生和生源方面，一些学生在选报专业时对非通用语学习缺乏基本认知，也缺乏专业认同感。还有学生因高考调剂被动地选择了非通用语，学习兴趣和动力明显不足。很多学生和家长对经济发展落后的对象国语种持有负面印象，不愿意去报考。基于此，高校可以考虑在招生前加大宣传力度，或在招生录取时增设面试环节进行适当遴选，让广大学生更了解非通用语学习的神圣使命和时代责任，鼓励对外语学习有热情的学生积极报考。
“一带一路”的大好形势为非通用语教育带来光明前景。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风雨洗礼和岁月磨砺，孟加拉语人才培养事业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只有明確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加强特色探索，整合教育资源、丰富学科内涵，才能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蓝图。这是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系统工程，前进道路上也会遇到诸多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奋发图强，力争为“一带一路”战略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季羡林. 论中印文化交流[M]. 王树英选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2]威廉·冯·申德尔. 孟加拉国史[M]. 李腾，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3]文秋芳. “一带一路”语言人才的培养[J]. 语言战略研究，2016（2）.
[4]王建勤. 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5]米良. “一带一路”下培养复合性非通用语人才的思考 — 以亚非学院“亚非地区研究”学科建设为例[C]. 亚非论丛第一辑.
[6]张日培. 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7]毕俊峰. 南亚国家语言政策与我国面向南亚的外语教育规划研究[J]. 外语教学，2016（9）.
[8]杨学义.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造就高端国际化人才[J]. 中国高等教育，2010（19）.
[9]苏莹莹. 小语种 大作为—以北京外国语大学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沿革与发展为例[J]. 北京教育（高教），2016（4）.
[10]陈元猛. 非通用语教学改革的尝试与探索[J]. 现代传播，2002（6）.
[11]聂丹. “一带一路”亟需语言资源的互联互通[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22）.
[12]孙晓萌，曾琼. 语言为文化理解之翼[J]. 神州学人，2016（1）.
[13]秦夕雅. “一带一路”小语种人才结构性短缺 高校培养急需顶层设计[N]. 第一财经日报，2016 -07-08.
[14]李宇明. “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N]. 人民日报，2015-09-22（7）.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于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