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央苏区干部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启示
彭杏龙 付建龙
[提 要]1931年11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瑞金创建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了巩固与扩大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对于干部作风建设进行了卓越的实践探索，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这一苏区精神内涵的重要内容。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优良传统，对于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干部作风
[作者简介]彭杏龙（1985—），男，中共抚州市委党校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付建龙（1962—），男，中共抚州市委党校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江西抚州 344000）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坚持开展作风建设，形成的“苏区干部良好作风”，长期植根于人民群众心中，代代相传，铸就了党的光辉形象。“苏区干部好作风”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也是革命老区江西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中央苏区干部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
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干部作风建设上，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不仅在当时为我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而且也为我党开展作风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开展一切工作
中央苏区是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眾，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形成的发源地。中央苏区时期，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党开展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书中，毛泽东同志又指出：“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苏区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党的力量非常弱小，敌我实力差距巨大，要想壮大革命力量，必须要依靠群众，争取群众的支持，红色政权才能生存下来，革命斗争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全党各级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开展一切工作。
在毛泽东同志倡导下，中央苏区所有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从细微处着手，关心群众生活疾苦，大到生产生活、架桥铺路、分田造屋，帮助群众组织耕田队、犁牛站、换工队、粮食合作社、耕牛合作社，小到群众的日常生活，甚至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真心实意为广大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在当时的苏区歌谣中，留下了“夜走山路访贫民”、“干部常来我乡谈家常”等人们口中耳熟能详的佳话。各级党员干部在实际行动中展现出的优良工作作风，使广大苏区人民从心底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一个“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政党。
（二）开展节俭运动，严厉惩处腐败
中央苏区时期，为支援红军作战，将有限的资源支援前线，我党于1932年2月至1934年秋，历时两年多，发动了一场节俭运动。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说：“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各级工农检查委员会，必须经过各种团体，领导广大工农群众，来进行反官僚主义的以及反贪污浪费的斗争。”在党的号召下，苏区各级党员干部积极响应节俭运动，在工作中，坚持做到不浪费一文钱、不多点一点油、不滥用一张纸，后方的机关干部，每天吃两顿，剩下一顿用来支援前线战斗，甚至还有一些苏区本地干部，不要苏区政府的任何经费与生活费，从家中带粮食去机关办公。这场节俭运动，为全党营造了良好的节俭氛围，对于我党在当时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克服经济困难，保证党和红军的生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探索制度建设，用制度规范干部行为
中央苏区时期，针对官僚主义、贪污及以权谋私等现象，为树立党员干部在苏区人民心中的廉洁形象，维护苏区政权的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廉政建设上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有效地规范了苏区各级干部的行为，为将苏区政府打造成为真正的廉洁政府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制度支持。一是严明军纪政纪。中央苏区廉政建设，始于军队，1928年至1932年间，我党先后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关于加强军队纪律问题》、《关于红军入城纪律的通令》三项全军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通过铁的纪律，约束军队，使红军始终保持与苏区人民的鱼水关系； 二是制定法律。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先后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行政管理法令》、《中华苏维埃惩治反革命条例》等涉及行政、民事以及刑事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共计120多部，这些法规对于推动中央苏区党的作风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健全民主监督制度。中央苏区时期，我党把民主监督作为克服党内作风问题的法宝，不仅在党内严格实行代表会议制度，而且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民主监督制度，通过发动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干部，《工农检查处理问题的决议案》、《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做出明确规定，中央苏区各级政府设立工农检察部，对机关干部进行检察和监督，工农检察部下设的控告局，专门受理人民群众对中央苏区所有机关干部不良作风和现象的投诉，有效地督促了中央苏区各级干部自觉保持廉洁自律，使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为了一个高度廉洁的政府。
（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营造践行优良作风的浓厚氛围
党员领导干部是作风建设的重点，最应该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中央苏区时期，兴国县党员领导干部发扬“十带头”精神，在工作中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事情，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去做，自觉为群众充当表率。对此，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严以律已，用实际行动带头践行服务人民的好作风。
二、中央苏区干部作风建设经验对于当前推进干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的现实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形成的丰富宝贵经验，对于当前进一步推进干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巩固和拓展党的十八以来作风建设取得的成效，构建党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启示作用。
（一）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必须坚持始终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观，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
“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核心内涵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以是否满足群众利益作为开展一切工作出发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作风建设作为推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持续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出重拳、用重典、常警示，通过多管齐下、常抓不懈，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吃拿卡要”、“公款吃喝”、“公车私用”、“为官不为”以及“四风问题”等不正之风进行了全面整顿，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对党员干部的满意度不断提升。然而，“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正如新华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一文中提到的10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新表现。这些作风问题之所以存在，归根到底在于仍有少数党员干部依然存在宗旨意识淡漠，缺乏群众观念和群众意识的问题。因此，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思想作风建设，在强化党员干部的群众意识上下功夫，让广大干部坚持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理念，通过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促使各级党员干部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到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
（二）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必须坚持进一步强化制度建设
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加强作风建设，对于用制度约束规范党和军队各级干部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系统的实践探索，有效地促使各级党员干部长期保持优良作风，为党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当前，加强作风建设、保持作风建设成果，不仅需要常态化、制度化地开展党性教育，推动党员干部自觉树立群众观念；而且需要依靠制度建设，通过制度为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立规矩、定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对干部作风转变的重要作用，出台了中央八项规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些党纪党规和制度文件的颁布出台，为干部作风建设的常态化、长效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要求我们必须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着眼全局和长远，搞好顶层设计，推动制度建设科学化，形成一套用制度管人管事的科学工作机制和制度体系。
（三）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必须坚持领导干部带头转变作风
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既是优良作风的创立者，又是带头践行的实践者， 用榜样的力量引领了苏区时期干部好作风的形成。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开展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一定要发挥好党员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上的“头雁效应”，通过各级领导干部示范引领，以上率下、层层带动。当前，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就必须坚持紧紧抓住主体责任的“牛鼻子”，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在干部作风建设上知责明责、履职尽责，切实将责任记在心中、抓在手里、扛在肩上，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通过层层传导效应，层层示范带动，形成齐抓共管作風建设的浓厚氛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朱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