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现实主义电视剧《欢乐颂》评述
陈静
正午阳光团队在侯鸿亮的带领之下，继《伪装者》与《琅琊榜》之后，又推出了集话题级与现象级双重效应的《欢乐颂》。不同于其两部前作的民国乱世与架空历史，《欢乐颂》中的多重文化性恰恰表达了一种基于多重文化的现实反响；并以其基于文化猎奇、文化认同、文化补偿等多重文化影响与其基于文化众生相的反身观照、基于文化分层下的社会群像、基于文化价值下的傲慢与偏见等的多重文化反思，建构起了一种文化意象的现实映现。
一、 文化现实投射式反响
（一）文化现实主客体二元秩序
2016年首播的电视剧《欢乐颂》以其所投射、折射、影射中国后现代文化现实，迅速成为一部具话题级与现象级双重效应的都市职场女性大剧。其所带来的文化反响、文化影响、文化反省等最终回归于现实具象。《欢乐颂》以其高度拟真现实、还原现实、再现现实而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与热捧。这部剧的高度拟真现实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切近现实、靠近现实、贴近现实的梦臆式的幻觉。令观众不由得对剧中的现实与现实中的梦境大相混淆，并由此带来了文化视域内的强烈反响与解读。事实上，观众所处的现实周遭，剧中所表达的艺术化周遭，以及由艺术化周遭所建构起来的文化周遭，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文化现实反响。这种文化现实反响深刻表达了文化即生活这一文化现实真谛，同时更以其由文化现实所反衬着的种种个体化非共存的文化冲突等，形成了一种文化现实主客体的二元化秩序。
（二）文化现实存在的消长
《欢乐颂》对于新时期新时代，有着精准的具象化与表象化的解读。剧中对于现实世界的反映，足令所有的观众都能够如临其境般地渗透于其中、沉浸于其中、移情于其中。本剧高度还原了都市女性的生存状态，在艺术化表现的过程中刻意地抑制了艺术化的夸张诠解，从而使得这部剧既有着锐利的艺术化表现，又有着切近现实的拟真化表达，更有着艺术与现实水乳交融的相互渗透。因而使得观众在观赏的过程之中，极易由这种相互渗透，而滑入渐渐沉浸的艺术创制世界之中，并能够迅速地由戏中找到自己的爱与憎、喜与忧、乐与悲。这种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文化现实的艺术表达恰恰将现实与艺术之间的文化冲突调和为一种统一的文化现实存在。并由这种文化现实存在的消长表达着文化轨迹、文化特质、文化内蕴，甚至是一种针对着文化矛盾批评取舍下的文化反响。
（三）文化现实的文化秩序影响
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样本，《欢乐颂》亦有其社会性反映。这种社会性恰恰反映在本剧的多元化上。电视剧实际上杂揉了都市、职场、家庭、伦理、言情等诸多元素于一身，在这些元素与剧情的彼此碰撞与深度融合过程之中，推动着事件与剧情的发展。这种社会性实质上则是一种形诸于社会化表达的文化现实反响。从文化现实而言，文化即人类的第二本能，这种形而上于单纯物质的本能将人类社会以艺术化的演绎，转化成了一种影视艺术视域下的文化存在。换言之，无论是《欢乐颂》中的社会性，还是其人文性，最终都是一种文化本能。这种文化本能已经游离了文化的具象化与表象化，为包括人性判断在内的社会化表现，打上了超越了具象化与表象化的抽象化的深深的文化印记。这种文化对于社会化的“染指”使得广义的文化秩序由思想意识而价值，由价值而行动，对整个社会化产生着系统化的潜移默化的文化现实影响。[1]
二、 文化符号折射式影响
（一）文化符号猎奇式折射影响
《欢乐颂》在文化现实投射的同时，更以一种多棱镜的方式折射为一种后现代文化现实的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首先是一种基于文化的猎奇式心理影响。其实，猎奇式心理影响存在于每一位观众的心目之中，猎奇是一种文化常规心理定式与心理常态，猎奇之心人皆有之。如《欢乐颂》一样，将形形色色的与现实对位的人物一齐置诸一个封闭的视角之下，使之彼此进行基于文化差异性的评头论足的考量，即是一种文化猎奇的抽象化表达。尤其是在物质符号侵入影响之下，其为影视艺术所带来的由视觉奇观与视觉冲击等相伴而生的一种文化猎奇心理更是如此。从这种文化猎奇心理观察影片中的人物，可以看到处于文化高阶的安迪，基本上以某品牌等五位数服饰为主，而其他人物则等而下之，这种文化猎奇心理的设计，一方面充分满足了观众对于文化猎奇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则由此而充分建构出了形诸于文化符号的心理折射式影响。
（二）文化符号认同式折射影响
《欢乐颂》所带来的文化影响，显然主要反映在剧中人物的价值观表达上。并且，至关重要的是剧中人物的价值观表达，直接能够在现实世界之中找到与其对位的影子。从《欢乐颂》中，我们看到了文化现实最终必将屈从于世俗文化的发展走向，更看到了文化符号的那种万古不易的集体意识所凝结而成的根性灵魂的抽象化表达。唯有这种抽象化表达，方能够顺理成章地将这种文化价值观定义为一种基于文化的认同式心理影响，即一种文化符号化的影响。文化认同虽然是一种抽象化的范畴，但其在电视剧中所形成的文化影响却已经形而上为一种意象化的表达。[2]这种意象化的表达，使得文化符号认同远比其他形式的认同有着更为深远的内涵沉淀，从而由这种文化符号认同能够不断地建构起整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象征表达。
（三）文化符号心理补偿式影响
《欢乐颂》以其文化猎奇与文化认同的心理影响，实现了其对于文化的抽象化表达。本剧更以其基于文化的对于自我怀疑与现实焦虑，为观众带来了凌驾于猎奇与认同之上的补偿式的文化心理影响。从文化的符号化影响而言，更高级的角色化表达显然在隔与不隔之间，从《欢乐颂》而言，同住欢乐颂小区22楼的五位女性由最初的顯性区隔而熟识，再由熟识而隐性区隔，恰恰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化补偿。而恰恰是这种形诸于文化符号补偿的隐性区隔才是这部作品所着力表达给观众的内蕴主旨。五位女性各自不同的秉赋所凝结而成的五种色彩、五种取向、五种人生，亦表达出了她们各自的文化趣味、文化审美、文化层级。这种文化符号下的文化趣味的拟真表达与这种文化符号化补偿表达，亦使得这部电视剧不仅成为了一种现象级与话题级的电视剧，而且更成为了一种准后现代式的文化样板戏范式。
三、 文化价值影射式反思
（一）文化众生相的反身观照
《欢乐颂》中不仅有着文化现实的投射与文化符号的折射，而且还有着文化价值的影射，而这种文化价值影射也为中国后现代文化现实，带来了不可谓不深刻的文化反思。文化更加切近的源于现实。作为一位女性观众，连续剧中的5个女性角色，总有一个就是你。这种反身观照式高度拟真的泛社会化描摹，为观众带来了文化切近现实的表达。从而令观众極易从中对位式地找到一种与本我相类、相近、相似的反身观照，这种反身观照式表达，是现实主义电视剧文化表达的一种根性灵魂，也是现实主义电视剧文化表达的一种高级技巧。这种反身观照，可以令观众从中找到一条透过剧中人物将本我实体中的自我意象加以抒发与宣泻的意象化捷径。而这种文化价值表达显然有着双重意蕴：第一重意蕴即是本我实体对位，这种本我实体与剧中人物的对位，能够令观众产生共鸣、沉浸、移情的通感。第二重意蕴即是形而上于本我的自我规训与自我放逐，而此二者的差异亦仅在于本我的正向选择与反向抉择。[3]
（二）文化分层下的社会群像
在本我对位之下的文化众生相中，看到了一种针对本我的反身观照式影射。这种反身观照式影射将中国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化众生相一幅幅地拼贴成了宏大社会场景映衬下的社会群像。而剖析这种社会群像，即能由形而上的层次，看到一种中国后现代社会的以文化分隔着的阶层性、差异性、区隔性。因而这部《欢乐颂》，实际上不啻是中国后现代社会文化出离下的一种赤裸裸的写真。例如，安迪这位海归高管，其商战与文化素质俱佳，既是商业精英，亦是文化精英。文化范畴内的诗经、王小波、东野圭吾，以及德沃夏克等信手拈来，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高层；而曲筱绡、曲连杰、包弈凡等则为富二代，他们作为高级社会阶层中的一员，显然是生出来的文化伪高层中的寄生者；关睢尔与邱莹莹则属于中国后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那种啃老族，明显处于文化社会的次低层；樊胜美这位典型的大城市漂流族则是文化社会暂时的最低层。
（三）文化价值下的傲慢与偏见
从文化分层下的社会群像，令观众看到了一种中国后现代社会分层下的社会断层、社会鸿沟、社会分野，同时更由这种断层、鸿沟、分野中，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后现代社会的那种层次分明的社会解理。而造成这一切的，显然只能是文化价值下的傲慢与偏见。不同文化分层的人物不仅其相互之间难以和解，且更注定将产生或显性或隐性的区隔。并且，这种区隔还将随着中国后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形成更大的差异化分野。文化众生相与文化分层下的社会群像，其实质恰恰反映了一种社会不同身份下，与文化现实同样挤压下的各自文化焦虑。打破这种显性隐性文化区隔，与解决这种各自文化焦虑，其唯一出路就在于正确地摆正其文化价值核心。[4]同时，这种文化现实、文化符号、文化价值等所逐级表达的文化分层与文化区隔，亦启示着观众，由这种分层与区隔的表达中进一步探索本我实体文化分层下的自我人生选择。
结语
《欢乐颂》作为一部后现代现实主义都市职场剧，以其切近文化现实而备受热议。电视剧由基于多重文化反响开始具象化与表象化建构；由基于文化猎奇、文化认同、文化补偿等多重文化影响开始抽象化建构；由基于文化众生相反身观照、文化分层下的社会群像、文化价值下的傲慢与偏见等的多重文化反思而进行意象化建构，从中升华式抽取出了中国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现实映像、当下现实写真、未来现实趋向。放眼未来，在文化日渐迷失的后现代，伟大的民族复兴所依赖的必将是社会化表象背后的文化力量。
参考文献：
[1]李丹丹，张凤梅.浅谈网络小说影视剧改编现象——以《欢乐颂》为例[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7，37（1）：103-105.
[2]刘沅.是“胜女”，不是“剩女”——电视剧《欢乐颂》中樊胜美形象解读[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6（5）： 36-39.
[3]刘晶晶，熊珊珊.后现代社会电视剧该扮演什么角色——以都市情感剧《欢乐颂》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6，7（14）：167-168.
[4]范伟，吴大顺.文学作品的跨媒介再生现象分析——以《欢乐颂》的热播为例[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157-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