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城镇化发展与农村持续脱贫的关系研究

    欧灌莹

    

    【摘 要】 中国三十多年的减贫经验终发现城镇发展对农村发展有辐射带动作用，对此本文以欠发达地区广西为对象研究城镇化发展与农村持续脱贫的关系，发现广西城镇发展对农村贫困人口持续增收效应不佳。对此政府要发挥调控作用，通过顶层设计、加大资金投入和税收优惠力度等方式提高城镇发展质量，打通城乡联通障碍，实现城乡互联互通。

    【关键词】 城镇化 农村 可持续脱贫

    一、引言

    2018年6月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坚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不急功近利，注重帮扶的长期效果，夯实稳定脱贫、逐步致富的基础”。广西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2012年至2017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704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8%降低到5.7%。[1]为了实现长效脱贫成果，广西各级政府积极发掘地区优势，创新产业精准扶贫规划，提出的县级“5+2”、村级“3+1”等特色主导产业的发展模式，成为全国典范。至2018年8月，全区5382个贫困村（包括新增的深度贫困村）中已有新型经营主体的贫困村5032个、已有产业基地覆盖的贫困村4462个，通过发展乡村产业保证脱贫质量的做法得到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的肯定。[2]但是从广西的做法也可以看出，这些产业扶贫措施依靠政府资金和各项优惠政策的推动，引进的大多企业是外地著名企业，广西本土的产业发展在拉动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疲软现象。在脱贫实践上，中国30年的大规模减贫印证了华盛顿“滴漏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涓滴效应”能够链接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发展，帮助农村发展实现增收。广西区由于历史原因经济建设起步晚，城镇化发展相对落后，从扶贫的产业带动上可以发现广西区城镇化发展在带动农村经济上、实现农村脱贫可持续上存在局限。在这一背景下，需要进一步认识到广西区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居民脱贫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并根据这种关系的大小为广西区以后的脱贫攻坚工作做出相应的规划。

    二、文献综述

    农民脱贫和城镇化长期以来是社会谈论热点，随着2020年的到来脱贫可持续问题也引起学者的关注。关于农民脱贫，相关文献指出经济增长是前期大规模减贫的主力，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城乡收入差距弱化了经济减贫的效果（汪三贵，2008）。进一步实现全面脱贫要解决贫困“硬骨头”，对此学者们普遍认为需要从农民自身的发展能力——例如贫困农民健康、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的限制（徐舒，2010;程名望，2014），以及制度（阿玛蒂亚·森）、自然条件（白南生，2000;施国庆，2010）、社会关系（付少平，2015）等发展障碍着手，采取相应扶持措施提升贫困群体先天羸弱的发展能力才能使他们增收。我国在采用非常规的精准扶贫政策后，地区脱贫攻坚成果显著，但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非常规的扶持政策没有带动相应的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张晓山，2018），而地区精准扶贫与区域的发展联动相辅相成（王春光;2018），地区发展不与区域发展相适应难以实现持续增长。

    关于城镇化和农民减贫，实际上城镇化对农民减贫的推动力在于通过城镇化发展提高贫困及非贫困农民收入。城镇化能聚集劳动力和生产要素实现聚集经济（Henderson et al，2004），由此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聚集，进而推动农村规模化经营和扩大农产品市场，实现农民增收（廖丹清等，2002）。对此，众多学者研究发现区域城镇化进程对农民收入提高具有正面效应，且随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王鹏飞，2013）。城乡区域的经济集聚对本地农民和周边农民收入提升都有正向效应（伍骏骞等，2016;钱潇克、莫蕙，2018）。

    从以往的文献可以看出，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平均收入的整体提升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地区发展对农民收入提升和减贫仍有重要的作用。广西属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从当前的现状看广西城镇化发展迅速，但這是否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持续增收是否起到作用呢？对此本文选用广西作为研究对象，对广西城镇化进程和贫困农民收入间的关系为进行分析。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数据说明及检验

    本文以广西城镇化与持续脱贫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内容，以广西2000-2017年的统计数据构建VAR模型，“让数据自己说话”（古亚拉蒂，1997）。在对持续脱贫的指标选取上，根据国内外的研究发现在脱贫方面需要关注贫困人口的多维因素，但是要实现贫困人口的持续脱贫最终体现在贫困人口收入的提高。因此本文使用占广西农村总人口20%的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li）作为贫困农民持续脱贫的衡量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从人口学的角度定义城镇化，使用历年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表示城镇化率（ur），该指标在统计上有一定的不足和缺陷，未考虑城市基础设施等城镇化发展质量问题，但从以往的文献看这一替代是可行的。为了消除价格变化或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以2000年为基期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处理收入数据。以上数据均来源于历年《广西统计年鉴》。

    为了避免无效伪回归结果，在模型建立及预测之前对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为了减少数据中异方差的影响，对指标取自然对数lnli、lnur，相应的一阶差分变量为Dlnli、Dlnur。经过ADF检验发现，贫困农民收入指标和城镇化水平指标本身为非平稳序列，但讲这两个指标进行一阶差分后都是平稳的，即这连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模型构建及检验

    根据平稳性检验结果，Dlnli、Dlnur为平稳序列。因此采用Dlnli、Dlnur数据建立VAR（p）模型，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其进行解释。利用stata15确定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发现有4个评价准则认为最佳滞后期数为3，因此选择滞后2期建立VAR（3）模型。将Dlnli、Dlnur滞后1～3期的值作为内生变量，建立VAR（3）模型，在统计量检验中发现一部分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方程中加入多个滞后值产生了多重共线性。但经过单位根检验发现模型对应特征方程的特征根绝对值均小于1，所以VAR（3）系统是稳定。

    向量自回归模型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在此研究中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城镇化发展和低收入农村群体平均纯收入提高的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各自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更看重系统的稳定性，所得出的模型系数显著性并不影响后续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三）脉冲效应结果及分析

    利用建立的VAR（3）模型，对变量Dlnli、Dlnur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周期为10年，结果如下图。

    观察低收入农民纯收入对城镇化发展的响应发现，在前期低收入农民的纯收入水平对城镇化的冲击产生一个负向的微调，在短暂负向微调后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对城镇化的冲击有正向响应，持续一段时间后又有一个较大的负面响应，但又随之有较长久的正面响应，如此循环，最终趋于稳定的正向收敛迹象，整体来看是有一个正的响应。这说明广西城镇化发展与低收入农民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密切关系。结合广西的地区城镇化发展和低收入农民增收来看，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广西区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较强的短期行为，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但质量不优，发展方式仍显粗放，以至于城镇化规模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经济发展滞后，无法有效拉动低收入人群增收。从长远看，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会产生持续的正向拉动作用，因此，广西各级政府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应更注重城镇化推进政策的质量和长期政策效应而非短期“提速”目标，采用长期政策。另外要注重城乡发展的政策耦合和市场互通，增加城乡发展联系，减短响应时间。

    另外，低收入农民纯收入对自身标准差变动的有很强的正面响应，这种强的正面响应持续时间较短，呈现逐年起伏效果减弱的趋势。这表明当前低收入农民的纯收入水平与其滞后值有较强的正面响应，这种正面效应有较大的波动，趋于减弱。这也侧面印证当下提升贫困人口个人发展能力的精准扶贫政策。要实现脱贫可持续需要依靠贫困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通过农民内生发展能力的提升实现持续增收。在这方面政府需要针对农民的人力资本实施政策。

    对于城镇化发展而言，农村低收入人群纯收入的增加对城镇化发展表现为微弱的负效应，效应逐年减弱。这背后蕴含的是资源使用的效率问题。对于农村低收入人群他们收入的提高很大程度依赖外力帮助，这其中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责任，投入和引导社会资源助力脱贫。而城镇化的发展也需要资源投入，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从资源的有效配置来看使用于农村扶贫的资源经济效率肯定不如投资于城镇地区的发展，所以最后表现为贫困人口收入的提高会影响到整体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进而影响城镇化的发展。对此扶贫政策的实施，要从长期角度考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与本地城市的发展联动问题。

    另一方面，城镇化发展对自身标准差变动一开始为正响应但逐年减弱并变为微弱的负面响应，而后向正响应最后趋于正向稳定趋势。这背后也隐含和城镇发展的长期有效政策问题。

    （四）方差分解结果

    方差分解作用在于分析不同变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对VAR（3）模型分解得如下结果。

    从方差分解结果可以发现，农村低收入人群纯收入对于自身的冲击影响非常强烈，在第一期完全受自身的冲击影响，随后逐年减弱。对城镇化冲击的影响在第一、二期几近于无，第三期开始有微弱影响并逐年扩大，到第8期达到10.25%。城镇化发展从第一期就受自身冲击和农民低收入群体纯收入的影响，受农民低收入群体纯收入的影响初期相对较小，而后影响变强并超出自身冲击的影响，稳定在55%左右。

    四、结论及建议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城镇化发展与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之间存在长期性的紧密联系。广西近17年的数据显示广西的城镇化进程对拉动贫困农民增收效果不佳，农民对城镇化响应时间较长。当前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和引导作用，以市场选择为导向，从顶层设计着手充分使用财政资金、税收优惠等手段，从基层的产业扶贫、教育扶贫落实、促进城乡融合，促使城镇集聚效应的发挥。

    首先，解决贫困农民先天发展障碍、开拓贫困地区市场经济。对贫困人口而言在中短期内自身发展能力的限制仍是增收的主要障碍;大多贫困地区以小农经济为主，地区发展能力有限。对此中短期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开拓地方发展能力为主的精准扶贫原则。在此期间，广西加大对鄉村旅游、休闲农业的财政扶持力度，短期内带动贫困地区农民增收，开贫困地区市场。此外，从农旅结合角度，通过产业奖补、扶贫补贴等方式调整农民养殖种植的农业经济结构，引进优势产业或龙头企业，培育地区主导产业，加快农村地区产业发展和融合，提高农民的长期创收能力。

    第二，提高城市城镇化发展质量。广西具有多重优势，对此政府要依据地区优势，对各城市发展做出定位，出台相应政策、制度引导地区产业发展。结合市场需求和地区要素禀赋，从需求角度进行供给侧调整，加大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力度，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提高农业产品竞争力，因地制宜实现城乡经济和工农经济的联动和供需匹配，通过全区各产业链条的互通实现城乡互联互通，为城镇化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发展动力。

    第三，改善城市服务环境，为城乡交互奠定基础。政府要安排专项资金自城市中心开始优化、强化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铺设交通网络，包括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城乡交互的便捷度。当前特色小镇、农旅结合是扶贫的重点，而要充分广西自然条件实现旅游扶贫就要完善旅游条件。其次要积极推广包括资金融通、市场开拓、技能培训等内容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和相关制度完善，逐渐全方位铺设经济发展服务网络，实现城乡信息、资金、技术等的互联互通。

    【参考文献】

    [1]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Z].2018-10-24

    [2] 陈静，贺亮军. 广西产业精准扶贫规划成全国典范[N]. 广西日报.2018-10-25（5）

    [3] 李爱玲，王凯.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研究——以湖北省为例[J].商业经济研究，2018（17）：153-156.

    [4] 廖丹清，郭慧伶.城市化对减少农村人口、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2（11）：78-80.

    [5] 王春光.贵州省脱贫攻坚及可持续发展研究[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39-56.

    [6] 张晓山.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应关注的重点[J].经济纵横，2018（10）：1-11.

    [7] 王鹏飞，彭虎锋.城镇化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传导路径及区域性差异分析——基于协整的面板模型[J].农业技术经济，2013（10）：7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