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见证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纪念碑落成记
靳潇飒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二十年前的1998年，当时的宣武区政府便制作了一座石碑来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这座石碑便是如今坐落于报国寺内的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纪念碑。
纪念碑落成背景
甲午年间，清政府败于日本之手，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旋即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在中华各地开设租界、抢夺资源，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掀起维新变法救亡图存运动，希望效法日本明治维新，通过改良主义道路达到参与政权、进行社会改革的目的，从而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开始变法。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从改革政府机构、开办新式学堂、废除八股文等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加之维新派在很多方面操之过急、树敌过多，因而从一开始便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后，维新派与顽固派的矛盾更加激化，顽固派开始集中于慈禧太后周围，形成所谓的“后党”势力，向支持维新派的“帝党”势力发动反扑。1898年9月底，政变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北京城内盛传慈禧太后将在天津阅兵之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从而一举扑灭新政。为了挽救局势，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从浏阳会馆起身前往袁世凯寓所，劝说拥有北洋新军军权的袁世凯拥护光绪皇帝、诛杀直隶总督荣禄、起兵围攻颐和园。然而令谭嗣同没有想到的是，袁世凯竟在两日之后急忙赶回天津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从而出卖了维新派。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自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持续了103天的维新变法运动最终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外逃，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9月28日，谭嗣同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一起在菜市口从容就义，被后世称之为“六君子”。
近代风云百年变幻，虽然已世事沧桑时过境迁，但谭嗣同故居与浏阳会馆、南海会馆依旧静静地伫立在菜市口外，陶然亭公园依然保留着当年维新派志士聚会讲学、大谈新法的回忆，北京法源寺也仍然流传着谭嗣同夜探袁世凯的故事……作为当年维新派的主要活动场所，老宣武区南部承载了太多当年戊戌变法的历史记忆，因此在这里设立纪念碑就显得很有必要。
纪念碑创立过程
从目前西城区档案馆馆藏的资料中可以得知，建立戊戌变法纪念碑乃是由西城区政协委员张续玲在1998年提议，随后由中国著名古建筑学家王世仁先生提出了纪念碑的总体设计方案，碑文由著名清史学家、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先生撰稿。中国商业出版社、报国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传统建筑发展中心也在原宣武区委区政府立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西城区档案馆目前所保留的设计图中可以看出，在纪念碑的设计上，各方都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无论是纪念碑底座石砖和土方的选材，还是花岗石碑身、碑座、碑身小柱的设计，以及汉白玉主体碑身、碑帽的制作和刻字，都体现着大国工匠的精巧。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纪念石碑总体呈长方体，高2.44米、宽1.91米，周身皆由浅灰色花岗石构成。石碑的正中镶嵌着白色大理石，其背面设有六根立柱，前后皆清晰地注明“1898～1998”的时间记号，寓意永远不忘曾经的先贤英灵。该纪念碑全文共537字，皆竖排印刻在石碑正中的白色大理石处，其全文如下：
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碑记
自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于公元一八九五年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赔巨款，创深痛巨，举国震动。在京会试举人，义愤填膺，集会上书，要求拒签条约，迁都抗战，变法自强，史称公车上书。西方列强乘中国之危，抢占势力范围，瓜分之祸，迫在眉睫。爱国志士以救亡相号召，创报刊，开学会，设学堂，奔走呼号，致民智渐开，人心益奋，康有为等多次上书促变法维新，爱国改革运动遂如春潮萌动。光绪皇帝及部分上层人士亦思变更旧法，雪耻图强。光绪帝于戊戌年即公元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下诏明定国是，推行新政，戊戌变法肇始，前后历经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顽固势力竭力反对，阴谋扼杀变革，是年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缉捕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惨遭杀害，变法归于失败。然戊戌变法实开中国近代改革之先河，冲击封建桎梏，解放思想，刷新风气，启示后人，功不可没。今值纪念戊戌变法百年之期，神州大地沧桑巨变，社会主义中国屹立东方，改革开放遍结硕果。北京为戊戌变法策源之地，城南宣武为维新志士荟萃活动之区，抚今追昔，弥足深思，是立碑以志纪念。
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敬撰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恭立
公元一九九八年六月
纪念碑选址变化
纪念碑建成后，原本规划矗立在菜市口十字路口东南侧所保留的一片广场绿地之中，因为这里毕竟作为当年戊戌六君子的就义场所，十分具有纪念意义。除此以外，这里还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康有为故居，离谭嗣同故居、浏阳会馆和法华寺等昔日维新派志士活动场所相去不远，也可作集中纪念展示维新变法运动之用。但因城市规划、道路交通会受到影响，最终将纪念碑选址转移到了菜市口以西的报国寺内。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报国寺前街一号的报国寺，处于北京市中心地域，其内部如今已成为依靠经营书籍、邮票、钱币为主的文化市场，与琉璃厂、潘家园共同构成了北京文化的标志。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纪念碑的设立，无疑在历史文化的基礎上，又赋予了报国寺一层爱国主义教育的色彩。
1998年9月20日，随着戊戌变法纪念碑正式建设完毕和选址确定，北京市政府为纪念碑的落成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昔年戊戌变法的维新志士后人，如梁启超的后代梁从诫先生，以及杨深秀的后代杨去塞先生也作为嘉宾出席了仪式。作为戊戌维新志士活动之地，北京城南的原宣武地区终于有了让后人纪念和缅怀维新志士的场所。
结语
如今的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纪念碑依然静静地矗立在报国寺深处。中华大地早已发生沧桑巨变，中华民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这些正是一百二十年前那些维新志士想做却未能做到的。戊戌变法所焕发的爱国主义精神、改革奋进精神和思想解放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广大中华儿女应当努力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戊戌变法纪念碑不仅可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载体，更体现着以宣南文化为代表的京城传统历史文化精神。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