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思想资源”与“思维工具”

    张新华

    台湾学者王汎森认为：每一时代所凭借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们靠着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筑他们的生活世界，同时也用它们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人们受益于思想资源，同时也受限于它们。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及其成果，从一个方面看受制于他所拥有的“思想资源”及其极具个性特色的“思维工具”。本文以为，“思维工具”比“概念工具”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所以采用“思维工具”一说。本文借助“思想资源”与“思维工具”的方法，从一个侧面探究陈云的理论特征、人格魅力与现实昭示。

    从人生经历看，陈云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丧父母。11岁入高等小学读书。1919年12月8日，高等小学毕业后，离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当店员。期间刻苦自学文化知识，阅读革命书籍。1920年—1924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一边做工，一边刻苦自学。参加工人夜校学习，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这段简单的叙述可以看出，五四时期通行的基本文化知识教育，商务印书馆学徒、店员的独特经历，对于热爱学习的陈云来说，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知识氛围熏陶。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之一。1897年创办于上海。创立伊始，先后延请高梦旦、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人才，编写、出版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等等，这些丰富而优质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于求知欲望强烈的陈云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关于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界已有的研究著述颇丰。这里要强调的是，五四运动前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潮广为传播，商务印书馆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可以说是陈云一生中第一个相对集中的学习阶段，夯实了其后的学习基础。

    从1935年冬，陈云入列宁学校学习，并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教，到整个延安时期，是陈云第二个相对集中的学习阶段。尤其是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党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运动，也是马列经典文献在全党广泛译介、学习、宣传的时期。正如陈云在1939年12月《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所自述的那样，“我们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那时我们读的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也读点别人的著作。”陈云对自己延安时期的学习特别是毛泽东同他三次讨论哲学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提出，“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文革”期间，陈云受到冲击。1969年11月12日，陈云被下放到南昌青云谱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期间研读马列著作特别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有关新经济政策方面的著作。1973年受周恩来委托，陈云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对外贸易问题。6月7日，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时陈云明确提出：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以便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有的地位。银行要把利用外资的任务担当起来。这可以看作是陈云第三个相对集中学习阶段，为“文革”结束后，陈云反思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指导新时期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准备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正如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陈云终其一生始终注意从实践中学习，从群众中学习，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这是陈云从一个小学文化的学徒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党和国家经济工作卓越领导人的重要前提。

    《陈云文选》3卷（1995年5月人民出版社第二版）共收入陈云的主要著作190篇。文选从1926年7月至1994年2月，贯穿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特别是党的建设与财经工作等重大问题。《陈云文选》的注释，是文选正文的权威性的说明与阐释，涉及重要引文的出处、重要史实与人物的解释、重要语句的说明等，是研究陈云思想资源的重要途径。据笔者的初步统计，第一卷383个注释，引述列宁斯大林语句有10次，毛泽东语句有7次，中国传统典籍语句3次；第二卷231个注释，引述列宁斯大林语句1次，毛泽东语句3次；第三卷307个注释，引述列宁斯大林语句3次，毛泽东语句2次，邓小平语句1次。这表明：陈云对马列的学习与研究，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选择具有一致性，即突出了列宁主义中关于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及其列宁主义政党建设的学说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论述。同时，陈云不多的引述重在对工作的针对性与指导性，与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关于“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思想观点具有一致性；其次，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其思想理论对全党尤其是对党的领袖群体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领袖群体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发自内心的尊崇、学习和落实，也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结晶这一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判断。再次，全部三卷占一半以上的注释是与中共党史密切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人物、观点和政策，显示了陈云思想与其革命生涯、领导实践的紧密联系，构成了陈云思想资源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使陈云的思想及其表达少了一些经院哲学式的繁琐，多了一些实践经验的鲜活，体现了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三者的有机结合。一部《陈云文选》真实地记录了陈云坚定地选择马列主义，自觉地学习、运用、发挥、丰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思想轨迹。《陈云文选》注释就是这一轨迹的另一展示。

    值得注意的是，《陈云文选》一至三卷涉及经济领域的名词（包括旧中国的一些经济现象）、语句的注释分别是26、50和62次，其中第三卷的经济语句中还包含了与当代中国对外开放有关的国际经济语句11次。这些语句先后如：铁租制、京果业、奖励移难民、边币、公盐代金，应变米、筹码、公粮、冷货呆货、龙头布、地方附加、游资、零担土产、批购户、延安新市场，定息、公差、过俄行、“骨头”和“肉”、公购粮、人民币“腿短”与外币“腿长”、分税制等等，这些具有中国传统经济生活特点、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发展及其变迁相关的本土化语句，说明陈云经济思想的重要思想资源：一是早年陈云在上海的经历对他的影响至为深远。旧上海是旧中国乃至其时远东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上海比较发达的经济生活及其现象为日后陈云的治经理财准备了最直接、最感性的思想资源。二是长期的领导经济工作实践，形成了陈云独特的经济理论，甚至独特的表达方式，如“三个为主、三个为辅”、“骨头”和“肉”、“腿短”与“腿长”、“鸟笼”经济等等，这些带有原创性的经典论述既是实践经验的生动而深刻的总结，又是博采众长、与时俱进的积极而开放的思考。实践，构成了陈云思想特别是经济理论的最主要的思想资源。

    应该说，具有上述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践经验构成的思想资源并不是陈云所独有的优势，甚至中国共产党内这方面超过陈云的也不乏其人。为什么陈云能够脱颖而出、卓有建树呢？这与陈云独到的“思维工具”有关。

    首先，陈云重视并善于学习。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成功的学习型组织的重要特征。陈云在学习上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注重结合实际学习，并善于做理论的思考、总结与概括。1987年7月17日，陈云在《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的谈话中指出：“在延安，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我都看过，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实事求是。”

    其次，陈云重视方法论的研究。早在1938年9月，陈云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关于干部政策问题的讲演，指出干部政策就是用人之道，并把干部政策概括为十二个字：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这十二字是对“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在方法论上的高度凝炼。1990年1月24日，陈云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指出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早在延安整风中，陈云就提出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1947年2月7日，在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会议上讲话中，陈云指出：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有三条：一、“交换”意见，尤其要听不同意见；二、对各种意见要进行“比较”；三、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学术界对这十五个字的已有研究与阐释可谓深入仔细，十分丰富。陈云独创的这十五个字历经近半个世纪，是陈云一生的深刻思考与科学总结，也伴随陈云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丰富实践、政策制定、理论探索。这是陈云走向成功的方法论因素，也成为陈云有着鲜明实践特色、理性思考的“思维工具”。

    1954年6月30日，陈云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在破解“五年内农业总产值每年要求递增百分之五”的问题时，陈云指出：“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但见效最快的，在目前，还是合作化。”陈云在讲话中分析了开荒、修水利的诸多现实局限，指出：“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增产百分之三十，就有一千亿斤粮食。并且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各种增产措施才更容易见效。所以合作化是花钱少、收效快的增产办法。国家在财力上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这一段论述与思考，充分体现了陈云坚持其时合作化方向与大力增产的原则要求，善于在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注重比较、反复的现实考量。这一政策分析堪称陈云的“思想资源”与“思维工具”成功结合的典范。

    陈云拥有的独特的“思想资源”和科学的“思维工具”，两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如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这一个”重视学习、坚持真理，尊重实践、直面现实，辩证思维、通俗表达。这是陈云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特征与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一卷本）所附陈云生平大事年表[M]，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

    [2]王汎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N].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第45期.

    作者：本刊总编，教授

    责任编辑：张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