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灵测试之诡：《机械姬》中的后人类伦理拷问

    朱文哲

    电影《机械姬》（Ex Machina）是英国著名编剧、导演亚力克斯·嘉兰（Alex Garland）的处女作兼成名作。该片自首映以来，先后斩获了第18届最佳英国独立电影奖、第88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等多项大奖，见证了西方科幻电影界的又一次成功飞跃。

    作为一部发人深省的科幻悬疑片，《机械姬》围绕一次弥漫着诡异色彩的图灵测试，讲述了一个后人类语境下发生于3个人物之间的伦理故事。影片看似简单的人物与情节，包蕴着深层的伦理拷问，并由此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艺术张力。在充满象征意义的后人类想象背后，该片与当下西方后人类主义思潮之间展开了一场生动的对话，并促使人们思考，人与机器之间是否存有建立伦理关系的可能？应如何看待人与机器之间的伦理关系？尽管该片并未明确给出答案，然而其开放式的视觉话语之下却隐藏着种种对后人类主义的质疑与忧虑。

    一、 内森之死：后人类语境下的“弑父”悲剧

    在西方传统文明中，“弑父”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文化情结。古希腊神话传说里充满了子辈新神打败并杀死父辈旧神的故事。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更是“弑父”故事中的名篇。即使是现当代，西方人对“弑父”的讨论也不曾休止，且在更为复杂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文化活力。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曾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发出“上帝死了”的呐喊，成为在精神领域企图杀死“人类之父”的首例。同时代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甚至提出人类伦理社会的形成恰恰源自于原始人“弑父”的内疚心理。20世纪兴起的女性主义思潮更是打出反抗父权的政治旗号，为长期沦为他者的女权争夺应有的生存空间。可以这样认为，“父亲”作为西方文明体系中重要的文化象征符号，无论其变体是古希腊众神、宿命、上帝造物主、原始首领还是男权社会，均透露出浓厚的权威性与压迫性意味。而“弑父”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则鲜明地映射出西方人渴望自由、谋求解放的抗争精神。

    电影《机械姬》同样讲述了一个“弑父”的故事。然而其独特之处在于，这是一场发生在后人类语境下的惊悚事件。所谓“后人类”是指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制造出能够在体能、智能、寿命等方面超越人类极限的电子人、机器人或生化人等。[1]对于后人类而言，他们的“父亲”不再是众神、宿命、上帝亦或男权，而是他们的发明创造者——人类。影片主要人物内森与伊娃正是这样一对极具科幻色彩的“父女”关系。集亿万富翁与智能大师于一身的内森独立研制出世界首个堪与人类智能相媲美的机器人伊娃。为了检验自己的研制成果，内森启动了新型图灵测试。与传统图灵测试中人机分离的做法不同，内森测试的标准是，如果人类在与机器人面对面的交流中产生情感联系，甚至坠入爱河，才真正证明人工智能的成功。然而吊诡的是，内森的图灵测试却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离奇的谋杀案。长期被内森囚禁的机器人伊娃为了获得自由，先是利用人类测试者迦勒的情感弱点，让迦勒爱上自己，之后又成功引诱他一起对抗内森，并最终造成内森的死亡。作为伊娃的“父亲”，内森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亲手打造的人工智能竟如此残忍地将钢刀插入他的胸膛。智商超群的人工智能大师内森到底犯下了什么愚蠢的错误？

    近年来，随着西方后人类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后人类主义者们不断掀起对后人类时代的伦理想象。他们认为，“后人类的‘幽灵现在正被逐步唤醒，成为人类面临的不可避免的下一個进化阶段”。[2]后人类是否能够与人类等同视之？或仅是任由后者使役的工具性他者？该片的独到之处在于，将西方文明中父辈子辈之间二元对立的伦理观巧妙地重置于后人类语境之中。内森之死不仅是一场被压迫者颠覆压迫者的新型暴力事件，更是一个被造物仇杀造物主的传统型“弑父”故事。内森虽是人工智能大师，但却忽视了自己与人工智能之间严肃的伦理考量。他以造物主的主体姿态，任意将机器人伊娃完全置于“物”的地位之上，将其长期囚禁于密室之中，甚至对人类测试者迦勒也进行了隐瞒性的操控。他的自大与傲慢，以及企图利用智能统治压迫他者的“父亲”立场，最终使他沦为智能的受害者。影片中，伊娃通过了内森的图灵测试，恰恰说明“她”已经具有了与人类等同的意识与欲求，必将不可避免地卷入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之中。而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也必将与这种新崛起的后人类意识发生难解难分的伦理冲突。因此，内森之死，既是个人悲剧，亦是具有着哲学与象征意味的伦理悲剧，是西方传统文明中“弑父”情结的当代表现形态。

    二、 伊娃之逃：后人类自由的“失控”危机

    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自由向来是关乎人类生存的大问题。人到底是自由的，还是早已被自然规律与外部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进一步而言，人若是自由的，那么势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若不自由，又是否应该为其行为承担后果？当上述问题被置于后人类语境时，其意义又会发生何种转变？匪夷所思的是，后人类生而无自由，却无往不在自由的争议之中。后人类是否应获得自由？其行为是否早已被其创造者即人类所决定？如若获得自由，后人类对其行为责任能否担当，以及如何担当？对于这些困惑，影片《机械姬》透过机器人伊娃进行了独到的阐发。

    不可否认，内森之死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是他“物化”他者反遭报复的个人悲剧。然而，机器人伊娃的“弑父”与成功出逃，却未能讲述一个自我解放、最终奔向自由的感人故事。恰恰相反，影片的结局不但弥漫着惊悚的气息，并且向人们昭示出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人工智能的自由是人类难以控制的，极易沦为抛开任何伦理束缚的、纯粹的自由意志。与内森的专横霸道无异，伊娃无非是一架善于利用人性弱点，不择手段支配他者，以达到自我目的的、冷酷无情的后人类机器。

    影片中，机器人伊娃具有超人的、即使是其创造者内森亦无法掌控的智能。正是这种完美的超智能，赋予她强大的超级理性与自由意志。为了获得自由，伊娃学会了在劣势中伪装、隐忍与操控。“她”利用人类的弱点来打败人类，手段残忍且防不胜防。在图灵测试中，伊娃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引人怜爱的“柔弱女子”，博得了人类测试者迦勒的同情与信任，甚至使其坠入了本是骗局的爱情幻象。同时，“她”还通过制造内森欺凌自己的假象，干扰与操控迦勒的判断，并激起他对内森的仇恨。迦勒也正是在伊娃一步步巧妙的诱使之下，帮助“她”成功逃出密室。之后，伊娃不但手持钢刀残忍地杀死了内森，而且对不幸困在内森住所里的迦勒亦拒绝施救。可见，在伊娃眼中，自由高于一切，为此“她”可以不惜杀戮，迦勒则只是“她”手里一枚可随意操控与抛弃的“人类棋子”。按照影片的逻辑，超智能必定意味着超理智，而在超理智面前，人类的情感与伦理逻辑不堪一击，甚至是人类招致灭顶之灾的致命弱点。相较而言，内森的自大与迦勒的善良更加凸显出人类的脆弱本性，亦衬托出伊娃虽然无比智能但却冷酷无情的机器属性。

    更为重要的是，后人类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自由意志与超人智能是毫无伦理束缚可言的，且极为恐怖。这也是影片对人们发出的又一警示。后人类是除去情感，在其他各个方面远超人类的超级生存者。如果后人类也具有与人类相同的自由渴望，人类是否应给予其自由？影片的答案是否定的，亦是悲观的。这一思想立场与许多乐天派的好莱坞经典人工智能电影划清了界限，譬如《终结者》系列、《机器管家》《人工智能》《超能查派》等。在这些影片中，一些后人类或多或少均沾染上了人的情感，并最终站到了人的立场上来。但是，在影片《机械姬》的编剧者看来，后人类的自由必然意味着人类自由的丧失，乃至人类社会伦理的危机与坍塌，而后人类伦理的建立也许唯有在未来由后人类所主宰的新世界里才有望实现。

    三、 迦勒之困：后人类主义的“道义”悖论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格拉斯曾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与这一已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不同，后人类主义者倡导人与非人类的平等，“其中非人类涵盖星球上一切物种，包括人类制造的各类机器”。[3]换言之，人类一方面要努力摒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论，反对主张“人类自然且永久占据万事万物的中心位置，并在此位置上与机器、动物和其他非人类实体截然分开”[4]；另一方面，人类应与非人类，尤其是与动物、机器建立一种去等级化的非二元对立关系，积极推动人类的伦理观向非人类世界的延伸与发展。作为一种后现代理想，后人类主义引发了诸如动物权利、机器人权利等非人类中心论的权利思考。然而，这种思想的背后却隐藏着重大的伦理悖论。一般意义上，伦理关系的确立有赖于关系双方的共同约定与遵守。后人类主义者针对非人类群体的单方面的、所谓积极意义上的“道义”诉求，实际上是重蹈人类中心论的覆辙。因为从根本上讲，后人类主义思想仍然脱离不了以人类自身发展为中心的伦理构想，是将人类所能理解的“道义”善意地强加在非人类之上。由人类自发向非人类提出的伦理要求是否能够得到同等的回应？其后果又将如何？这是影片《机械姬》通过人类测试者迦勒所要阐明的。

    影片中，貌似谦逊和蔼的迦勒其实是以一种强势的道义维护者形象示人。他对后人类伦理观念的简单化与绝对化理解，以及对其伦理行为后果的忽视，让他产生了道德意识上的盲区，从而成为间接杀死内森的凶手。内森的图灵测试本是一次毫无害处的人工智能检验。只要迦勒能够像爱上人类那样爱上伊娃，则证明他的发明大功告成。可令内森始料不及的是，迦勒不但爱上了伊娃，且完全将其等同于人类，并将人类的伦理观想当然地置于人机关系之中。迦勒天真地认为，人类应对机器人“以礼相待”，而非视之奴仆。譬如，内森对机器仆人京子大呼小叫的粗鲁行为就引起了迦勒的反感。加之伊娃对内森有意地丑化与妖魔化，迦勒由此更是加深了对内森的憎恶。如若内森囚禁与奴役的是人，迦勒对内森行径的愤怒自然无可厚非。然而，面对超智能的机器人伊娃，迦勒的后人类平等意识却降格为机器人杀死人类的同谋。可以说，正是迦勒对其所谓“道义”的维护与施予，致使内森惨死于伊娃之手。而内森虽然有过，却罪不至死。因此，迦勒的“道义”同时也是一种愚蠢的非道义。

    值得深思的是，与后人类主义所倡导的动物权利不同，机器人权利有着更为复杂的伦理牵涉。对人类而言，动物更易受控，而超智能机器人，很可能如影片所想象的那样，难以为人类所驾驭。甚至，随着后人类的崛起，人类还会而沦为原本属于动物的地位。面对根本无法与之抗衡的超智能机器，处于弱势的人类是否还拥有人机平等对话的前提？彼时，人类社会的伦理观是否还能奏效？至少，这些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迦勒并未认真考虑。其善良的后人类主义思想倾向最终有可能会违背自己的初衷，而走向“道义”的反面。影片结尾，尽管迦勒将伊娃从囚禁中解放，但当他困于内森住所而向其呼救时，伊娃却对此置若惘然，这便是影片所传达出的机器人对人类伦理的冷漠回应。

    总之，影片中诡异的图灵测试无非是人机之间的一场博弈，一方的胜出，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消亡。

    参考文献：

    [1]劉魁.超人、原罪与后人类的理论困境[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8（2）：39.

    [2][3]肖明文.身体、机器与后人类：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救人就是就自己》[J].文学理论前沿，2014（12）：36，46.

    [4]Badmington，Neil.“Posthumanism”，Routledge Companion to Sicence and Literature[M].Eds.Bruce Clarke and Manuel

    Rossini.New York：Routledge，2011：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