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寒晖：一曲哀歌动地天

    余玮

    

    

    

    在陕西师大附中校园里，有一座肃穆的雕像，雕像底座上镌刻着一首流传近70年的经典名曲—《松花江上》。雕像的主人，正是《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

    少为人知的是，《松花江上》的诞生地是西安而不是东北;张寒晖也不是东北人，甚至就不曾到过东北。 那么，他怎么会写出如此悲壮动人的歌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

    1936年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城里到处都能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后来，这首歌又迅速传遍全国，成为中华民族刻骨难忘的抗日歌曲之一。

    《松花江上》的创作者，就是与冼星海、聂耳并称“音乐三杰”的张寒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寒晖是默默无闻的，在《松花江上》《军民大生产》等名曲背后，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清瘦的戴眼镜的河北人的故事。但是，真正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历史湮没的。随着时光的推移，张寒晖声名日炽。

    用歌曲唤醒民众投身抗战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爷爷张寒晖一生其实从未到过东北。是流落西安街头的东北难民，给了他创作灵感。”站在河北定州市建阳村张寒晖故居里，张满囤谈起爷爷当年创作《松花江上》的故事如数家珍。“爷爷从小就住在这个小院里。”他说。

    张寒晖原名张兰璞、张含晖，1902年5月5日出生在顺直省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西建阳村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张寒晖祖上曾出过七位举人，曾祖父琴棋书画皆通，曾考取功名，却弃官不做，终生过着恬淡的田园生活。祖父和父亲在维新变法后都曾在新办的小学堂里教书，但薪金微薄，家道中落。父亲满腹学问，既懂中医，又爱好民间音乐，是位进步的民主主义者，所以张寒晖自幼受父亲革新思想的影响颇深。

    张寒晖的孙子张满囤说，爷爷在家中排行老二，小名全子，幼时体弱多病，但天资聪颖。

    张寒晖的母亲去世早，父亲张振洲靠教书养活张寒晖弟兄五个，以及张寒晖年迈的祖父祖母。家里终年糠菜半年粮，贫寒度日，实在养活不起众多的孩子，便将张寒晖最小的五弟送了人。

    虽然家境拮据，但在当时传统思想影响下，张寒晖的祖父和父亲还是东挪西借地凑足学费，让7岁的张寒晖入私塾读书，也算续上张家的书香之脉。整日食不果腹的张寒晖，靠着坚强的毅力艰难求学，从小学到初中，一直读到保定高等师范附中。1920年，张寒晖直接去了北平，在北平私立电气工业学校学电工。

    1922年，张寒晖回老家和出自贫苦农家的姑娘邵金平成婚。新婚之夜，张寒晖为妻子改名为邵锦萍，并轻声唱起了在北平才学会的一首《满江红》：“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年，主权夺。叹江山如此异族驰骋，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

    同年，张寒晖再赴北平，考入北平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张寒晖上这所学校，一是他从小喜爱戏剧，特别爱唱家乡独特的地方戏—定县秧歌，更主要的原因，是这所学校不但管学生的吃住，还发给一些零用钱。

    张满囤曾听老辈人说，1922年，结婚短短九天后，爷爷就离家到北京上学了。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里，张寒晖在家的时间少，在外的时候多。由于没有男劳力，孩子又小，家中里里外外都靠邵锦萍，生活十分艰难。“奶奶白天上地里干活，回来干家务，晚上还要纺线到深夜。有时扛着辘轳给人家打短工浇地。就这样，把收入一点点积攒起来给爷爷备用。”

    1925年，张寒晖考入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艺专，他在著名音乐家赵元任教授的指导下，对民族音乐、河北梆子、河北民歌及昆曲等进行了系统学习和钻研，为后来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张寒晖带领同学参加“三·一八”反对段祺瑞军阀政府的游行，和李大钊一起走在游行队伍中。军阀政府疯狂搜捕爱国进步人士，李大钊惨遭绞杀，张寒晖也上了通缉的名单。他连夜剃光头，逃离北平，一路步行400多里回到家乡。

    张满囤说，爷爷奶奶感情很好，只要爷爷回到家，总喜欢穿个大褂，摘掉眼镜到地里干活，或者教村里的孩子识字、唱歌。一回到屋里，就张罗着做饭，女儿艳婷趴在他腿上，儿子林格爬到他背上，他边拉风箱边给孩子们讲故事。

    1928年，张寒晖再次入北平国立艺专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是在艺专工人俱乐部工作，后又领导北平青年俱乐部，组织了红色话剧团体“五五剧社”。后因不满于学校“艺术之塔”的封闭式教育，愤而辞职回乡。

    一气呵成饱含血与泪的旋律

    1933年2月，张寒晖接到他在北平国立艺专的同学好友刘尚达的来信，邀他去西安工作。刘尚达时任陕西省教育厅社会教育科科长，兼任陕西省民众教育馆馆长。

    此时，张寒晖在定县利用民众教育进行抗日宣传，已引起定县反动当局的注意。他接到信后动身去了西安。

    到西安后，张寒晖在陕西省民众教育馆任总务主任，组织了“西安实验剧团”、“西安铁血剧团”，自当导演和演员，演出了《不识字的母亲》《黑地狱》等话剧，并主编出版《老百姓报》，以通俗文字开展救亡宣传。

    然而，支持他们的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被南京政府撤免了职务，张寒晖和好友刘尚达被赶出了民众教育馆。张寒晖失业，贫困交加，又生了病。他两手空空拖着病体回家，正值隆冬时节还没有棉裤，冻得瑟瑟发抖。

    1936年夏天，张寒晖二次只身去西安，以西安省立第二中学（今陕西师大附中）教员的身份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此次离家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西北参加革命活动，再也没能返回家乡。

    在西安省立第二中学，张寒晖担任过28级（1939年毕业）的班主任等，讲授国文课，课余则在师生中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文艺宣传。此时，他在学生中组织成立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斧头剧团”，指导演出了多部抗日救国话剧。其中《鸟国》一剧影响最大。该剧在大操场演出，观众达数千人，群情激愤，抗日口号声震云天。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5年，十余万东北军被调至陕甘两地，拖家带口，愁容相对，乡音一起，一夜征人尽望乡，而那是个什么样的家乡呢？那是一片遭受侵凌的故土。广大东北军将士渴盼早日打回东北，赶走日寇，重返故乡。

    古城西安街头，拥塞着成千上万愤怒的东北军官兵和无家可归的东北难胞。张寒晖到达西安后，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

    一天夜晚，在东北军做地下工作的孙志远来看望张寒晖。孙志远给张寒晖讲了很多东北军对故乡的思恋之情和西安东北难民对丧失国土的悲愤之情，还送给了张寒晖一本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出版的《东望》杂志。封面上印着该军军长王以哲的亲笔题字：“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安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妹于水火之中。”孙志远望着沉思的张寒晖说：“寒晖，你多才多艺，写一首反映东北军思想感情的歌吧！”

    于是，张寒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一面宣传抗日方针，一面倾听东北同胞们控诉“九·一八”日本鬼子的罪行，倾听他们对失去故乡、亲人的思念，深刻体会到埋藏在他们心底的亡国之恨和丧家之痛。

    张寒晖日思夜想，心潮难平，眼前那片黑土地，那条松花江，仿佛在向他招手，东北依稀成了他的家乡。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歌词一句句写出来了，可用什么音乐素材呢？张寒晖想起了家乡那独特的地方戏—定县秧歌中凄惨惨的“大悲调”，还有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尤使他历历在目的是家乡女人哭坟时，那种失去亲人的悲痛欲绝的哭声……

    素材有了，张寒晖奋笔疾书，于1936年11月一口气创作出悲壮动人的歌曲《松花江上》。

    写好歌，张寒晖先在二中学生中教唱，旋即引起强烈反响。当时正值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二中的同学们在游行队伍中唱起了这首歌，立即震动了西安古城。随后，由东北军政治部宣传队印成卡片分发到各军各师，又经中共地下党转给北平学联歌咏队。

    风靡中华大地的流亡歌曲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来西安，住临潼华清池，企图督促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进行剿共。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邵元冲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十余人相继到达，住西京招待所。

    12月9日，西安各校学生一万多人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会后，学生们到“西北剿共总司令部”、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请愿，蒋介石下令“格杀勿论”。

    游行中，东望小学一学生在中山大街被警察开枪射伤，学生们群情激愤，冲出中山门向临潼进发。张学良亲自赶到十里铺，挥泪劝阻学生避免流血牺牲。这时，游行队伍里响起歌声：“……‘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歌声悲壮，令人断肠。张学良惊闻此曲，感慨顿生，热泪盈眶：“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12月12日凌晨，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和从南京来的十几名军政大员。

    西安事变后几天，张寒晖按党的指示参加了东北军，任政治部人事股长兼“抗日演剧团”团长。身为东北军的一员，张寒晖唱着自己写的歌，同样泪流满面。

    1936年底，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指挥着东北军军官高唱《松花江上》，悲愤的歌声激起大家思念故乡的情绪。当歌声进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举起了拳头，“一定要打回家乡去！”

    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时，谈及《松花江上》，激动地说“（‘九·一八事变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漂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

    1937年，作曲家刘雪庵把自己从上海流亡到香港途中谱写的《流亡曲》（又名《离家》）及《复仇曲》（又名《上前线》）两首歌与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编为《流亡三部曲》，在《战歌》音乐期刊上发表，因当时对《松花江上》创作者张寒晖缺乏了解而署以佚名。这是三首歌曲以《流亡三部曲》之名首次正式发行，成为在抗战时期万众传唱、脍炙人口的一组爱国歌曲。

    在“精神故乡”创作抗战音乐

    “华北是张寒晖的出身之地，是他自然生命的故乡，但他还有两个故乡—大东北是他笔下、音符里的故乡，大西北则是他的‘精神故乡。他奔波于两极之间，实际上成了当时情境下一个普通中国人的钟摆，他的摆动之下，我们看到的是饥饿的乡村、人民的怒吼、烈士的热血、抗日的烽烟、延安的灯火和松花江的波澜。”著名评论家肖云儒如是说。

    张寒晖是河北人，却对陕西有着非常浓烈的感情，并善于生动有力地运用陕西关中老百姓的语言。《松花江上》创作的成功，使张寒晖与东北同胞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1938年8月，中共地下党员张寒晖受党委派来到位于西安的私立东北竞存中学任中共竞存总支社会工作委员，担任学校中学部教务主任（1940年春改任小学部教务主任）。

    东北竞存中学是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人民教育家车向忱在“一二·九”运动高潮中于1936年创办，以招收东北流亡学生为主。

    1938年11月，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私立东北竞存学校从西安城内南大街湘子庙迁到凤翔县城东关纸坊街，中学设在黄庙，小学设在火神庙。竞存学校条件很艰苦，以破庙为校舍。破旧的庙殿，地上铺上一层麦草，既当教室，又当宿舍。数九隆冬，张寒晖往往教完音乐还教语文。夜深了，他坐在麦草上，两腿架块木板低头凝神给学生批改作文，两手冻得实在受不了，就用嘴呵呵热气。学校经费拮据，他便开源节流，到社会上募捐为教员发薪，并节衣缩食接济一些贫寒无助的东北学生。

    张寒晖一生创作了近70首歌曲，在凤翔纸坊的近四年时间里，就创作了《反攻》《云雾里》《荣誉大队歌》《祭阵亡将士歌》《庄稼汉抗战三部曲》《合作运动》《团结起来》《努力，咱们战斗下去吧》等28首歌曲。这个时期也是他音乐创作生涯的高峰时期，除歌曲外，他还创作了歌舞剧《原始人》，导演了《反正》《正路》《代用品》《崇德堂》《川岛敏子》5个话剧。可以说，纸坊是张寒晖抗战音乐创作的“大本营”和“根据地”。

    张寒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间音乐家，他写的歌词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曲谱多来源于民间音乐，来源于民间艺术的言传身教。描绘纸坊村幽默、勤劳的造纸工人的《纸工歌》，就是在凤翔《莲花落》的西府曲子与纸工们的劳动号子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纸坊村是关中地区有名的造纸村，鼎盛时“家家纸墙竖，户户碾砣声”。老乡们采用老祖先蔡伦传下来的造纸术，将烂麻鞋、破布、树皮等做原料，制成麻纸。这种纸是糊窗户、裱顶棚的好材料，但却不能写钢笔字。此外，这种造纸术成本昂贵、工序复杂、制作辛苦。张寒晖经过琢磨，想到了用细麦草作为造纸材料的方法。折腾了一个月时间，他终于造出了拥有多种颜色、当时俏销西北、能印刷报纸的“寒晖纸”，并兼任过造纸厂厂长。“寒晖纸”厚实、美观、价廉，用途广泛。当时西安的《老百姓报》以及印制书籍、刊物、信纸、教案等，用的都是这种纸。后来，张寒晖到陕甘宁边区，曾在经济建设委员会工作，又创办纸厂并以此方法造出了轰动一时的“马兰纸”。

    1941年暑假，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竞存中学，搜捕进步师生。这年8月，陕西省委考虑到张寒晖的安全和以后的工作需要，派交通员黄军（后名冯和骏）联络张寒晖迅速撤到边区。张寒晖随即秘密离开竞存，走进凤翔城关，搭马车到虢镇，上火车到三原，又北上到耀县照金镇—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所在地，在照金从事剧团工作。

    1942年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几次给边区政府致电，邀请张寒晖到延安工作。于是，张寒晖奔赴延安，先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兼总支组织委员、文协大众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戏剧委委员等职。当年，他与丁玲、萧军等一起工作，并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安整风。

    时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火热的生活鼓舞着张寒晖。1945年，他用当地的陇东民歌曲调创作了《军民大生产》。由于曲子清新明快，歌词又写得生动活泼，大家很快就学会了。边区军民唱着这首歌，开荒种粮、纺线织布，渡过难关。随后，这首歌从陕北唱到关中，又唱到山西，一路受到了军民的热烈欢迎。

    淡泊声名的人民音乐家

    长期的艰苦工作，使张寒晖积劳成疾。

    张寒晖当年在延安的邻居郑云燕曾回忆：“1942年，我随母亲邵清廉从奉天（沈阳）千里迢迢徒步来到延安，寻找从黄埔军校毕业来到延安抗大的父亲郑新潮。在延安，张寒晖就住我家隔壁的窑洞，我们朝夕相见。他穿着一双布鞋，衣装较整洁，衣兜里别着钢笔，留长头发，戴着眼镜，远处看上去就知道他是个文人。”

    郑云燕说，在相邻相处的岁月里，张寒晖总是日夜兼程谱写着一首首革命歌曲。他的窑洞里不时传来谱曲的歌声，偶尔伴有阵阵的咳嗽声。

    在延安，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张寒晖病情一天天加重。郑云燕回忆说，1945年春，天气乍暖尤寒。患了感染性肺气肿的张寒晖每天都要到窑洞外面晒太阳。“延安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张寒晖总是咳嗽，白天只要听不到他的咳嗽声，就知道他不在窑洞里。有时夜间他咳嗽得厉害，我妈妈就给他端去一碗羊杂碎汤，暖暖身子，咳嗽就会减轻一些，冬季来临，他常说最怕感冒。只要一感冒就会引起肺气肿。”

    1946年3月初，张寒晖因肺部感染引起水肿，造成心力衰竭，出现昏迷。3月11日晚，年仅44岁的张寒晖在延安溘然长逝。

    张寒晖被安葬于宝塔山之南的窑背上，墓碑上铭刻着“人民音乐家《松花江上》作者张寒晖同志之墓”。次年，蒋军进犯，墓碑俱毁，墓址荡然无存。

    “春暖寒晖下夕烟，松花江水流潺潺。心声岂止三千万，一曲哀歌动地天……”著名诗人萧军曾这样悼念张寒晖。民族苦难血泪中浸泡而出的《松花江上》，的确是一曲哀歌，催人泪下，使人奋起。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席柯仲平也曾赋诗悼念张寒晖：“文化山头葬寒晖，一把土来一把泪。你在这里开过花，这里把你来安葬……”

    上世纪80年代，在一次“5·23”采风中，张寒晖的夫人与十余位文化人从北京回到延安，在当地俗称文化山的小山上找到了张寒晖的墓冢。张寒晖的骸骨被迁葬至延安郊区的“四八”公墓，“归队”于昔日的战友中间，永远安息在了延安这块土地上。

    张寒晖生前谦逊自持，不露声名。当年，歌曲《松花江上》发表时，他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坚持冠以“平津流亡学生集体创作”或注以“佚名”。一些学生也常问他：“张老师，你的歌，为什么没有你的名字呢？”张寒晖对此微微一笑：“要名字干什么呢？”也许正因为没有署名，张寒晖才躲过一劫。当《松花江上》刚刚出现时，西安的国民党宪兵就说它是“赤色歌曲”，谁要唱它就有被逮捕的危险，并下令追查歌曲的作者是谁，查来查去是“东北流亡学生集体创作”。

    张寒晖除了留下《松花江上》《军民大生产》这些名曲外，还创作了《游击乐》《当兵去》等70多首抗战歌曲。但张寒晖生前并没有编印过自己的歌曲集，许多词曲散失了。陕甘宁边区文协决定搜集编印他的歌集，由他的学生、同事和他的夫人一起用回忆的方法，将他创作的歌曲一首首忆唱出来并记谱，整理成集，油印成册。1950年，西北文代会召开期间，改为铅印出版的此歌曲集成为向大会的主要献礼之一。自此，人们方知《松花江上》等歌曲的作者是张寒晖。

    如今，张寒晖早已是河北定州人的骄傲。定州市修建有张寒晖文化广场，这里矗立着高3.2米的张寒晖铜像—台基上镌刻着《松花江上》和《军民大生产》。

    2002年冬，在纪念张寒晖百年诞辰之际，西安人民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陕西师大附中校园里为他树立了一座肃穆的雕像，以铭记这位为民族抗战做出伟大贡献的人民音乐家。雕像中的张寒晖，表情沉静，若有所思，文质彬彬，意气风发。

    寒风中，陕师大附中2000余名师生再度唱响《松花江上》，以哀婉激愤的歌声迎接校友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