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萝塔·肯杰尔扎沃斯卡电影中的家园主题
阚晓华
独立电影人多萝塔·肯杰尔扎沃斯卡是波兰少壮派女导演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20世纪90年代最优秀的女性作者导演之一。多萝塔电影最明显的特征，是对社会边缘人群、弱势群体的关注，她的镜头聚焦在女性和孩童的身上，细腻地刻画出他们的孤独、苦难和坚韧。作为相对弱势的流浪儿童群体，他们观看生活的视角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就与有着美满家庭、幸福童年的孩子大为不同，“家园”与幸福是他们所不拥有但又极度渴望的彼岸之物。
完成于2011年的《明天会更好》，讲述3个在俄罗斯火车站流浪的小男孩，为了能找到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历经艰险从俄罗斯偷偷越入波兰，最终因无家可归、无人接收而被遣返回国，虽梦破心伤但对未来仍抱有希望的故事。《我是》曾荣获2006年柏林电影节的特别致意最佳影片奖项，影片讲述被母亲遗弃的小男孩不愿生活在备受欺凌的孤儿院而逃离，流浪漂泊在城市里，不停地去追寻“家园”和爱，又不断被无情剥夺但从未放弃对自我坚守的故事。《候鸟》曾经获得过1994年波兰罗兹电影节最高奖、1995年波兰电影评审团特别等奖项。影片讲述一个9岁的孤独少女出于对“爱”的渴求，“绑架”一个3岁的小女孩到天涯海角，却在此过程中培养起了自己创造“爱”的能力，最终得以摆脱孤独的故事。
这3部影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园”。电影的小主人公们都深陷在家园消失导致的孤独里，为了摆脱孤独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踏上旅途去寻觅家园，并且最终都没有寻找到渴望的家园，而是无奈地在寻找的过程中构筑起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可以看出，多萝塔的儿童电影不是给孩子看的，而是给造成孩子们漂泊的生存状态和孤独的心理状态的始作俑者——父母亦或其他成人观看的，以期唤起他们迈起改善这种境况的步伐，用家的温馨和父母之爱的无私来慰藉这些孤独的孩子们。
一、 孤独：缺失的家园
“家园”在海德格尔的观念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有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1] 由此可以推断出“家园”存在的两个条件，一为“处所”，二为“在家”之感，而“在家”之感的獲得源于以父母为主导的家人所给予的依靠、陪伴。所以说一旦缺少任何一个条件，即为“家园”的缺失。多萝塔的3部儿童电影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家园缺失背景下的孩子的种种症候，在这些表象中他们体验着共有的孤独感。
《明天会更好》里的3个小男孩是彻头彻尾的流浪儿，他们没有一个可供长期栖身的处所，而是暂时借住在火车站。导演将主人公的生活场景设置在本身具有极大流动性的火车站，暗示了男孩们的居无定所和无家可归。他们不仅没有实体的家，而且没有家人，孩子们的父母从头至尾都没有出现过，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只能通过在警局的电话那头虚构一个父亲的存在来祈祷警察能够帮助他们不被遣返。《候鸟》的主人公虽然有固定的场所可以居住，但由于母亲的缺席和母爱的不在场，空荡的房间并不能给她带来温暖和安全，小女孩一个人在屋子里噩梦连连，这里的住所非但没有成为庇护所反而成为加重女孩孤独感和恐惧的帮凶。不同于《候鸟》中母亲因忙碌而难以寻得，因劳累没有心思照顾自己的孩子，《我是》里的男孩母亲终日待在房子里无所事事，却对前来寻求母亲关怀的儿子冷漠相待，更因自己生活作风的不检点而令小男孩遭受到了众多难以忍受的侮辱。更为讽刺的是，这位所谓的“母亲”用近乎发疯的举动在极度缺爱的儿子面前，倾吐自己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对“爱”的渴求，但很明显，她的渴求只限于肉体上的满足。家园的缺失令这些孩子在无处依靠和空寂飘零的境况下难免出现身份的焦虑和精神的迷失，他们的眼神中都有那个年纪不该有的忧郁，他们的微笑寥寥无几，却不约而同地有过痛彻心扉的哭泣，内心的孤独和寂寥随着泪水的喷涌而出跃然于屏幕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多萝塔电影中的人物多以“无名化”的形象出现。《明天会更好》中的3个男孩虽然有名字，但没有姓氏。名字代表个人，姓氏则联系着一个家庭、家族、民族乃至国家，姓氏的缺失也表明了片中孩子的无根命运。《候鸟》和《我是》中则根本没有出现人物的姓名，《我是》中当男孩被问及自己的姓名时，他拒绝回答，其实是男孩在心里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认同危机，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这种现象并非因编剧和导演疏忽而遗漏，而是有意为之。“人物被简化为‘无名状态，其实质是以大众整体为表现对象，试图揭示大众生命意识形态的许多本质特征。”[2]电影里主人公的无名化，意在说明他们的命运也是许多现实中孩子的命运，影片中反映的现象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多萝塔意在由此折射出冷战结束后的东欧国家，在面临社会的剧烈转型时，所暴露出来的对儿童关爱的极度匮乏的问题。
二、 向着希望出发：寻觅家园
当家园缺失，人会自然而然生发出对家园的渴望，这种渴望会促使人们走上寻觅家园的道路，因为道路的前方意味着光明和希望。通常来说，寻觅家园的种种举动可集中体现为对母亲和母爱的追逐。“人作为自然之子，自脱离母体以后，就成为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儿，回归家园，寻找母亲——祖国·大地·故乡——母亲的形象，成为永恒的主题。”[3]《我是》中的小男孩曾两次在不堪忍受孤独时回到家找母亲，然而结果却更让他陷入痛苦和无助。第一次他母亲称他为“小宝贝”，他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可下一秒就发现在母亲身旁与她相拥而眠的陌生男子，带着羞愧与失望，男孩迅速离开了。此后虽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去，但常常在远处用渴望的眼神观望母亲的举动。第二次是他在准备远走高飞时来跟母亲告别，用紧紧怀抱的方式表达他对母亲的不舍，却遭到母亲的无端责骂，认为正是他的到来耽误了她与男人的约会，并表示再也不想见到他。小男孩的心碎了，他拿着童年的玩具踏出了那个只带给他伤害的地方。《候鸟》里的女孩对着空荡的房间、熟睡的母亲、不停地呼唤“妈妈”，张开怀抱期待妈妈的爱抚，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她试图用干扰妈妈睡觉、乃至离家出走的方式，唤起母亲对她的关注和关心，仍然无济于事。
当寻觅母亲而不得，这些孩子们也会转向其他的途径来继续对于家园的寻觅行动，表现为通过与他人的类聚驱散孤独，获得温暖、陪伴和理解。《我是》的小主人公在被“家”拒之门外的情况下，自己在废弃的船舱里建造了一个栖身之所，他发现有一个爱喝酒的小女孩经常到这边来，女孩虽然家庭美满但因自己不甚出众的相貌而遭到排斥，形成了深深的自卑心理，她的心灵同样是孤独的。就是这两个被人群排斥的小伙伴，相互依偎在破旧的船舱里，给予彼此极度需要的爱，将外界的残酷隔离在这个空间之外。《候鸟》里的少女在街道上苦苦寻求摆脱孤单的方法，她跑到同学的家找玩伴、向寻找女仆的老人自荐、和流浪狗说话、想要吸引一个外国人的关注，以上种种努力都因各式各样的障碍而不得实现。直到她偶然瞥见了一个比她更小的女孩，她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绑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耸人听闻，少女的这种行为在导演营造的唯美意境和极具象征意义的镜头下，透露出的是少女在寻找家园的道路上的全力以赴。
《明天会更好》中的母亲毫无任何踪迹可寻，所以3个孩子并不以寻找母亲为目标，他们对家园的寻觅体现在：长途跋涉、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境线，只为了有可以容纳他们的家园所在的美好明天。
三、 无奈的坚强：精神家园的自我构筑
在对家园只身寻找的过程中，多萝塔让孩子们在不知不觉地完成了精神家园的自我构筑，他们拥有了自我的小世界，从而变得坚强，不容孤独的再次侵蚀，由爱的渴求者成长为爱的播撒者，尽管这种成长是被迫的和无奈的。《明天会更好》中的3个小男孩，在从俄罗斯穿越国境线到波兰的途中，遇到的危险和障碍不计其数，他们在一次次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和困难的历练下，逐渐强大起来。尽管最终不得不被遣返回俄罗斯，其中一个男孩坚信上帝的存在，其实也是告诉他的伙伴们，找到美好明天的希望依然存在，难过的泪水也经由想起“像个绅士一样”的承诺转化成为自豪的笑容，以此完成精神家园的自我构筑。《候鸟》中的少女在和她所强制占有的小女孩在母女角色扮演的游戏中，学会了从渴望获得爱到施予给他人爱，也在施予的过程中让自己由人性转变地更成熟，对劳累疲惫的妈妈有所体谅，精神上的家园在她的内心中得以成形。
然而，不同于自然成长状态下孩子们的心智成熟，影片的主人公无一不是被迫地成长，他们成熟背后，连接着被抛弃和被忽略的事实。影片中处处可见成人元素对孩童世界的入侵和挤占，抽烟、饮酒、撒谎、观看情侣亲热、一个人生存……“凡事各有其序，勉强的、过早成熟的儿童——是精神上的畸形儿。任何过早的成熟都不啻是对童贞的破坏。”[4]在原本无忧无虑的天真童年里，这些孩子们承受了不属于他们年纪的成熟，他们的童年被过早剥夺。在多萝塔的电影中，我们看到是成人对于儿童关爱的匮乏造成了孩子童年的消逝。此外，多萝塔的家园主题电影一方面暴露出以无家可归的孩童为典型表现的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她的一种期望：即使社会现状无法一时改变，但愿每一个孤独的孩子能够在内心中构筑起一片精神家园，以稀释过于浓重的苦难。但这份坚强，着实无奈到令人心酸。
参考文献：
[1]（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5.
[2]韩燕，王姝.无名大众的生命意识形态透析[J].浙江大學学报，2006（6）：187-189.
[3]彭放.也谈“文化守城思潮”[N].文艺报，1996-5-10（3）.
[4]（苏联）别林斯基.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M].周忠和，编译.郑州：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