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克哈特的“人的发现”
摘 要布克哈特“意大利为近代欧洲第一个产儿”的看法，曾经引发学术界一百多年的学术争论——历史发展是延续的还是断裂的。但是，布克哈特的这个看法，只是他“人的发现”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对布克哈特文本的具体分析，本文认为布克哈特讲述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新人产生的途径：通过认清社会需要、技能培训、社会应用和道德提升四个步骤，方能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布克哈特“根据社会需要培养人才”，“人才要有专业特长和全面知识”，“人才必须品学兼优”的观点，对今天的人们仍然具有启发作用。
关键词布克哈特，人的发现，文艺复興，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6-0008-09
1860年，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Burckhardt，1818—1897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其中有关于人性的大量分析。这本著作中的一个说法，即“意大利是近代欧洲的第一个产儿”，引起了学术界文艺复兴是否为近代欧洲开端的争论。艾蒂安·吉尔松（Etienne Gilson）在研究阿贝拉尔（Pierre Abélard，1079—1142年）与爱洛伊斯（Heloise，1100—1163年）的通信后，认为12世纪就有个人主义;著名中世纪史专家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著《十二世纪文艺复兴》，认为“历史的连续性不允许我们将两个紧密相连的历史时期做如此鲜明而生硬的对比。当代的研究也告诉我们，与我们的认知相比，中世纪没有那么黑暗和停滞，文艺复兴也不是那么光明和突然。中世纪也曾呈现出生命、色彩和变化，有着对知识和美的渴求，在艺术、文学和制度方面，也有过极富创造性的成就”。①
近日细读布克哈特的论著，发现“意大利为近代欧洲第一个产儿”的说法，其实只是布克哈特“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命题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产生了从“人的发现”的角度来探讨布克哈特原意的想法。布克哈特注重文艺复兴意大利孕育出社会所需合格人才的现象，认为这有赖于对社会需要的清醒认识;根据社会需要培训各种技能;服务于社会并取得成就;以及最后，成功者必须品学兼优，从为自己谋利转向为众人谋福祉。本文拟就上述发现谈些看法，为研究“布克哈特命题”提供一种新视野。
布克哈特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把人的变化放到了第一位。文艺复兴孕育新人，成为他的人文主义观念中的关键性概念，也正是这个概念后来成为他衡量中世纪抑或近代社会史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出发点。布克哈特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处于新旧交替，真正能够体现社会进步的只能是有个性的自由人的出现，在他们身上，没有了中世纪的封建依附关系，却有了社会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因此，新人的出现是人文主义的本质，它体现了社会发展意向性的方向，从而与中世纪依附制下各种钳制撇清了关系。
尽管布克哈特在个人主义的标签下否定了中世纪的封建依附制度，但是他更加注重的却是社会对于新人的重建，即如何以社会需要为前提培养人才。他认为，原则上讲存在着一个不同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客观世界，这个客观世界提出自己的需要，而作为个体的人只有对这个需要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才能够获得机会并且脱颖而出。在这个前提下，布克哈特将自己的研究领域特别指向意大利社会孕育新人本身，因而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
布克哈特认为“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是不同的，前者涉及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后者却是对人的内在本质的认知。布克哈特说道：“除了发现外在世界外，文艺复兴还有一项更为伟大的成就，那就是认识并揭示了人的全部个性。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时期首先使个性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并引导个人对自我以各种形式、各种条件进行了热忱而透彻的研究。实际上，个性的发展本质上与对自己或他人的个性的认知密不可分。在讨论这两种过程的中间，我们加入了对古代文学的讨论，因为个体和人类普遍个性的认知和表现方式都受到这种影响力的作用。只有这个时代的这个民族才有这种认知力与表现力。”①
布克哈特所说的“引导个人对自我以各种形式、各种条件进行了热忱而透彻的研究”，其实就是工商业发达的意大利城邦对于所需人才的迫切要求。班尼托·德伊（Benedetto Dei）在1472年这么描写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比威尼斯美丽，佛罗伦萨的历史也比威尼斯长540年。我们身上流淌着3种高贵的血液。我们有1/3的罗马血统，1/3的法兰克血统以及1/3的菲索兰（Fiesolan）血统……我们有大约3万座房屋，这些房屋归贵族、商人、市民以及工匠所有，这些工匠每年都能给我们生产面包和肉类、葡萄酒与油料、蔬菜和干酪、干草和木材，这些商品价值可达90万达科特，你们威尼斯人、热亚那人、希腊开俄斯岛人（Chians）、希腊罗德岛人（Rhodians），经常来我们佛罗伦萨购买这些商品，对这点自然比较清楚。我们有两项货物贸易（羊毛和丝绸贸易）比你们威尼斯四项货物贸易中任何一项都要大……在那里，让你羡慕嫉妒的，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有佛罗伦萨的领事和商人、教堂和房屋、银行和办公室，以及各种佛罗伦萨货物，特别是丝绸原料和金银织锦，来自佛罗伦萨的货物比来自威尼斯、热亚那和卢卡的货物总和都还多。……我们美丽的佛罗伦萨城这些年有270家商铺属于羊毛商会，他们将货物从这里发往罗马和马齐斯（Marches）、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君士坦丁堡和佩拉（Pera）、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布尔萨（Broussa）以及整个土耳其地区。佛罗伦萨城还有83家富丽堂皇的丝绸商户的货栈，这些货栈储存着金银原料、天鹅绒、锦缎、绸缎、平纹织锦以及丝缎，这些货物会发往罗马、那不勒斯、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以及整个西班牙地区，特别是塞利维亚地区，另外还会发往土耳其和北非伊斯兰教区（Barbary）。这些货物会送到以下地区的主要商品交易会：热亚那、马齐斯、费拉拉、曼图亚以及整个意大利地区;里昂（Lyons）、阿维尼翁（Avignon）、蒙彼利埃（Montpelier）、安特卫普（Antwerp）以及伦敦。银行的数量达到了33家;家具木匠铺达到了84家，他们的生意是雕刻制品和镶嵌制品;城内和城郊凿石匠和大理石工匠作坊也达到了54家。佛罗伦萨还有44家珠宝金匠铺和30家金箔铺、银丝抽屉铺和蜡像铺……走遍世界各地的城市，你都找不到一个地方能够像佛罗伦萨一样有这么多艺术家的蜡像，努齐亚塔（Nunziata）的人物可以作为明证。②
正是这种工商业城邦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为新人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所谓复杂性，指的是城邦在要求独立之时所经历的政治博弈。布克哈特认为，这产生出一种城邦之间竞争的关系，城邦之间相同的东西在消失，而独一无二的东西却在生成。这一事实本身便证明了贵族制度的衰落和市民文化的兴起。这种变化决定了城邦的价值取向：当城邦独立时，市民文化就以如此完善的方式构成与中世纪完全不同的领域，并且孕育自己所需要的人才。布克哈特指出：
早期的意大利城市，就蕴含着以后将城市转化为国家的力量。这些城市只能结合成大的联盟;意大利的政治家们一向如此认为，尽管他们心中理想的形式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实际上，在12世纪和13世纪的战乱时期，众多城市结成了强大的联盟;西斯蒙第（Sismondi）认为伦巴第联盟（Lombard confederation）与巴尔巴罗萨（Barbarossa）进行军事对抗时期，正是可能结成广泛意大利联盟的好时机。但是一些更为强大的城邦已经显露出一些特征，使得这些方案不再具有可行性。在商业贸易上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竞争对手;他们让自己弱小的邻邦除了依赖它们以外别无他法——简而言之，它们都幻想自己能够不依靠其他人独自活着，因此铺垫下了未来夺权的道路。当贵族与平民以及贵族的不同派别之间的长期斗争削弱了组建强大政府的愿望时，当雇佣兵群愿意受出价更高的竞标者雇佣时（雇佣兵已经取代了一般的居民征兵，因为政党领袖认为后者已经不适合他们的目标了），这一目的便实现了。暴君破坏了大部分城市的自由;即便四处都在驱逐他们，但是这种驱逐并不彻底，或者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而且他们总是会回来，因为内部的条件对他们有利，而反对力量已经精疲力竭了。①
上述的发展把城邦里所有的人放到了新的竞争之中，由此突破了在中世纪封建依附体制下寻找出路的传统局限。布克哈特告诉我们：“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面——向内的探索与向外的认知——都常常掩盖在一张纱幔下，处于睡梦或半睡半醒的状态。这张纱幔是由信仰、幻象和孩子气的偏见编织成的，穿过这层纱幔看去，世界和历史都覆盖上了奇怪的色调。人们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种族，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家庭中或一个组织中的一员——仅通过一般的分类来认识自己。这层纱幔最先在意大利化为乌有;人们得以客观地对待和考虑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与此同时，人们也给予了主观方面同等的重视;人成为一种精神上的个体，并以这样的方式认识自己。”②
基于对意大利历史变化的认识，布克哈特认为，社会所需要的首先是具有政治才干的人才。以佛罗伦萨为例，布克哈特指出：“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最崇高的政治思想与最多样的人文发展结合在了一起，从这个意义说，佛罗伦萨无愧‘第一个近代国家之名。在这里，整个民族都在忙着处理一个事务，而这件事在专制的城市专属于一个家庭。那种奇妙的佛罗伦萨精神——强烈的批判性和艺术创造性——在描述和评判这种改变的同时，不断转化着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环境。因此佛罗伦萨成为许多政治学说和政治理论的发源地，充满了尝试和突然的改变，但是，又像威尼斯一样成为统计科学的发源地，而且在世界其他国家中独树一帜的是，它还是历史上现代文学的代表。”③
由于意大利城邦林立，政治上不统一，这就带来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其政治安定往往依靠的是雇佣军和外交的斡旋，只有执政能力很强的人才能够把握局势。在政治舞台上，布克哈特指出，大批杰出人才轮流出场，显然是充满政治危机的城邦不可避免的现象：“执政党更换得越频繁，越多的个体就会充分地利用权力带来的锻炼和享受。政治家和民众领袖们，尤其是佛罗伦萨历史上的政治家和民众领袖，个人的性格是如此的鲜明，以至于我们在同时期的历史上几乎找不到与他们相似的人。”④
缺乏政治稳定和足够的保卫城邦的手段，外交斡旋就成为解决政治问题的首选手段。几乎所有这些意大利城邦都是夺权的结果，这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与对其内部政策的影响是一样致命的。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国家是无保留地对待其他国家的;同一个能够创立和巩固城邦的投机游戏可能对另一个国家就不适合了。这种复杂多变的政治关系，促成了城邦外交的进步。布克哈特指出：“外交政策，像在其他国家一样逐渐获得了公共法律系统的地位。这种客观对待外交事务的态度，既没有道德顾虑，又不带偏见，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完备性，有时候可以说具有一定美感和它自己的壮丽。”⑤在这个基础上，引导出对城邦性质的判断：“不管是共和制还是专制的城邦，城邦本身都成为了早期意大利人发展的重要原因——并非唯一原因。正因如此，它是最早诞生的近代欧洲之子。”⑥
布克哈特认为，这样的环境也必然会提升城邦的内聚力，从而产生所谓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怀。布克哈特由此论证了但丁的诗篇不可能在其他地区产生：“在更早前的时期，我们到处都能发现自由个性的发展，这种自由个性在北欧要么根本不会出现，要么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呈现……欧洲其他任何国家只要还摆脱不了种族的魔咒，就不可能出现但丁的伟大诗篇。对于意大利来说，这位伟大的诗人，以及他作品中丰富的个性，是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民族象征……14世纪的意大利人对假谦虚和任何形式的伪善都知之甚少;他们都无须担心自己太奇特，或跟他的鄰居有所不同。”⑦
基于对意大利城邦和城邦需要的认识，布克哈特认为，意大利的工商业城邦为摆脱依附关系的自由人提供了一条进身之路，即通过展现自己独一无二的有用性为社会服务。这条途径甚至在专制制度下的城邦也是通行无阻的：“专制制度不仅使专制君主或雇佣兵队长（Condottiere）的个性高度发展，还使他保护或用作工具的人——秘书、大臣、诗人和伴侣——的个性高度发展。这些人被迫了解他们天性里的所有内在资源，不管是暂时的资源还是永久的资源;他们对生活的享受在于在拥有权力和影响力的短时间内获取最大的满足。”①
应该特别指出，在布克哈特看来，摆脱依附制度与成为有个性的新人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前者只是对中世纪制度的否定，具有一种消极的特质，只有当摆脱依附的自由人通过积极的尝试，将自己与社会需要融为一体，并且具有了为社会服务的技能时，其自由人的价值才被揭示出来，中世纪的依附之人才发展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人。布克哈特特别指出，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外交人才外，还有各种专业化人士，他们同样能够取得成功。布克哈特这样写道：“毫无疑问，维斯康提（Visconti）的子民通常很难维护个人和家庭的尊严，而且由于身为臣民，多数人的道德也所剩无几。但是在个性领域却不是如此;因为政治式微并没有妨碍私人生活中不同倾向、不同表现异彩缤纷地涌现出来。财富与文化（迄今为止没有被禁止展示与竞争）一直都是相当重要的市民自由，以及教会（与拜占庭帝国或伊斯兰世界的教会不同，与国家制度也不一样）——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条件都有利于个体思想的发展，党派争斗的停歇为个体思想提供了必要的闲暇。平民，淡漠政治，部分忙于严肃的追求，部分忙于业余兴趣（dilettante），似乎最早是在这些14世纪的专制国家中完全产生的。”②
布克哈特认为：社会需要的人才，既是具有专长的独一无二之人，又是具有广博知识之人。 这种有用之人，不仅善于应付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的问题，而且也是德才兼备的通才。尽管这样的人才凤毛麟角、非常稀有，但这正是社会所需，也是当时所有新人的榜样。
全面发展之人的特点是日趋完善，特别是个性方面的完善。这就是专业之外的非专业成分。例如，诗人的天职是写诗，但他的价值判断，情感品质，却有赖于他的个性完善。布克哈特是这样论述专业与非专业之间复杂关系的：
足够敏锐而老练的人或许会发现，在15世纪，日趋完善的人在不断增多。很难说在这之前他们是否作为有意识的主体，和谐地发展了他们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但是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做到了这点，这与尘世间整个人类的不完美是相容的。最好不要试图估计洛伦佐·马尼菲科（Lorenzo Magnifico）的人生中幸运、个性与才能的占比。而要看看像阿雷索斯托（Arisosto）一样的个性，尤其是他在他的讽刺诗中展现的个性。他的讽刺诗展现了个人与诗人多么崇高的自尊啊！他以嘲讽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喜悦，这是多么精妙的讽刺诗啊，它表达了多么深沉的善意啊！③
布克哈特反对把技术当成衡量新人的唯一标准，因为全面之人才能够造就大师。这样的人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也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才能够培养出来：“当这种实现最崇高个性发展的冲动与强有力而多样性的品性（它已经掌握了那个时代的所有文化要素）相结合，那么一个‘全面的人（I'uomouniversale）就会出现，这种人为意大利所独有。”他进一步指出：“中世纪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学富五车之人，因为这种学问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甚至12世纪也有通才艺术家，但是在当时，建筑的问题相对来说要简单均衡一些，而在雕塑和绘画方面，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一些。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我们发现各个门类的艺术家都创作出了全新的、完美的作品，他们还留下了个人之深刻印记。在他们研习的艺术领域之外，这些大师还对关乎人类精神的问题感兴趣。”④
但是，布克哈特却并不反对在作品中充分展现个性和独特性，可以说，他看到了伟大作品中所包含的人格力量和情感品质，这从但丁的作品中可见一斑：
甚至在但丁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些人称他为诗人，一些人称他为哲学家，还有一些人称他为神学家。他在他所有著作中都灌输了一股个性的力量，读者们除了对主题感兴趣，还深深陶醉于这种个性力量。《神曲》（Divine Comedy）稳定完整、精心细致的创作过程该需要怎样的意志力啊！如果我们研究诗歌的内容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整个精神世界或物质世界，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主题是诗人所没有洞察的;关于这些主题，诗人的言语——通常只有寥寥数语——无不是他那个时代最具分量的话语。对于塑形艺术，他是最重要的，比同时代的一些艺术家更重要——他很快成为了自己的灵感源泉。①
涉及专才和通才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布克哈特的一个看法，即这种人格力量与知识结构的多样性结合得极为紧密，甚至无法区分何为专业，何为非专业。这见之于布克哈特对另一位通才——利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年）的评价。布克哈特写道：
在所有赢得赞誉的人当中，利昂·巴蒂斯塔从童年开始就是首屈一指的。我们惊愕地读到，他有各种体操和体育锻炼的成就，他甚至能够凭双脚跃过人的头顶;他能够在大教堂里抛起一枚硬币，使硬币碰到高高的屋顶;最具野性的马匹在他身下也会瑟瑟发抖。有三件事情是他希望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完美无瑕的，即行走、骑马和谈吐。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音乐，甚至专业的评判者也会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在贫穷的压力下，他同时学习了民法和教会法很多年，直到劳累使他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在他24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记忆文字的能力衰退了，但是他对事实的领悟并没有受损，于是他开始致力于物理学和数学。他取得了各种成就和娴熟的技能，反复向艺术家、学者和各类工匠，乃至补鞋匠盘问他们工艺的秘密与特质。他顺便练习绘画与雕塑，尤其擅长塑造记忆中的极佳形象……
他的文学作品也值得一提。首先是他关于艺术的文学作品，成为开创塑造艺术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 of Form）的里程碑和权威，在建筑方面尤其如此;然后是他写的拉丁语文章——小说和其他作品——其中一些被当作古人的作品;还有他写的挽歌、田园诗以及诙谐的餐后演说。他还在四本书中用意大利语论述了家庭生活;他创作了各种道德学、哲学以及历史学著作;大量演讲与诗篇，包括一篇写给他的狗的祭文。尽管他赞赏拉丁語，但他以意大利语写作，并鼓励其他人也以意大利语写作;他自己是希腊科学的信徒，认为如果没有基督教，世界会在谬误的迷宫里游荡。人们认为他严肃或诙谐的言论都是值得收集的，其中的范例有数行之长，都摘录在他的传记里。他献出了他拥有和了解的一切，就像富人通常做的那样，毫无保留而不求回报地将自己的主要发现公之于众。但是他本性之最深处的泉流还没有被论及——他对周遭生命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同情心。目及高贵的树木和摇摆的玉米地都会使他潸然泪下;他将英俊而高贵的老人尊为“自然之喜悦”，且永不厌烦地欣赏他们。体态完美的动物会赢得他的好感，被他视作受到上天的青睐;当他罹患疾病，欣赏一眼美景就能使他痊愈，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了一次。难怪那些发现他能够与世界产生密切而神秘交流的人认为他有预言的能力。据说他曾经在事情发生几年前，就预言了埃斯特（Este）家族的流血灾祸，预言了佛罗伦萨的命运，以及教皇的死亡。据说他还能够读懂人的表情和内心。无须补充的是，钢铁般的意志铸造并维持了他的全部个性;就像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一样，他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②
对照阿尔伯蒂写的自传，可以印证布克哈特所言非虚。阿尔伯蒂写道：
他生于自由，又受到自由的教育，从幼年开始他就是同辈中的佼佼者，当时无人不赞之奇之。因为不管是学习武器、马术和乐器，还是学习文学与美术，他都十分勤奋刻苦，他醉心于探究奇特的、有挑战性的事物。因此他变得热情奋发，并预见到了所有与声望有关的事物。他放弃了其他东西，而专心致志地钻研雕塑与绘画，他想在这两个领域一展宏图，获得上流人士的认可。③
他也承认自己的奋斗是拼命的：
等他成年后，他开始忽视其他任何事情，而开始全身心地投入文学艺术的研究，还花了几年功夫学习教规和民法。在经历了如此多的不眠不休的日夜后，他因为过度学习而患上重病。在他患病期间他的亲戚们对他表现得人情寡淡，因此他在慢慢康复的过程中，暂时搁置了法律研究，而写下了戏剧《荣耀的爱人》（Philodoxeos）——当时他只有20岁。等他健康状况稍有好转，他又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他想要完成这部法律，但是他又一次罹患重病，这场重病让他备受折磨，同时陷入赤贫。他的身体变得如此虚弱憔悴，他精疲力竭，生气全无，他病得太严重了，以至于当他想要阅读的时候，眼睛几乎看不见了，身上还伴有眩晕和绞痛，耳朵也出现了耳鸣的症状。④
他具有惊人的忍耐能力：
他平静地忍受着亲属的伤害，他选择保持沉默，而不是愤怒地以牙还牙或将亲戚的耻辱和罪行公之于众。他以德报怨，对他们只有颂扬和认可。他不会因为受伤就怀恨之前他爱的人，而只是说，坏人在作恶害人方面很轻易就能超过好人。因为好人更应该忍耐伤害而不是施加伤害，因此那些不愿意伤害他人的人与随时想制造麻烦的人之间产生了不对等的斗争。他用自己的耐心打击了无耻之徒的气焰，他用自己的品德和教养让自己避免了麻烦和不幸。很多君主都很喜欢他。但是，由于他憎恶野心和谄媚，也有很多君主并不怎么喜欢他，如果他跟这些君主保持更亲密的关系的话，喜欢他的君主会更多的。①
他虚心向一切有学问的人学习：
当他听说一位有学问的人来了后，他会立刻向他展现友好的姿态，这样他可以从各个渠道学些他不了解的知识。他从工匠、建筑设计师、造船匠以及修鞋匠那里打探消息，看他们是否掌握什么自己领域罕见的、不同寻常的或特别的技艺或知识;然后他可以将这些告诉想要了解它们的同胞。他假装对很多事情一无所知，这样他就可以观察别人的才能、习惯或技艺了。他热心地观察与天赋或技艺有关的事情。②
他鄙视财物，却热情向他人提供帮助：
他非常鄙视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他将自己的钱财和物品交给朋友保管和使用。对那些他觉得喜欢自己的朋友，他不仅透露自己的事务和习惯，而且对自己的秘密毫无保留。他从来不会泄漏别人的秘密，而是一直守口如瓶。他不会拿出背叛者的书信——他可以用这书信狠狠地教训这个叛徒，但如果这诽谤者，也就是这信的主人仍然继续攻击他，他会笑着说：“嘿，伙计，你记得写过什么信吗？”对于那些特别恼人的诽谤者，他会说：“我会忍受你对我说的连篇谎话。我也很高兴通过你的谎言知道了大家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你是什么想法。你这样诽谤我只暴露了自己的傲慢，而不能让我难堪。你做的这些事情太可笑了，我得告诉你，你做的这一切除了让你自己沮丧地离开我的时候满腹怨恨，其他的什么都得不到。”③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布克哈特对通才，特别是在众多领域都颇有建树的达·芬奇（Li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赞赏不已。他指出：“莱昂纳多·达·芬奇之于阿尔伯蒂，正如终结者之于开创者，正如大师之于业余爱好者。阿尔伯蒂作品之类的作品只是对瓦萨里（Vasari）的作品补充。人们对达·芬奇性格之轮廓的印象永远都只是朦胧暧昧、遥不可及的。”④
布克哈特为什么这样赞赏通才呢？原因在于：通才具有大胸襟、大境界，他们服膺的是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使命。布克哈特认为：只有超越追名逐利，才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境界中实现自我。这也正是14世纪文艺复兴有别于中世纪文化复兴的地方：
以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其面对的是七八世纪的野蛮文化）为代表的文化，本质上也是一场“文艺复兴”，且其也只能以这种形式出现。正如在北方的罗马式建筑中，除了继承自古代的一般轮廓外，对古物之显著的直接模仿也出现了，僧侣学者们不仅逐渐地从古罗马时期的作家那里吸收了大量的素材，还吸收了它的风格，艾因哈德（Eginhard）时期开始就表现出了有意识的模仿的痕迹。
但是古典复兴出现在意大利的形式，跟它出现在北方的形式有所不同。对于这个民族来说，野蛮蒙昧的浪潮还没有过去，先前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完全消失，觉察到自己的过去，并希望使其重生。其他欧洲人，经过深思熟虑，慎重地借鉴了这一点，或古典文化的其他要素;在意大利，有识之士和普通大众都自然地认同了古典文化，古典文化对他们来说就是往昔辉煌之象征。拉丁语对意大利人来说也是简单易懂的，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无数历史遗迹和文献史料都有助于其恢复往日的文化。有了这种趋势，其他因素——历经时间磨砺改变巨大的普遍民族性格、由伦巴第人从德国带来的政治制度、骑士制度和其他北方文化形式，以及宗教信仰和教会的影响——共同作用形成了现代意大利精神，其注定要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模范和理想。⑤
可见，在布克哈特眼里，伟大之人最为高贵的品质就是为国家、民族而浴血奋斗。具体说来，就是恢复罗马光荣的使命感。他认为，意大利人对古典文化的巨大而普遍的热情直到14世纪才展现出来。为此，公民生活必须得到发展，而这只发生在了意大利，而且直到这时才发生。王公贵族和普通平民必须首先学会平等共处，并且应该有一种渴求文化，且有闲暇和方法实现这种文化的社会环境。但是，即便挣脱了中世纪的重重束缚，文化也并不能马上仅凭一己之力，就被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理解接受。它需要一位在精神领域拥有大量真理和知识的向导，这位向导便是古代文化：
意大利人满怀敬意地接受了这种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它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的主要部分。这个国家的总体条件对这种改革是有利的。自从霍亨施陶芬（Hohenstaufen）垮臺后，中世纪的帝国要么宣布放弃对意大利领土的索求，要么不能实现这种索求。教皇搬迁到了阿维尼翁（Avignon）。实际存在的大部分政权，来源于暴力与非法的手段。民族精神现在有了自我意识，需求新的稳定的赖以生存的理想。大罗马帝国的宏伟蓝图牢牢占据了大众的思想，以至黎恩济（Cola di Rienzi）竟然真的想将其付诸行动。他关于他的使命的理念，尤其当这理念第一次登台的时候，只能成为奢华喜剧;然而，对古罗马的记忆十分有助于提升民族感情。再度拥有这种文化后，实际上意大利很快重新屹立于世界最先进国家之林。①
布克哈特“人的发现”给我们的第三种启示，是在鼓励人奋勇向前的同时，特别提醒人的道德提升。他认为，个人的完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境界的提升，要求人摆脱为自己谋取利益的狭小视野，进入为全人类服务的崇高境界。
布克哈特形而上的要求，基本上是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的一种看法。但也确实可以看到，理想、意志和情感品质在人才道德价值上的重要位置。应该说，当时的成功之人在努力奋斗的时候，基本上是持一种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起来的立场。这在利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的作品中得到表述。阿尔贝蒂在1434年这么写道：
多少家族衰落毁灭了啊！甚至对于我们意大利的家族而言，要举其名或穷其数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法比（Fabii）家族、德西（Decii）家族、杜里（Drusii）家族、格拉古（Gracchi）家族、马尔切利（Marcelli）家族以及古代的其他著名家族……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愚蠢和懒惰，一个家族是不会陷入困境的。我认识到，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要么是因为他们在家族兴旺昌盛的时候不知节制，要么是因为他们身处困境的时候没有足够的智慧坚持下去;因此，命运的巨浪将他们彻底地吞没湮灭——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放弃了自己。我并不怀疑好的政府、谨慎而勤劳的家族领袖、优良的传统、高尚的行为、文雅的举止、轻松自在和知书达理会让家族富裕兴旺，因此我决定倾心研究对家族领袖和整个家族的管理有利的指导原则，它有助家族的兴旺昌盛，还能避免家族在厄运和困境中覆灭。②
这种家族的兴衰，与其说是取决于个人的技能，毋宁说是取决于个人的品质。
布克哈特却在形而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赞赏西塞罗，不在于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而是因为他深刻的思想——如何维护罗马的声誉。布克哈特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永恒被人铭记：
在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社会阶层分而居之，每一个阶级都保有自己中世纪时候的荣誉。行吟诗人和爱情歌手的诗誉是骑士团所特有的。但是在意大利，早在专制制度或民主制度之前就有了社会平等。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般社会的早期痕迹，正如后面详细论证的那样，其具有拉丁文学和意大利文学的共同根基;这样一种根基是新的生命要素生长所必需的。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补充的是，现在人们热衷研究的罗马作家，尤其是西塞罗（Cicero），作品流传最广，也最受尊崇，他们思想中渗透并充满了声誉理念，而且他们的对象本身——整个罗马帝国——在意大利人心中是一个永恒的典范。③
布克哈特完全清楚，人在追逐名利之时容易利令智昏、不择手段，他对此加以鞭挞：“人们在表面上为想要赢得并维护声誉做足准备，而这种表象时不时地被撕开，令人愕然是，在辉煌背后是绵延无尽的雄心与渴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众多重大事业中，严肃作家的动机都是取得功勋卓著、值得铭记的成就的熊熊燃烧的愿望。这种动机不仅仅是一般虚荣心的极端情况，而是某种有魔力的东西，它涉及屈服意志、利用一切手段（不管这些手段有多么凶险），它甚至漠视成功本身。”①
布克哈特论证了人的平等性，阐释了文艺复兴时期成功人士与中世纪权贵之间的不同。为此，他特别比较了中世纪的贵族礼仪与文艺复兴市民文化，指出后者更加忽略社会地位的差别。他坚信：现代社会存在的前提，只能是社会平等的稳步发展。
中世纪的特征是温文尔雅的贵族礼仪以及特有的中产阶级生活，这些在各个国家大同小异。在这些方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俗习惯与中世纪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比。它们的根基完全不同。社会交往已经达到了最理想的状态，完全忽略社会地位的差别，其完全建立在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阶层的基础上，因为那时的人们已经了解了世界。出身和血统是没有影响的，除非它带来了闲暇和遗产。但是这种论断并非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为人们有时候还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这种中世纪特色——一种维持与欧洲落后国家贵族尊严的平等的手段。但是时代的潮流向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融合稳步迈进。②
布克哈特在反复论证16世纪道德危机的基础上，阐释了只有依靠理想和信仰，才能对抗罪恶，做出正确的人生抉择：
让我们先谈论一下当时用以对抗邪恶的最坚实道德力量。那个时代最有才能的人，想要从荣耀感中寻找这种力量。这是一种融合了道德良知与利己主义的奇妙混合物，当人们丢失了信仰、爱和希望的时候——不管是不是他自己的错——他却不会失去这两样东西。这种荣誉感与自私和罪恶是可以匹敌的，而且完全可能仅仅是幻觉;但是留存在伟人的残骸中的所有高贵元素可能会汇集在它身边，而这口喷泉将会喷涌出新的力量。从超越我们常识的意义上说，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欧洲知识阶层的脑海中已然成为了一项决定性的行为测试，而且很多被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牢牢束缚住的人，在他们做出最重大的人生决定的时候，会无意识地受到这种情感的引导。③
在布克哈特看来，一个典型意义上，或者理想意义上的人，应该是一位能够以众多方式服务于社会的人。他以朝臣为例：“大臣必须擅长所有贵族运动，包括跑步、跳远、游泳和摔跤;最重要的是他要擅长舞蹈，当然他还要擅长骑马。他必须精通数门语言;不管怎样都要精通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他必须熟悉文学，他必须略懂美术。在音乐方面他也要掌握一些实用的技巧，然而对此他要尽可能地保密。对所有这些都不必太过认真，但是与调兵遣将相关的技能一定要认真对待。将这些才能和技艺融会贯通就能造就一个理想的人，对于理想的人来说，他的任何一项品质都是不可或缺的。”④
这样的一个社会人，由于优秀的道德素质，给民众带来的必然是欢乐而不是厌恶。这反映在生活的各种细节中。1555年，乔瓦尼·德拉·卡萨（Giovanni Della Casa）曾经指出，良好的生活习惯是社会人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他指出了一个总的原则：“所有违背常识或触犯个人意志和愿望，或令人不悦的行为，或者类似的让人憎恶的行为，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应当尽力避免的。我们不仅不能忍耐这种下流、污穢、令人厌恶、让人不快的事情，我们甚至连提都不能提。让人们想到这种污秽之事的行为或迹象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礼貌的。因此有些人在公共场合随心所欲地将手插在他们身上的某些部位里是令人不快的。”⑤在具体事项上，他要求人们不展示污秽之物，不在人前磨牙、吹口哨、悲泣，不要一齐尖叫、发出锉铁块般的刺耳声音、朝周围的人吐口水，打喷嚏的时候不要发出巨大的噪音，擤鼻涕的时候不要打开你的手绢等。当大家坐着谈话的时候，不要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做出怪异的无聊行为，如一会儿伸手，一会儿伸腰，一会儿打哈欠，一会儿滚到这边，一会儿滚到那边。
同样，在布克哈特眼里，人的素质和良好的生活习惯都不是小事，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性格，因而也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兴衰。他是这样分析民族性格的：
如果我们现在想要从我们对上流社会生活的研究中，总结概括意大利在那个时代最主要的民族性格，我们应该取得类似下面的结果。这种民族性格的根本罪恶同时也是它取得辉煌成就的条件，即充分的个人主义。个人首先从心理上摆脱了国家权威的束缚，实际上这些国家在很多时候都是专制国家或不正统的国家，而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不管正确与否，今天我们都称之为叛国。看到别人利己主义带来的成功之后，他也会产生以自己的力量捍卫自己权利的冲动。在想着恢复内心的平衡的时候，他由于复仇而被黑暗的力量所吞噬。为了满足自己的爱，他将自己的爱投向了其他跟他发展得差不多的个体，也就是他邻居的女人。面对着所有的客观事实——法律和其他各种束缚限制，他压抑着做自己主宰的想法，但在各种情况下，他都会作出自己的决定，根据荣誉或兴趣、一腔热情或深思熟虑、复仇或放弃，从而主宰自己的思想。①
由于上述的复杂原因，布克哈特的结论是：“如果利己主义在更宽泛或更狭隘的意义上说是万恶之源，那么就可以因此说，发展程度更高的意大利人比那个时代其他民族的人要更邪恶一些。”②
现在的问题是，即便有城邦制度，即便有文艺复兴，但塑造最完美、最理性的新人，仍然困难重重。一方面，人的天性中具有自私的成分，另一方面，封建传统也在人们身上铭刻着自私的烙印。布克哈特把这些视为历史的必然性。他说：“这种发生在他身上的个性发展，完全不是他自己的错，而是一种历史必然。这种个性发展也不只降临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主要借助意大利文化，传播到了欧洲其他民族，并且从那时起开始形成了他们必不可少的高雅气质。就其本身而言，谈不上好坏，它是必然出现的;但它孕育了一种现代的善恶标准——一种道德责任感——其在本质上有别于中世纪所熟悉的善恶标准。”③
不过，在克服人的腐败方面，布克哈特最后给出的答案还是光明的，他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必须承受一个崭新时代第一波浪潮的强力冲击。凭着自己的才能与热情，他们已拥有了那个时代所有的伟大与堕落，并因此别具一格。腐朽堕落与高度和谐的人性共存，而艺术的繁荣又给人的生活投下了一缕亮光，这亮光是无论古典文化还是中世纪文化都不能给予的。”④
虽然文艺复兴无疑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但人文主义究竟应当如何描述？是作为经济的、政治的或只是简单的文化的？的确，千百万商人、工匠、手工业者被吸引到文艺复兴运动中来，同时新的文学、艺术、社交也浸染到了意大利的每一个角落，引起人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改变。这里，布克哈特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人文主义的精粹在于培养有个性的创新型人才。他认为，14—16世纪意大利的社会发展迫切需要新型人才，这为创新型人才的出现提供机会和条件。与此同时，人开始步入高度竞争的社会，只有充分显示自己的才能和有用性才能在新的社会要求下拥有立足之地。
这种把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捆绑在一起的形势，打破了中世纪的封建依附制度的局限，出现了培养新人的新模式：认清社会需要、技能培训、社會应用和道德提升。布克哈特“根据社会需要培养人才”“人才要有专业特长和全面知识”以及“必须品学兼优”的观点，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具有启发作用。
【作者简介】朱孝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1400—1600年间的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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