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边境地区社会治理探析
胥曼
摘 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使用了社会治理的概念，旨在维护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稳定。云南边境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特点使社会治理工作面临更大更多的难题。本文在云南边境地区的发展特点和社会治理提出背景的基础下，分析各学者对于社会治理的看法。
关键词：云南邊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治理能力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国境线长4060公里（中越段1353公里、中老段710公里、中缅段1997公里），占我国陆地国境线的五分之一，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与泰国和柬埔寨通过澜沧江、湄公河相连，并与印度、孟加拉等国家临近。云南省有25个边境县，其中22个是民族自治县或民族自治地方县；1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8个边境州，其中5个是民族自治州。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已有三十余年，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内矛盾也日益凸显。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这也是党成立以来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在日后的生活中，社会治理在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社会治理能力发展的研究便成为学术界一直努力的方向。
1 云南边境地区的发展特点
（一）经济发展方面
云南边境地区地处偏远，其经济发展程度不能与一线二线城市相比，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旨在促进边境地区的繁荣稳定，但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尽人意。边境地区地广人稀，经济总量低，难以形成像发达城市那样的规模经济效应，很多物品需要从外部运输，缺少市场竞争性，导致物价偏高，加重边境地区人民的生活负担。
不同的边境地其经济发展方式各不相同，有些地区是以农业发展为主，有些则以旅游业为主，这些都给当地人民带来了不同的收益。另一方面，采取一定的外援资助来发展当地经济，比如，中心城市向边疆地区进行财力人力和物力的引进，发达边境县向不发达边境县的信息技术和资源的帮助。
（二）宗教文化方面
边境地区人口分布复杂，由于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许多同一国家同一民族的百姓被分布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国土，边境地区百姓常常可以和另一个国家的百姓遥遥相望。受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的影响，这些百姓必然会有着类似甚至相同的文化和价值观，这些长期形成的文化和价值观指引着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共同约定的规则范围内行动。此外，云南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占较大比重，宗教信仰多，宗教种类复杂，其中对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仰的人数较多。我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有些地区政府鼓励并帮助宗教的发展。
（三）教育发展水平方面
经济上欠发达，使边境地区教育基础设施跟不上发达城市的设施，由于地处偏远，使很多稍有能力和学历的教师很少会选择在边疆地区教书育人，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学生的学习水平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云南边境本身就是自然灾害多发区，每当灾害发生时，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学习效果。长此以往，很难发挥青年一代对国家、社会的积极建设性作用。
（四）社会组织发展方面
边境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社会组织难以与外界进行高效率的沟通，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和经验方面，因此从外界进行必要的输入显的尤为重要。近年来，边疆地区社会组织从外界引入人才，向发达地区引入资金和技术，这些对于边境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都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2 云南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的提出背景
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关于社会管理的一种理论，它的宗旨就是探讨如何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更加有效的管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内学术界也逐渐开展了治理理论的研究。从运行意义上讲，“社会治理”实际是指“治理社会”。换言之，就是指特定的治理主体对于社会实施的管理。
社会治理理论是西方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改革家们倡导建立最大限度的中央控制和高效率的组织机构的话，那么21世纪的改革家们则将今天的创新视为是一个以公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的复兴试验过程。”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按照十八大报告，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体格局下运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
云南边境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等特点，使社会治理工作面临更多更复杂的难题。越南、老挝、缅甸三国与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不但增加了当地百姓的收入，同时使边境的治理工作更加复杂，此外，边境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关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局势，因此，云南边境地区的社会治理工作任重而道远。
3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对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自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之后，国内学术界围绕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产生了一系列的成果。
在周庆智看来，社会体制的创新既要完善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建设，又要注重将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在法治约束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的良性互动关系。姜晓萍认为，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应该从完善社会政策体系、构建公民权利保障体系、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组织培育体系、建立社会行为规范体系、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巩固公共安全体系、健全社会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八个方面展开。贾玉娇认为，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议题，涉及顶层设计议题和落实机制议题两个方面的内容，顶层设计议题在于明确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总体思路，落实机制议题在于将顶层设计意图所确定的结构性调整和体制变革思路具体化为各项制度和机制。在此意义上，她指出，应该加强社会共享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社会参与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多维完善。李立国认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激发社会活力；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解、权益保障机制等方面开展。
参考文献
1.肖震宇.云南跨境民族地区防控人口非法流动的法律对策研究[J].云南大学学报.2010（2）：65-70.
2.理査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周庆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现代化建设[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4）：148-156.
4.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期第24页.
5.贾玉娇.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4）：99-107.
6.李立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J].求是， 2013（24）：14-18.
摘 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使用了社会治理的概念，旨在维护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稳定。云南边境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特点使社会治理工作面临更大更多的难题。本文在云南边境地区的发展特点和社会治理提出背景的基础下，分析各学者对于社会治理的看法。
关键词：云南邊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治理能力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国境线长4060公里（中越段1353公里、中老段710公里、中缅段1997公里），占我国陆地国境线的五分之一，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与泰国和柬埔寨通过澜沧江、湄公河相连，并与印度、孟加拉等国家临近。云南省有25个边境县，其中22个是民族自治县或民族自治地方县；1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8个边境州，其中5个是民族自治州。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已有三十余年，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内矛盾也日益凸显。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这也是党成立以来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在日后的生活中，社会治理在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社会治理能力发展的研究便成为学术界一直努力的方向。
1 云南边境地区的发展特点
（一）经济发展方面
云南边境地区地处偏远，其经济发展程度不能与一线二线城市相比，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旨在促进边境地区的繁荣稳定，但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尽人意。边境地区地广人稀，经济总量低，难以形成像发达城市那样的规模经济效应，很多物品需要从外部运输，缺少市场竞争性，导致物价偏高，加重边境地区人民的生活负担。
不同的边境地其经济发展方式各不相同，有些地区是以农业发展为主，有些则以旅游业为主，这些都给当地人民带来了不同的收益。另一方面，采取一定的外援资助来发展当地经济，比如，中心城市向边疆地区进行财力人力和物力的引进，发达边境县向不发达边境县的信息技术和资源的帮助。
（二）宗教文化方面
边境地区人口分布复杂，由于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许多同一国家同一民族的百姓被分布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国土，边境地区百姓常常可以和另一个国家的百姓遥遥相望。受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的影响，这些百姓必然会有着类似甚至相同的文化和价值观，这些长期形成的文化和价值观指引着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共同约定的规则范围内行动。此外，云南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占较大比重，宗教信仰多，宗教种类复杂，其中对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仰的人数较多。我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有些地区政府鼓励并帮助宗教的发展。
（三）教育发展水平方面
经济上欠发达，使边境地区教育基础设施跟不上发达城市的设施，由于地处偏远，使很多稍有能力和学历的教师很少会选择在边疆地区教书育人，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学生的学习水平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云南边境本身就是自然灾害多发区，每当灾害发生时，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学习效果。长此以往，很难发挥青年一代对国家、社会的积极建设性作用。
（四）社会组织发展方面
边境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社会组织难以与外界进行高效率的沟通，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和经验方面，因此从外界进行必要的输入显的尤为重要。近年来，边疆地区社会组织从外界引入人才，向发达地区引入资金和技术，这些对于边境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都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2 云南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的提出背景
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关于社会管理的一种理论，它的宗旨就是探讨如何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更加有效的管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内学术界也逐渐开展了治理理论的研究。从运行意义上讲，“社会治理”实际是指“治理社会”。换言之，就是指特定的治理主体对于社会实施的管理。
社会治理理论是西方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改革家们倡导建立最大限度的中央控制和高效率的组织机构的话，那么21世纪的改革家们则将今天的创新视为是一个以公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的复兴试验过程。”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按照十八大报告，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体格局下运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
云南边境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等特点，使社会治理工作面临更多更复杂的难题。越南、老挝、缅甸三国与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不但增加了当地百姓的收入，同时使边境的治理工作更加复杂，此外，边境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关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局势，因此，云南边境地区的社会治理工作任重而道远。
3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对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自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之后，国内学术界围绕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产生了一系列的成果。
在周庆智看来，社会体制的创新既要完善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建设，又要注重将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在法治约束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的良性互动关系。姜晓萍认为，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应该从完善社会政策体系、构建公民权利保障体系、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组织培育体系、建立社会行为规范体系、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巩固公共安全体系、健全社会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八个方面展开。贾玉娇认为，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议题，涉及顶层设计议题和落实机制议题两个方面的内容，顶层设计议题在于明确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总体思路，落实机制议题在于将顶层设计意图所确定的结构性调整和体制变革思路具体化为各项制度和机制。在此意义上，她指出，应该加强社会共享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社会参与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多维完善。李立国认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激发社会活力；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解、权益保障机制等方面开展。
参考文献
1.肖震宇.云南跨境民族地区防控人口非法流动的法律对策研究[J].云南大学学报.2010（2）：65-70.
2.理査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周庆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现代化建设[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4）：148-156.
4.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期第24页.
5.贾玉娇.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4）：99-107.
6.李立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J].求是， 2013（24）：1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