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地区旅游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特征研究

    杜亚楠+秦素贞

    

    

    

    摘 要：构建衡量旅游业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区域重心方法、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结合空间统计描述方法，对我国沿海11个省市区旅游业与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关系的时间序列变化与空间分异特征进行量化测度和分析。研究表明：沿海地区旅游业与城市化发展重心均位于长三角地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也仅处于初步协调阶段，但其协调程度呈现逐年增长趋势，目前已形成江苏为协调作用明显区，山东、福建、上海、浙江为勉强协调类型区，环渤海和珠三角为协调发展失调区的旅游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相互协调作用带。

    关键词：旅游业；城市化；区域重心；耦合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呈现显著增长的良好发展趋势，区域旅游业发展水平以及地位的不断提升，给区域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环境等带来深远影响，而作为旅游业发展的载体——城市，其发展水平对扩大旅游产业规模以及优化升级旅游产业结构作用显著，同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旅游也逐渐成为城市升级发展的动力之一。区域旅游业与城市化水平是否协调发展已成为目前旅游业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角度可分为对二者互动关系的探讨，如昌晶亮等（2016）[1] 认为旅游产业已成为落后地区尤其是落后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探讨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关系及影响因素，针对四种资源组合类型提炼出三种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模式：旅游城镇耦合发展模式、旅游产品加工城镇耦合发展模式、旅游服务城镇耦合发展模式；高楠等（2013）[2]、李瑶亭（2013）[3]等认为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階段，会成为促进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支持因素，城市化与旅游业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关关联作用。对旅游与城市化彼此间的单向作用的研究，如杨亚丽等（2013）[4]以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国内旅游二元结构为理论依据，研究了我国城市化水平对国内旅游业的影响；赵磊（2011）[5]分别研究了不同地区城市化对入境旅游、国内旅游以及旅游总收入的影响，发现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综上可知，目前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纵观目前大多数研究均仍停留在对其基本理论内涵解析以及互动关系作用的研究上，而对旅游产业与城市化是否相互适应以及相互间的作用程度研究尚不深入。深入分析沿海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对进一步促进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文基于当下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分别构建旅游发展系统和城市化系统，从不同角度全面剖析了两者间的耦合协调特征与作用机制，根据研究结论进而为推动沿海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和建议。

    二、指标选择与研究方法

    （一）评价体系与数据来源

    1、旅游业与城市化耦合作用机理分析

    旅游业与城市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城市化对旅游业的积极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能够改变旅游客源市场结构；其次，能够促进旅游资源合理配置、推动旅游产品转型；最后，能够促进旅游业整体优化发展。城市化具有推动地区交通条件的完善、邮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高层次人才的聚集等作用，这些对于推进城市旅游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正向优化作用。旅游业不仅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在城市化进程演化中同样起到积极作用，表现在：（1）旅游业对城市化的直接作用。旅游业的发展对城市化进程中所需的产业集聚、人才聚拢、资金技术水平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和城市功能完善方面都起着直接的影响。（2）旅游业对城市化发展具有内在优化作用。发展旅游业促使城市开始关注城市特色、人口素质、文化内涵、城市综合形象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这些因素对于提升城市软环境、防治城市消极作用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内在优化作用。

    2、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基于以上关系的分析，为揭示两系统间的协调耦合特征，遵循数据的可获得性、可靠性以及建立评价体系的完整性，分别建立旅游产业和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体系，见表1。其中，旅游收入则能够较好地反映了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地区接待旅游者数量反映了旅游业的发展规模，旅游业从业人数和旅游企业个数代表了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和潜力。城市化进程是一个综合发展的过程，包括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各个方面的提升与转换，在此以人口城市化率、经济城市化率、社会城市化率和空间城市化率来全方位综合表征城市化水平，其中人口城市化率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征，经济城市化率用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征，社会城市化率用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来进行表征。表1中涉及到的数据均来自于2006-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旅游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二）评价模型与研究方法

    1、旅游业与城市化量值测算

    由于表1中各指标层数据的量纲不同，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极值法进行标准化过程，其中数值越大越好的指标，其标准化计算公式为：，（1≤i≤m，1≤j≤n），逆向指标计算公式为，（1≤i≤m，1≤j≤n）。进而采用均方差法来确定基础指标层中各指标的权重值，计算方法如下：现根据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求出第i项指标的均值Xi和标准差σi，其中，，再根据公式：Vi=σi/∑i=1mσi，得出第i项指标的权重值Vi，结果见表1。最后利用加权求和方法测算出旅游发展水平指数以及城市化水平指数，公式为：。

    2、耦合度及协调发展度模型

    在物理学中，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6]，耦合度计算公式为：

    C={（E1·E2）/（E1+E2）（E2+E1）}1/2（1）

    其中E1、E1分别代表旅游业与城市化的量值，C为旅游业与城市化发展水平的耦合度。用耦合度C对旅游业与城市化水平两系统的协调程度进行分析时，会出现两系统发展水平都较低，但计算所得耦合度C却较高的情况，表明了耦合度不能准确反映旅游业与城市化发展的协调发展水平，故进一步引用协调发展度，这里的“发展”是系统运动的方向，“协调”则是系统对这种行为趋势的有效约束和规定[7]。旅游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度D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T为旅游业与城市化的综合协调指数，E1、E2分别代表旅游业与城市化的量值，a、b为待定系数。虽然旅游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但其并非推动城市化水平提升的唯一因素，因此结合对10位专家的访谈反馈结果，分别将a、b赋值为0.4和0.6。协调发展度的取值在0～1间，参考廖重斌[8]的研究成果，用均匀分布函数法对协调发展度进行等级划分（见表2）。

    三、沿海旅游业与城市化空间耦合特征

    （一）沿海总体耦合特征分析

    根据公式（1）、（2）分别计算出沿海地区旅游产业与城市化的综合化量值E1、E2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度C和协调发展度D，结果见图1。

    对旅游业与城市化发展水平而言，从图1中可知2005-2014年沿海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均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对两者综合化量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相关系数为0.984，表明沿海地区旅游业与城市化存在较强相关性，耦合协调的关系较为明显。从旅游业综合化量值发展趋势来看，沿海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2008年由于分别受到“非典”疫情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其发展速度变缓，2009年经济相对复苏，发展速度相对加快，2010年其增长速度则呈现相对缓慢态势，反映了旅游业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沿海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也呈现显著增长趋势，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建成区面积与区域总面积的比重以及区域固定资产投资额都显著提升，其中，经济城市化率的提高对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发展的贡献度相对较大，表明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在人口、空间、經济和社会方面都日益趋向成熟，对旅游产业的贡献力度逐渐提高。

    在旅游业与城市化间的耦合关系方面，2005-2014年沿海地区两系统耦合度一直保持在0.49左右，协调发展度位于0.46-0.74之间，均呈现出缓慢增长趋势，2007年成为了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分界，2004-2007处于勉强协调阶段，2008-2012年处于初级协调阶段。2007年之前，沿海地区旅游业发展与城市化发展水平之间协同作用不明显，相互之间的协调促进作用较为微弱，2007年以后沿海地区城市化发展速度逐渐赶超旅游业变动趋势，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给旅游产业带来的作用逐渐被重视，沿海地区开始强化两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效应，但到目前为止，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仍仅处于初步协调阶段，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对城市化的协调促进作用有待提升，为两者间协调发展度向优质协调发展提供条件。高楠[9]根据旅游业与城市化各自不同的综合量值，将协调发展度分为3种类型旅游发展滞后型、发展同步型和发展滞后型。根据图1可知，沿海地区协调发展度一直处于城市化发展滞后型，说明了沿海地区城市化的水平尚不能满足旅游产业发展的需求，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产业的发展。

    （二）旅游业与城市化空间分布耦合特征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地考察沿海11个省市区在旅游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关系的空间差异及演化特征，本文利用公式（1）、（2）得出11个省市区的协调发展指数D，并按照表2将各省市区协调发展度类型进行划分，分别做出2005年、2008年和2014年3个时间截面的空间协调类型图（见图2）。

    从时序演化来看，11个沿海省市区旅游业与城市化间的耦合关系均呈现逐渐协调趋势，海南由2005年的严重失调逐渐发展为2014年的中度失调，广西和天津由中度失调发展到轻度失调，河北由中度失调逐步发展为濒临失调，辽宁和福建由轻度失调发展为濒临失调，江苏、浙江和山东由轻度失调逐步转化为勉强协调类型，上海、广东作为旅游业和城市化发展水平都较高的地区，两系统的协调发展度也由2005年的濒临失调逐步走上勉强协调道路。虽然11个省市区旅游业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作用都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但总体来看，耦合协调作用仍较不显著，表明东部沿海地区旅游业与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协调等级仍有待提高。

    从空间特征来看，可得出以下结论：（1）勉强协调。2005-2014年，沿海11个省市区旅游业与城市化的协同效应强度较大的地区呈现由珠三角逐渐向长三角演化的过程。2003年旅游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度类型均处于失调阶段，到2014年珠三角的广东以及长三角的江苏、上海、浙江逐渐成为沿海地区旅游产业与城市化协同作用显著的地区。（2）濒临失调。旅游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效应在2005-2014年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2005-2008年濒临失调地区数由2个变为4个，发展重心由珠三角北移至长三角地区；2009-2014年濒临失调地区呈现由长三角向环渤海地区北移的态势。（3）轻度失调。2005-2008年间，天津和河北由中度失调上升为轻度失调，辽宁、江苏、浙江和山东由轻度失调类型转化为濒临失调类型；2009-2014年天津旅游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类型始终为轻度失调状态，广西由中度失调类型发展为轻度失调，河北和福建由轻度失调发展为濒临失调，从总体上看，环渤海地区的旅游业与城市化协同效应逐步提升。（4）中度失调。2005-2008年广西的协同作用类型一直处于重度失调状态，天津和河北上升为轻度失调；2008-2014年广西发展类型转化为轻度失调，海南由严重失调阶段上升为重度失调阶段。中度失调类型所在地由环渤海地区转移到珠三角地区。综上所述，沿海地区目前已形成江苏为协调作用明显区，山东、福建、上海、浙江为勉强协调类型区，环渤海和珠三角为协调发展失调区的旅游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相互协调作用带。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分析了旅游业与城市化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旅游业与城市化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区域重心和空间分析方法，从时空演化及差异角度，对沿海地区旅游业与城市化发展水平、两者间的耦合协调程度以及空间分布差异深入归类、探讨和分析，主要结论有：（1）2005-2014年沿海地区旅游业与城市化水平均得到显著提高，但其城市化的水平仍不能满足旅游业现实发展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2）对于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而言，旅游业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关系仅处于初步协调阶段，旅游业发展水平以及与对城市化的协调促进作用有待提升。（3）沿海11个省市区旅游业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且现已形成长三角地区为勉强协调类型区，环渤海和珠三角为协调发展失调区逐的旅游产业与城市化相互协调作用态势。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沿海地区旅游业和城市化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因此需要政府、企业各活动主体加大对旅游产业开发、城市功能完善等方面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为沿海地区旅游业和城市化耦合协调关系提升创造条件。（2）沿海11个省市区在城市空间、经济与人口等方面扩充时，要积极迎合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在城市建设、内涵深化、城市功能扩充、城市服务接待能力等方面，向旅游产业方向靠拢，实现不同地区旅游资源、旅游服务设施、旅游产品等各方面的创新和整合。（3）长三角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应强化城市化与旅游业两系统间互动作用和相互促进能力，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而环渤海和珠三角地区要借助旅游业和城市化发展的相互耦合协调作用，强化区域经济的集聚能力，实现沿海地区旅游业水平、人民生活质量、城市发展进程的整体提升。综上，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旅游业的城市化效度，对沿海地区旅游业与城市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昌晶亮，余洪.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16，（6）：20-26.

    [2]高楠，马耀峰，李天顺，白凯.基于耦合模型的旅游产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旅游学刊，2013，（1）：62-68.

    [3]李瑶亭.城市旅游化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以我国26个旅游城市为例[J].兰州学刊，2013，（1）：99-108.

    [4]杨亚丽，孙根年.城市化推动我国国内旅游发展的时空动态分析[J].经济地理，2013，33（7）：169-175.

    [5]趙磊.城市化对典型省际区域旅游业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1996-2008[J].人文地理，2011，（5）：99-104.

    [6]Vefie L. The Penguin Directionary of Phys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6：92-93.

    [7]Hayden B. The Carrying Capacity Dilemma [J]. American Antiquity，1975，40（4）：11-12.

    [8]廖重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热带地理，1999，19（2）：171-177.

    [9]高楠，马耀峰，李天顺，白凯.基于耦合模型的旅游产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旅游学刊，2013，28（1）：62-68.